乘著改革開放的東風，中外合作辦學應經濟全球化加速而生。作為我國教育對外開放的重要載體，中外合作辦學在推進教育現代化進程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近年來，中外合作辦學更聚焦高質量發展，不斷完善審批、管理、評估、退出機制，著力提升社會影響力和信譽度，被更多國人認可、選擇。

今年是東北財經大學國際商學院（以下簡稱“國際商學院”）建院20周年，作為中外合作辦學領域起步較早的合作辦學項目，國際商學院一直以來以培養創新型、復合型、國際化、富有社會責任感的卓越財經人才為己任，以推進全校整體國際化進程為宗旨，致力打造一流的國際商學院。近日，國際商學院院長孟韜接受《神州學人》專訪，分享學院20年來的辦學實踐和有益經驗，希望以此為中外合作辦學的高質量發展提供借鑒，也為教育研究者提供更為豐富的案例和更加多元的視角。

探索一條本土國際化道路

記者：一直以來，東北財經大學國際商學院致力于打造成為具有國際化特色和世界影響力的一流商學院，在此過程中，國際商學院積淀形成了哪些有益經驗和可借鑒的方法？

孟韜：上世紀90年代中期，東北財經大學就已開始校校合作等方式的國際交流合作，中外合作辦學項目的申請獲批在全國是比較早的。2002年，國際商學院成立。此后，國際商學院先后與英國、澳大利亞、加拿大、日本、德國等國家開展項目合作，最多的時候與5個國家開展了9個中外合作辦學項目。后來經過項目的合并淘汰，目前與英國奧斯特大學、澳大利亞科廷大學和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合作建有4個獲得教育部批準的中外合作辦學項目。通過多國合作，我們將各個國家的優勢進行了引進、消化、吸收、融合、創新。起步早、多個項目、多國合作是國際商學院快速發展形成的經驗之一。

通過這20年的辦學實踐，國際商學院還探索出一條本土國際化的道路，發展形成了擁有獨立建制的國際化學院，打造了一支國際化的師資隊伍，合作辦學的層次也在不斷提高。這些都是建成具有國際化特色和世界影響力的一流商學院的重要依托。其中，最根本的經驗是國際商學院始終以學生學習和成長為中心構建人才培養體系。

記者：您說其中一條經驗是國際商學院探索了一條本土國際化的道路，是如何探索實踐的？

孟韜：我個人認為，本土國際化是中外合作辦學發展的一個大趨勢，也是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的大趨勢。國際商學院20年的發展與我國中外合作辦學的整體發展是同步的，可以作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個樣本來看。20年來，國際商學院也始終在探索本土國際化的方法，主要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從2002年至2009年，我們共設立了9個項目，均為“2+2模式”，即學生前兩年在國內學習，后兩年出國留學，如果沒有達到出國的學術條件，可以重修課程，滿足條件后第二年再出國留學。這一階段我們主要是學習國外的教育模式。

第二階段是從2009年至2015年，我們開始探索本土國際化的道路。結合中外合作辦學經驗以及國外大學先進的教學方法和人才培養經驗，我們嘗試構建自己的國際化人才培養模式。不送學生出國，不和國外大學合作，也不拿國外大學學位，僅通過吸收國際化人才培養經驗自主培養人才，即Local Internationalization，稱為本土國際化或在地國際化。目前，國際商學院設有兩個本科國際化獨立培養專業——會計學和金融學，從最早時一個專業只招30人，到現在一個專業能招將近300人，規模擴大非常快，也側面說明社會對這種人才培養模式的認可。

第三階段是從2015年至今，國際商學院的辦學層次從本科提升到了碩士研究生。碩士研究生專業的合作方不再是國外大學，而是國際的公會組織，這是我們探索國際化的另一個思路。金融專業是和美國投資管理與研究協會合作的特許金融分析師（CFA），會計專業是和澳洲會計師公會合作的注冊會計師（CPA）。我們希望探索“課證一體化”的教育模式，“課”即課堂教學，“證”即國際職業資格證書，將與相應職業資格考試相對接的課程體系和教材嵌入教學中，以此推動實現學生在畢業時同時獲得畢業證書和職業資格證書，提高他們的就業競爭力。

本土國際化實際上也包括我們與國際公會合作的“課證一體化”教育模式。目前，我們還計劃繼續申請中外合作辦學的碩士研究生項目，我們已經探索出一種碩士研究生的國際化培養模式，正在尋找更多的模式。

以國際化特色培養一流人才

記者：中外合作辦學是拓寬人才培養路徑、創新人才培養模式的重要途徑，國際商學院為此做了怎樣的探索？

孟韜：國際商學院提出的口號是要培養扎根中國大地、具有國際化視野和國際競爭力的卓越財經人才。圍繞這一目標，我們探索形成了國際化的教學模式，包括語言國際化、教學方法國際化、教師國際化、教學環境國際化等，著力培養學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等。為深化學院國際化人才培養特色，目前，我們正在探索將書院制與國際化教學模式相結合，從學生服務和課程建設兩方面入手，打造體現“三全育人、五育并舉、三線合一”的書院制人才培養模式。書院制更加強調人才的個性化培養和對人的素質教育。為此，我們開設了“中國傳統文化與啟智明德”“中西方文化比較”等中英雙語通識課程。此外，我們給本科生配備有學術導師和班主任，讓學院內不同專業、不同班級的學生混住在一起，加強不同專業背景學生間的溝通交流，實現信息互通的效果最大化。

在課堂教學之外，我們同樣注重第二課堂和第三課堂的建設。在第二課堂，我們鼓勵學生積極參加校園內的各類文體活動，國際商學院也組織開展多類競賽活動，包括英語演講比賽、英語短劇比賽、英語配音比賽以及學院與國際公會合作的商業案例分析大賽等。

在校外的第三課堂，我們注重培養學生的職業能力，這也是國際商學院人才培養的另一大特色——實用型。我們成立了職業發展中心，專人負責職業訓練營以及實習培訓的開展，和四五十家企業簽訂了實習基地協議，有100多個課外導師。課外導師會定期給學生開講座、作報告，其中很多是職業經理人來分享他們的前沿業務和實操方法。2019年，我們申報的實踐育人項目——“教育對外開放背景下思政教育、實習實踐、課堂教學‘三線合一’的育人模式探索”入選教育部第一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精品項目。2022年1月，國際商學院獲批遼寧省高校“三全育人”綜合改革示范院（系）。這些都是對我們人才培養經驗和特色的肯定。

營造國際化育人環境也是國際商學院打造國際化育人特色的實踐之一。將國際化作為“空氣”，浸潤到學生學習生活的每時每刻。國際商學院設有獨立的教學樓，通過營造整體的國際化氛圍給予學生沉浸式體驗。如在教學樓的大廳內以及在樓梯臺階的側面貼上英語的名言名句，在一樓大廳設有咖啡廳，讓學生一進門就能聞到咖啡的香味。同時，咖啡廳也是為學生打造的實踐基地，學生可以通過競標的方式來“承包”，一年一換。四五個學生成立一個模擬公司，先撰寫商業計劃書，通過評審我們挑出最好的3本讓學生現場路演，學生還會積極地制作咖啡樣品給評委品評，我們也會找餐飲行業的專業人士參與評審來最終決定。

記者：目前的培養效果如何？

孟韜：國際商學院目前已累計有4000余人畢業，約有50%的學生選擇畢業后出國深造，就讀于哥倫比亞大學、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倫敦大學學院、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等國際名校。近兩年因為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學生出國率有所下降，但這兩年學院學生的國內保研成績十分突出，很多學生被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廈門大學、中國科學院大學等國內一流大學錄取。在就業的學生中，90%的學生在世界知名跨國企業集團、國內高層次機構、中國跨國企業中任職。我們對用人單位做過回訪調研，具有國際視野、業務能力強、綜合素質高是用人單位對我們畢業生的普遍評價。有用人單位給我們反饋說，我們的畢業生在與人溝通時很自信，應變能力也很強。這種溝通及應變能力是綜合能力的一種體現，與我們平時互動式的課堂教學是分不開的，加上英語能力強本身也是中外合作辦學學生的一大優勢。

有效推動高校改革與發展

記者：中外合作辦學在推動高校體制機制改革上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從國際商學院的實踐來看，具體表現在哪些方面？

孟韜：中外合作辦學在數十年的發展中，對高校體制機制改革起到了多方面的推動作用。

在治理結構方面，中外合作辦學探索了現代化大學制度的雛形。根據《中外合作辦學條例》，中外雙方需要共同成立一個最高的決策機構——理事會、董事會或聯合管理委員會，成員由雙方院校領導組成，負責制定合作辦學的重大決策。這是為中方母體學校做的一次管理架構上的有益探索。

在人事聘用制度方面，國際商學院進行了行政人員的聘用制度改革，以合同制為主要方式聘用人才，以及探索了教師的常任軌制（Tenure-track）。這些制度的改革對激發教職工的積極性非常有利。在人事制度上我們進行的另一個探索，是推動海外人才的柔性引進。通過和國外大學的合作，我們聘請外方高水平人才包括已退休的教師為我們講課、作報告，帶領青年教師共同開展科研等。在我們的帶動下，全校其他學院也開始通過這種方式引進人才。

我們還推動了委員會制度，國外大學尤其是英聯邦國家對質量保障體系的各種委員會特別重視，國際商學院現在已成立了學術委員會、考試委員會、學生溝通委員會等，鼓勵師生通過委員會共同參與學院的管理。此外，我們還設置了院長信箱、院長接待日等。

受疫情影響，我國學生出國學習困難。為了緩解這一影響，教育部從2020年開始發文，支持部分合作辦學機構和項目面向出國留學受阻的學生招生，且不占用高校原有招生指標，像寧波諾丁漢大學、香港中文大學（深圳）、上海紐約大學等，都接收了很多這樣的學生。這一舉措不僅緩解了學生出國學習的困難，也是一次對高考招生模式的探索和創新，相當于是以自主招生的方式將受阻學生轉到中外合作辦學。未來，中外合作辦學可以繼續探索這一方式。

記者：疫情下，中外合作辦學成為許多學子的新選擇，您如何看待疫情帶給中外合作辦學的機遇與挑戰？國際商學院是如何應對的？

孟韜：現在，有很多原來想直接出國的學生轉向了中外合作辦學，社會對中外合作辦學的關注度比以前更高了。除了剛才所說的政策支持因素外，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很多中外合作辦學項目和機構實現了“4+0”雙學位，給學生提供不出國門就能享受國外優質教育資源的學習體驗，包括國際商學院與英國奧斯特大學合作的會計和金融兩個項目。

疫情以來，中外合作辦學也面臨著很多挑戰，包括線上授課的教學質量保障等。為此，一方面，我們鼓勵海外的教師回中國，給他們提供必要的財務支持。另一方面，我們為線上授課的外教配備助教，協助他們教學。

為應對線上教學，我們在硬件設施方面進行了升級改造，現在學院共有8個網絡教室，添置了設備，增加了帶寬網速，配備智慧教室，等等。我們還加強網絡教學過程中的監管和質量保障，及時聽取學生的反饋意見，也委派負責教學的副院長、教研室主任去聽網課，了解外教及中教實際的上課情況，根據情況及時進行改善。

記者：引進和吸收進而實現中外資源的“融合”，是中外合作辦學發展的必由之路。您認為，在加快和擴大教育對外開放背景下，中外合作辦學應如何實現從引入教育資源到帶動教育國際化水平的提升，助力構建教育新發展格局？

孟韜：之前提到我們把國外優質教育資源引進后，經過吸收、消化、再創新，形成了本土國際化的方式。這種融合對全校同時起到了輻射帶動的作用，東北財經大學專門出臺了一項政策——《國際商學院本科國際化人才培養平臺建設實施方案》。以國際商學院為實體，打造實體+平臺的模式，將國際商學院的國際化經驗輻射到學校的其他學院，加強合作辦學的輻射外溢作用。

中外合作辦學在一所大學里，不應該是國際化的孤島，而是要隨著合作辦學的發展，帶動全校的國際化辦學進程。像現在，我們開始聘請其他學院的教師給我們的學生上雙語課程，通過這種方式，促使其他學院開設雙語課程，重視國際化理念方法以及雙語教學師資隊伍的建設。同時，我們每學期會讓國際商學院的外教在全校開設1-2門全英文的公共課程，讓更多的學生可以享受到優質教育資源。

這種融合輻射作用還表現在更多的方面。實際上，中外合作辦學以及教育國際化都在不斷升級。最早是校際間的交流合作，以師生互換的方式進行短期交流互換，隨后辦成了中外合作辦學項目，再后來辦成中外合作辦學機構，甚至未來會辦成中外合作辦學大學，等等。東北財經大學薩里國際學院就是由原先國際商學院的一個合作項目孵化成為現在學校的一個中外合作辦學機構。

隨著教育國際化需求的不斷升級，國際商學院又孵化促進了其他一些機構的設立。薩里國際學院是針對計劃內招生，而針對計劃外學生的需求，我們孵化了東北財經大學跨境教育研究中心，2017年時與東北財經大學出國留學培訓基地合并，成為現在的東北財經大學跨境教育中心，負責出國留學培訓、來華留學教育、高中國際化創新創建和跨境教育理論研究。東北財經大學現代供應鏈管理研究院也是由我們聘請的一位在供應鏈管理方面世界知名的學者所建立，原先研究院是在國際商學院內，成規模后就獨立出去了。

所以說，中外合作辦學是大學里非常好的一個國際化平臺，通過這個平臺可以不斷擴大視野，開展新的合作，孵化新的機構、中心，等等。將合作辦學的資源充分利用，融合再創新，提升學校以及高等教育的國際化水平。

以高水平促“雙一流”建設

記者：近年來，教育部通過“依法終止”和“退出機制”等舉措，有效保障了中外合作辦學的良性發展。在我國高等教育全面提質增效新階段，您認為，該如何有效激發中外合作辦學的內生動力，實現高水平辦學？

孟韜：“依法終止”和“退出機制”是非常必要的，有優勝劣汰才能保證良性競爭。要實現中外合作辦學的高水平辦學，我認為要繼續強化入口、出口、過程的審核，以及發揮社會監督的作用。

入口首先要嚴格，所以要嚴格新項目和機構的審批。現在審批部門對評審專家的挑選、培訓及紀律要求都非常嚴格，評審專家也都非常負責，審批的指標體系也在不斷修訂得更趨于合理。入口嚴格了，才能更好地把控出口。我曾參與過多次中外合作辦學評估，包括一些評估指標的修改，看到過有的學校在拿到評估通知后就決定退出的情況，說明評估起到了威懾作用。所以，強化退出機制依然是十分必要的。

除了出口入口兩手抓，還要加強過程審核。評估和認證就是過程，評估目前由教育部學位中心具體實施，常態化每4年一次，對于評估中發現辦學存在嚴重問題的機構和項目，會依據相關法律法規，采取限期整改、停止招生等處罰措施。認證實際上相當于擇優拔高，在認證方面還有待進一步加強。像美國國際商學院聯合會做的AACSB教育認證，以制度嚴、標準高冠居全球，獲得認證將代表著商學教育達到世界級水平，很希望中外合作辦學的質量認證也能做出這樣的“金字招牌”。通過認證，可以增強做得好的項目和機構，實現以認證促動建設。同時，通過認證樹立示范性項目和機構，帶動其他新設立或質量有待提高的項目和機構參加認證進而提高。

加強社會監督，同樣能起到促進中外合作辦學建設的作用。現在有中外合作辦學監管工作信息平臺、教育涉外監管信息網，中外合作辦學的主要信息在上面可以查到。未來，可以讓公開信息更加完善，通過信息公開來加強社會對中外合作辦學的監督，包括將評估和認證的信息向社會公布，也包括更多媒體的客觀報道以及學生、家長的客觀評價。這種更公開、更透明的方式，不僅可以提高社會對中外合作辦學的認知度，也能讓公眾更加客觀公正地看待中外合作辦學。

記者：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人民大學考察時強調，走出一條建設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的新路。您認為，中外合作辦學該如何作為，以推動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建設的進程？

孟韜：第一，要堅持擴大教育對外開放毫不動搖。雖然現在受到疫情以及國際政治關系變化的影響，但教育領域要繼續堅持開放，進一步深化國際合作與交流，以良性的互動增進互信、消除偏見。

第二，加快一流大學的建設離不開與世界一流大學合作。2018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教育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指出，要擴大教育開放，同世界一流資源開展高水平合作辦學。近幾年，越來越多的國內一流大學相繼加入到中外合作辦學的隊伍中，也吸引了更多的優質教育資源。

第三，發揮中外合作辦學的渠道優勢，建設新學科、新專業、新課程。通過與國外大學的合作引進新的學科、前沿課程，尤其是在數字化背景下，加快人工智能、機器人、大數據、金融科技等數字化專業的建設，推進“四新”學科建設。同樣，可以以中外合作辦學的方式，助力解決“卡脖子”難題。

第四，通過中外合作辦學引進海外高水平人才，助力實現中國特色、世界一流大學建設。大學建設的根本在于大師，中外合作辦學是一個國際化的平臺，用好這個平臺可以更好地吸引海外高水平人才。尤其是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中外合作大學以及一些優秀的合作辦學機構，這些院校擁有獨立的師資隊伍，在引進海外高水平人才方面更具有優勢。（記者 季昕）

來源：《神州學人》（2022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