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式現代化為進一步厘清中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價值內涵與理論框架提供了思路指引，也為中國高等教育國際化實踐的深化與轉型提供了方法論意義上的啟示。新時代中國高等教育國際化既要堅持發展的系統性、全面性與多樣性，又要堅持人才培養的核心地位與文化交流的底層邏輯，還要堅持科技創新的發展邏輯與多元網絡的合作方式。

[關鍵詞]中國式現代化；高等教育；國際化戰略

黨的二十大報告全面而深刻地闡釋了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與意義。中國式現代化已經成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邁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價值共識、核心理念和堅定信念[1]。中國式現代化從認識論和方法論創新的意義高度，為進一步調整中國高等教育國際化戰略提供了新的思想啟發和實踐指引。隨著全球全面進入后疫情時代，面對國際環境的不確定性和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歷史要求，中國高等教育國際化戰略應進一步錨定其價值定位，拓展其理論依托，持續推動高等教育國際化事業的高質量發展。

一、中國式現代化是構建新時期高等教育國際化戰略的價值遵循

自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建立后，國家發展與大學變革成為一組無法相互剝離的議題。國家社會經濟形態和文化的轉型催生了大學的組織模式變革，并擴大了其功能性外延。特有的社會經濟和文化形態決定了國家現代化進程的基本特征，而這一基本特征又規定了大學變革的方向與內容。以強調“學術自由”和“獨立探索”為內核的“洪堡模式”讓歐洲地區熱愛學術探索和知識創新的科學家趨之若鶩，開放的學術交流生態、積極的科研學術氛圍及知識產出的效率，成為德國在歐洲地區確立核心競爭力的關鍵基礎。美國則是通過派出學生赴德國學習，引入“洪堡模式”并將其與“威斯康星模式”相結合，構建了以社會服務為導向的新型研究型大學組織模式。對先進教育教學理念和組織模式的引進以及通過促進學術人員的交流互動，為美國加速向現代工業化社會全面轉型提供了強大的資源支撐。

自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高等教育國際化實踐經歷了從無到有、從低層次到高層次、從單領域到多維度的發展歷程。為中外專家搭建交流互動平臺、出國留學與來華留學規模不斷增大、中外合作辦學實踐的落地生根與逐漸深入等，不僅為中國推進高等教育現代化進程提供了過程性與條件性保障，更為邁向中國式現代化征程提供了關鍵基礎。中國式現代化的價值基礎立足于廣大人民的利益，扎根于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殷切向往與中華民族共同體對實現“大同”價值的堅定信念。面向中國式現代化的高等教育國際化既不是“美國化”“歐洲化”，更不是關上大門的“自說自話”，而應該重點強調以下價值關切。首先，我們不采納英國、澳大利亞等以市場機制為取向的高等教育國際教育發展模式，也不像部分西方國家那樣，通過有針對性地設計國際交流計劃以獲取額外的政治利益資本。面向中國式現代化的高等教育國際化戰略強調以為人民提供高質量的高等教育為基本出發點，以切實服務人民利益和國家利益為根本目標，既強調人的全面、高質量發展，也聚焦服務國家發展利益。其次，面向中國式現代化的高等教育國際化戰略強調以切實推動中華文化與他文化的交流互鑒為核心抓手，以中國在經濟與文化領域的高水平交流合作實現高度耦合為落腳點，以包容、共享、互惠、互利的合作方式，開展交流合作實踐，分享中國故事與中國經驗，促進全球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現。

二、中國式現代化是構建新時期高等教育國際化戰略的理論依托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高等教育國際化早已從高等教育政策話語的“邊緣”走到“核心”。從發展的利益偏好來看，也已從前期的政治利益偏好轉向政治、經濟和文化利益的復合偏好，實踐形式也從前期的以課程國際化、學術人員互訪的單線程機制發展到如今的以項目制、平臺化為基本特征的體系化發展模式。事實上，正如德維特（De Wit，H）、奈特（Knight，J）等學者所指出的，由于高等教育國際化實踐樣式的多樣性與方法路徑的多元化以及對高等教育國際化本質認識的多樣化，所以涉及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相關術語層出不窮，較為繁雜，但對于相關核心理論的發展并不充分[2]。德維特等學者也曾經發文對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相關誤解進行糾偏，甚至提出高等教育國際化進程已經結束的觀點[3]。

中國作為高等教育國際化的后發者，通過多種途徑對歐美國家的國際化經驗進行了借鑒。經過近70年的實踐探索，從形式、內容和路徑上積累了中國獨有的經驗，但仍然較為缺乏真正意義上的理論依托和理論視角。中國式現代化所展現的理論創新精神和對中國發展道路進行理論闡釋的獨有之道，為中國高校創新國際化戰略提供了許多啟示。首先，中國式現代化所展現的理論創新精神，為中國進一步擺脫對“以西方為中心”的國際化理論的路徑依賴、創造性地構建高等教育國際化戰略樹立了典范。中國對高等教育國際化的理論與實踐創新也將為進一步豐富世界高等教育國際化理論和實踐體系注入新動能。其次，中國式現代化強調獨立自主發展的重要性，并繼續推動本地特色化發展與面向全球化之間的相適應和平衡。面向中國式現代化的高等教育國際化戰略應進一步聚焦人員、教育教學基本要素和科技資源的“多向流動”，構建與中國發展需求相適應的“向內”與“向外”的動態平衡。最后，中國式現代化為中國校準高等教育國際化實踐目標提供了理論坐標。高質量的高等教育對外交流實踐要求強有力的有形與無形資源支撐，包括良好的經濟基礎、一流的教育教學條件、人民對開展對外交流實踐的認同，以及形成得到世界大多數同行認可的教育理念和發展模式等。其中的“高”體現在高水平的交流合作內容、高層次的交流合作方式、高產出的交流合作產出成效。

三、面向中國式現代化的高等教育國際化實踐路徑設計

（一）堅持構建原則的系統性、全面性與多樣性

高等教育國際化進入國家高等教育政策的核心話語體系，充分體現了國家希望通過體制機制化改革，系統推進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的視野和決心。以歐洲為例，歐洲各國為推進高等教育一體化進程，從1999年開始實施“博洛尼亞進程”，從政府層面到高校層面實施了一攬子政策計劃，不僅確立了國家行動框架，還為各高校預留了充分的政策對接與行動空間。當前，從縱向看，中國從國家層面統籌來華留學和中外合作辦學事業發展，取得了顯著成果，但從橫向看仍有提升空間，如中國的簽證服務體系、中外合作辦學事業、外國專家在華工作流動等領域依然存在政策銜接脫節的問題。因此，中國高等教育國際化戰略應在教育發展、科技發展、在華生活等方面制定系統的戰略規劃和政策支持。尤其應在政府、高校和高等教育利益相關者之間建立有效的溝通機制，在各級政府部門層面建立有效的工作聯動機制。此外，還應進一步提升來華留學生生源國、來華留學學習計劃及出國留學目的的多樣性，以不斷強化應對外部不確定因素影響的能力。最后，中國高校應統籌發展其“在地國際化”和傳統國際化交流能力，盡可能降低利益相關者對參與國際化事務“門檻”較高的誤解，為國際化發展紅利觸及更多學生、教師和行政人員提供信息與互動渠道。

（二）堅持人才培養的核心地位

人才是中華民族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贏得國際競爭主動的戰略資源。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人民大學考察時強調，“為誰培養人、培養什么人、怎樣培養人”始終是教育的根本問題。高校的根本任務是立德樹人。無論是作為一種發展策略，還是一種認識論，高等教育國際化戰略的構建應始終聚焦人才培養的質量與效率這一核心議題。當前，全球大學排名體系加速了國際化工具理性思維的形成，國際化發展的要素和水平成為世界一流高校的基本參照。在此情境下，中國既要為形塑中國高等教育的全球影響力贏得話語先機，又要始終堅持國際化服務人才培養質量提升基本原則不動搖。首先，無論是“在地”的還是傳統形式，高等教育國際化都需要有力的資源和政策保障。然而，這種保障絕不是“資源堆積”或“政策重疊”，而是有明顯聚焦的結構化邏輯，要在學生高質量國際化培養、高水平外國專家引進、頂尖科研合作項目合作方面形成“縱橫交錯”的相互支撐效應，促進資源的循環和政策的互補。其次，要在創新出國（境）交流計劃和國際化人才培養方式方面，尤其在教學計劃、培養方案、培養目標等方面，進一步體現對“為誰培養人、培養什么人、怎樣培養人”這一根本問題的認識，科學統籌本體化和國際化發展要素，促進人才培養質量的持續提升。

（三）堅持文化交流的底層邏輯

習近平在給希臘學者的復信中強調“要促進人類社會發展、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讓一切文明的精華造福當今、造福人類”。作為知識創新和文化傳承的重要載體，大學一直是各國開展文化交流的前沿陣地。高等教育國際化不僅致力于推動思想的互動和人員的流動，還致力于推動各國各民族人民認識事物的方式和價值觀念具有“國際性”，學會如何用“他者”視角理解他國他民族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現象。事實上，沒有文化上的互通與相互理解，高等教育國際化事業就是“空中樓閣”，不具有根本的可持續性，更無從談起對人類教育事業乃至人類文明的任何貢獻。因此，開展高質量和多樣化的文化交流實踐構成了高等教育國際化戰略的底層邏輯。中國高等教育國際化戰略應以進一步推動文化交流形式、載體和內容的多樣化發展為關鍵抓手，鼓勵中國高校梳理現有的國際交流合作網絡，基于自身的學科特色，以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議題框架，發起一批覆蓋更多群體、涵蓋更多議題及更具包容性視角的交流計劃；尤其應進一步立足于“一帶一路”倡議等區域多邊交流機制及在各大高級別人文交流機制框架，拓展與東南亞國家、中東歐國家及新興經濟體高校的長短期文化交流項目，推動文化交流的機制化發展。

（四）堅持科技創新的引領地位

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必須堅持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開辟發展新領域新賽道，不斷塑造發展新動能新優勢。大學是深入推進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和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關鍵節點。大學在科技創新領域開展國際合作具有兩方面的正當性：一是知識創新需要不同文化背景、來自不同知識領域科學家的合作；二是持續推進知識的民主化進程需要國際交流與合作的支撐。全球科技發展形勢日新月異，綜合國力競爭早已演變為科技領域的競爭，中國高等教育國際化戰略應從以下三個方面加強科研能力建設。首先，應基于現有優勢學科和潛力學科發展規劃以及國際性的科研合作平臺，結合在人工智能、區塊鏈、量子信息等基礎科學領域的研究熱點及技術方法，通過引進全球頂尖科學家、學術大師或制定定期學術交流計劃，組建科研團隊，擬定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研究方向。其次，進一步加快規劃集高新科技產業、科技研發公司、中外世界一流大學為核心的世界級科技中心和創新高地。最后，充分利用國際化資源加強科技轉化能力。拓展與全球知名跨國科技公司、制造企業的合作方式，通過設立首席科學家的制度，推動有組織科研生態的形成，從國際要素的層面進一步優化產學研的資源配置。

（五）堅持多元網絡的合作方式

高等教育領域的國際交流動因最初來自學者之間學術旨趣的趨同，具有個體性、零散性和非組織性的特點，如中世紀時期學者通過學者行會進行跨區域游學、講學等。進入20世紀80年代，高等教育的國際交流活動逐漸上升至機構層面，不斷呈現出制度化和體系化的特點，基本形成了“國家-高校-個體”的發展格局[4]。在經濟全球化的浸染下，高等教育領域國際交流與合作的形式和載體則越來越體現出一種高度網絡化、多中心化的發展趨勢，合作對象也從最初的大學、企業等傳統社會組織擴展到其他類型的社會組織，如國際組織、跨國基金會等。在“一帶一路”倡議的推動下，中國與沿線國家和地區在聯合培養學生、共建語言中心、開展多樣化文化交流項目等方面進行了實質性合作，中國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路向正逐漸從“向外”轉向“向內”。面臨復雜的外部環境，中國高校既要持續拓展與西方高校的交流合作機制和內容，又要加快與沿線國家和地區尤其是周邊國家的合作布局。面向當地的社會經濟發展需求，定制有針對性的培養計劃，推動聯合培養成效的“可視化”。

此外，中國高校應進一步拓展國際合作伙伴矩陣，強化與國際組織尤其是國際科技組織在高端培訓、高水平聯合科研等方面的合作，鼓勵中國學者深度介入全球科技治理議題，同時鼓勵更多的學科加入國際認證行列，為中國高等教育參與全球教育市場競爭贏得話語基礎。

中國式現代化徹底打破了“現代化=西方化”的迷思，為人類文明發展進步提供了有歷史意義的鏡鑒[5]。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既是中國高等教育國際化進程所面臨的最大挑戰，又是中國高等教育構建國際影響力的難得機遇。中國政府和高校應持續調整高等教育國際化戰略，為中國高等教育支撐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注入持續性的動力。（作者 鄭淳系西南交通大學文科學部助理研究員。本文系“西南交通大學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2023年專題研究項目[2682023WTD10]”研究成果）

參考文獻：

[1]江暢.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然性、合理性與正當性[J].求索，2023（01）：19-30.

[2] Jones E, De Wit H. Globa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Thematic and regional reflections on a traditional concept[J]. AUDEM: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Democracy，2012，3（1）：35-54.

[3] De Wit H. Global: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Nine misconceptions. In Mihut G., Altbach P G., De Wit H（Ed.）.U nderstanding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C].Leiden：Brill，2017：9-12.

[4]鄭淳，劉長軍.西方國家高等教育國際化實踐類型研究——基于“理想類型”的方法論視角[J/OL].西南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3（02）：1-18[2023-03-08].http://kns.cnki.net/kcms/detail/51.1586.c.20230117.1031.001.html.

[5]韓震.中國式現代化打破“現代化=西方化”迷思[N].中國社會科學報，2023-02-13（001）.

來源：《神州學人》（202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