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合作是中國和東盟區域合作的重要組成部分，自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萌芽，90年代后平穩推進，到本世紀初，中國加入WTO，特別是在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成后，不僅經濟進一步開放，與周邊國家的教育交流合作也進一步深入，中國和東盟的高等教育合作發展勢頭強勁。

留學生是高等教育國際化的一個重要指標。數據顯示，近年來中國東盟互派留學生的數量由2015年的19萬增加到2019年的26萬。在全球來華留學生中，東盟來華留學生的占比達20%（司焰，2020）。未來，隨著全球化和數字化的深入發展，中國-東盟留學事業規模將進一步擴大，雙方正努力實現2025年學生流動總規模達到30萬人次（任明超、徐銘徽，2019）。學歷互認是高等教育國際合作的基礎，是學生考量留學價值的關鍵因素。自1983年中國與印度尼西亞、老撾簽署高等教育學歷學位互認協議后，中國又先后與泰國、菲律賓、越南以及馬來西亞4個東盟國家達成了高等教育學歷學位互認協議。

中國和東盟國家在校際合作方面有突出的成績。據中外合作辦學監管工作信息平臺數據統計，教育部予以資格認定的中外合作辦學項目中，本科層次的中國-東盟合作辦學項目有21項，合作辦學機構有1個；專科層次的中國-東盟合作辦學項目有81個，合作辦學機構有4個。參加這些合作辦學項目和機構的東盟國家有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等，項目涉及理、工、商、醫、經管等學科類別。為加強同東盟的教育合作，廣西正在加快籌建中國-東盟聯合大學。自2008年起，“中國-東盟教育交流周”已連續舉辦17屆，為中國-東盟教育交流與合作搭建起溝通的橋梁。

中國-東盟高等教育合作是我國打造全方位對外開放的一面旗幟，對于推動區域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信息化時代下，數字教育成為中國和東盟高等教育合作關注的熱點。2022年第三屆中國-東盟教育部長圓桌會議強調，中方愿與東盟加強數字戰略對接，舉辦數字教育論壇，推動成立數字教育發展聯盟，促進優質數字教育資源共享，推進數字教育標準制定，以及網絡數字空間治理等方面的合作。2023年中國-東盟教育交流周開幕式上，中國-東盟數字教育聯盟正式成立。中國-東盟對數字教育的重視體現了信息化時代教育的轉型與發展。

信息化時代下中國-東盟高等教育合作的機遇

高等教育國際化在信息化時代下面臨著更高的發展要求，同時也迎來了更大的發展空間。信息的高速流通加速了商品交換的速度，提高了資源在全球范圍內配置的效率，信息化也拉近了全球各國各民族溝通交流的距離。在此背景下，中國-東盟高等教育合作迎來巨大機遇。

拓展中國-東盟高等教育合作新市場。信息化技術對教育最大的影響就是改變了教育活動發生的時間和空間，使教育不僅局限于線下物理場所面對面交互，還能實現線上虛擬空間實時或延時交互。中國和東盟的高等教育合作主要涉及互派留學生、合作辦學、資格認證以及交流活動等形式。在信息技術的加持下，中國和東盟的高等教育合作可以實現數字化轉型。例如，通過打造“數字校園”聯盟，拓寬院校宣傳、文化理解、科研合作以及資源分享的平臺。此類數字平臺具有便利性和可操作性，為學生、教師和行政人員帶來了極大的益處。同時，信息的透明性能夠讓成員間建立信任感知，使聯盟能夠加強學生和教師的流動性（胡順順，2023）。此外，在地國際化也是高等教育國際化的新形式，是教育領域中發生的除學生海外流動之外的所有與國際事務相關的活動（Bengt Nilsson，2003）。在地國際化不依靠物理空間的移動，那就需要依靠信息技術賦能虛擬出行。通過數字課堂教學、數字學分轉移以及數字資格認證等技術實現學生和教師的線上流動，拓展中國-東盟高等教育國際交流合作。

中國-東盟高等教育合作提質增效。自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自“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中國和東盟高等教育的合作迅速發展,由追求規模擴張轉向提質增效階段。目前，中國和東盟都面臨著產業轉型升級，對高素質技術技能型人才需求旺盛。2022年11月，東盟發布《東盟教育系統數字化轉型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Systems in ASEAN），提出建立一個學習資源共享、教學材料和教學內容交互的平臺，同時建立一個共享教案、教學評估、教學模板或其他教學資源的資源庫，以便東盟成員國能夠輕松適應不同國家或地域的情況。目前中國和東盟間并沒有此類資源庫，這可以成為提升雙方高等教育合作質量的路徑。通過搭建數字資源庫，將中國和東盟區域高水平院校鏈接起來，共同分享教學和科研經驗，達成合作伙伴的關系，共商高等教育提質增效。此外，東盟內部的大學網絡質量保障體系和東盟職業資格參考框架也正在積極發展中，這是建立中國-東盟區域高等教育一體化、高等教育質量保障體系的有效途徑（李小紅、彭文秋、劉馨元，2021）。高等教育質量認證統一標準關乎中國和東盟區域高等教育合作的質量，通過借助信息化時代信息高效流通的優勢建立起具有一定國際認可度的高等教育質量標準和保障系統，有助于加速中國-東盟高等教育合作高質量發展。

降低區域高等教育壁壘，強化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2013年，習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亞國會發表題為《攜手建設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的重要演講，提出加強中印尼全面戰略伙伴關系，建設更為緊密的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實現共同發展、共同繁榮。高等教育及其大學本身就是人類命運共同體中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眭依凡，2023），過去由于地理、語言等原因，中國和東盟國家高等教育的互聯互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隔閡，隨著互聯網、人工智能、大數據等高科技信息產業的興起，世界各區域間高等教育的連接距離都在縮短。便捷的溝通方式和暢通的信息共享方式將增加中國和東盟高等院校溝通和交流的機會，在溝通交流的過程中，教師、學生以及行政人員也將更加理解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的內涵和意義。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一部分，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核心是人的理念。每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在其生活和工作的領域內都有著一定的影響力，他們的思想和觀念都具有一定的輻射性。在接受了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理念后，他們在生活和工作中也許會有意無意地強化這個理念，并且傳遞給他人，而這首先需要打通中國-東盟高等教育溝通交流的屏障，信息技術無疑在其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中國-東盟高等教育合作面臨的挑戰

1991年，中國和東盟正式開啟對話進程。在多年來的共同努力下，中國-東盟高等教育合作實現跨越式發展，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然而，中國和大多數東盟國家正處于現代化轉型的關鍵期，各個領域的發展都充滿挑戰，雙方在高等教育領域的合作也同樣面臨各種挑戰。

數字鴻溝過大，難以建立超強承載力的數字化渠道。在信息化時代，數字鴻溝所造成的通聯障礙影響了中國和東盟之間的溝通與合作，匱乏的數字資源則是這一問題的要害。在《2019年東盟一體化報告》（ASEAN Integration Report 2019）中，東盟對其成員國進行了第四次工業革命準備程度評估，五項評估維度中有兩項涉及數字資源：一是信息獲取和通信技術基礎設施，二是網絡聯通情況。該報告將成員國分為四種類型：領先型，經濟基礎強勁且準備充足，該類型中新加坡位居榜首，其次是馬來西亞和泰國；傳統型，經濟基礎強勁但風險相隨，該類型代表國家是印度尼西亞；高潛力型，經濟基礎有限但準備充分，此類國家有菲律賓和文萊（由于文萊人口體量小，統計結果有一定偏差）；新生型，經濟基礎有限且未來充滿風險，此類國家有越南、柬埔寨、老撾和緬甸。由此可見，東盟國家的信息化發展差距較大，這不僅影響區域的協調發展，也會影響區域交流合作。根據《國家信息化發展評價報告（2016）》，中國信息化發展指數為72.8，在全球范圍內排名25。基礎設施建設是中國和東盟實現互聯互通的核心，東盟需要縮小數字鴻溝，而中國需要進一步提高信息化發展程度，共同建立具有超強承載力的數字化渠道，這對于雙方來說都是一個不小的挑戰。

區域高等教育集群輻射范圍較小，難以打造中國-東盟高等教育合作高地。后疫情時代，中國-東盟高等教育合作展現出一片生機盎然的景象。第十七屆中國-東盟教育交流周于2024年8月21日至8月25日在貴州省舉行。此次教育交流周舉辦各項活動約70項，簽訂各類合作協議和合作備忘錄近2000份，同時召開首屆中國-東盟千校攜手大會。雖然東盟與中國高等教育機構合作的數量有所增加，但是目前的數量仍不能滿足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的需求。東盟地區的國家總體體量小，人口密集，約有6.8億人口，高等教育機構數量僅7000余所。東盟國家高等教育機構供需不足，高等教育服務輻射范圍小，而與中國進行教育合作的高等教育機構數量稀少，中國-東盟高等教育合作輻射范圍進一步縮小。因此，東盟應在現有高等教育機構的基礎上，加強與中國的合作。通過高等教育的國際化，為東盟教育賦能。中國也應強化與東盟的合作，擴大高等教育的合作范圍。在信息化時代，教育活動的范圍已擴展至網絡虛擬平臺，線上高等教育合作還處于探索階段。而線下的教育合作方式也需要深化，如何將線上線下高等教育合作融合貫通是中國-東盟高等教育合作面臨的時代挑戰。

外部競爭激烈，中國-東盟高等教育合作優勢難以凸顯。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關于全球高等教育學生流動數據，美、英、澳等高等教育資源豐富的國家目前仍然是東盟國家主要留學目的地。這些國家的高等教育有著強大的吸引力，再加上信息技術的便利性和高效性，競爭將更加激烈。中國應該增強自身高等教育的供給，提升高等教育的質量和吸引力，積極對接東盟高等教育合作需求。在《東盟教育系統數字化轉型宣言》中，東盟提出各項改革舉措來推進區域教育系統的數字化轉型。面對東盟教育系統數字化轉型的宏觀需求，中國教育系統需要更好對接其戰略設計，回應其戰略目標（楊體榮、段尋、吳堅，2023）。同時，東盟作為一個區域性組織，其在區域高等教育國際合作中發揮的作用也至關重要。東盟成立的原則之一是不干涉東盟國家的內政。因此，東盟很難直接參與其成員國與中國的高等教育合作，同時也很難直接參與制定克服成員國之間差異的措施，它只是一個連接成員國利益的促進者。面對來自外部的競爭，東盟如何最大限度發揮自身角色作用促進中國-東盟高等教育合作是一個不小的挑戰。

中國-東盟高等教育合作的趨勢

展望未來，信息化和數字化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中國-東盟高等教育合作的趨勢也必定會朝著信息化整合及數字化升級方向發展。

發展數字資格認證系統，促進學生跨境流動。自我國與東盟國家恢復建交以來，雖然已經和6個國家簽署了學歷學位互認協議，但我國跨境質量評估與資格認證體系尚未健全，學歷學位互認進程較為緩慢（韓進，2022）。為進一步暢通中國-東盟高等教育合作道路，學歷學位資格認證必須實現全覆蓋，這是全球一體化的必然旨歸，也是構建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的必經之路。面對信息化時代所帶來的技術便利，學歷學位的數字資格認證必然會成為中國-東盟高等教育合作的新路徑。數字資格認證系統能有效降低證書頒發和管理的成本，并在私密性和便攜性方面為學生帶來額外的便利，不僅有利于增強中國和東盟學生的跨境流動，更有利于人力資源的優化配置。部分東盟國家已經認識到數字資格認證系統的重要性并著手布局。印度尼西亞2020年第七號條例允許在線教育課程在國內高等教育機構之間進行證書轉換。新加坡已啟用“開放證書（OpenCerts）”，這是一項數字認證系統，基于區塊鏈平臺并由以太坊提供支持，能夠實現安全可靠的數字證書頒發和驗證。中國-東盟高等教育合作也必須考慮到數字認證的重要性，加快中國-東盟高等教育數字資格認證系統的建設。

打造差異化高等教育合作模式，提升中國-東盟高等教育競爭力。東盟各成員國發展差異較大，高等教育合作的需求不盡相同。新加坡是最發達的東盟國家，其教育發展程度也相對較高，因此新加坡的教育非常注重公平與質量。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等國家處于中等發展水平，其教育發展強調兼顧機會與質量。而越南、柬埔寨、老撾、緬甸4個國家的發展水平相對較低，教育發展尤其注重教育機會的供給和教育規模的擴大。在信息化時代，信息技術不僅使得信息傳輸和交換的時間變短，還提高了信息傳遞的精準性和適配性。中國與東盟國家的高等教育合作應打造差異化模式，這離不開信息技術的運用。針對發展水平較高、基礎設施完善的國家，積極構建數字交互平臺，提升信息化合作模式的效率，互相學習和借鑒先進的教育實踐。而對于發展處于中等水平和較低水平的國家，采取合作模式和支持模式，包括積極探索線上線下合作辦學、信息技術基礎設施建設幫扶、提高政府獎學金名額等。

建立扁平式信息化治理體系，提升高等教育合作效率。中國和東盟國家同處在現代化發展道路上，現代化社會要求在治理上實現信息化。中國與東盟國家在開展高等教育合作時應建立扁平化的組織，轉變科層制的管理方式。跨國、跨地區的高等教育合作涉及語言文化各異、風俗信仰不同的治理主體，還涉及學校內部各部門之間的溝通與對話。傳統科層制管理辦事手續繁雜、辦事程序僵化且業務辦理周期較長，效率低下，不利于應對復雜的跨國、跨區域高等教育治理現狀。而信息技術手段能夠消除時間和空間的阻礙，以極高的效率和簡便的程序極大提高中國-東盟高等教育合作的內外治理水平。通過設置一體化的信息管理與服務平臺，將中國和東盟各國的教育行政部門、高等教育機構及其他參與高等教育國際化的部門或機構關聯起來，便于信息的傳達和反饋。治理水平的提高進一步促進雙方的溝通、交流和理解，從而優化雙方高等教育合作，形成中國-東盟高等教育合作的良性循環。（作者曾維雲系南寧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比較教育學專業在讀碩士研究生，通訊作者楊素萍系南寧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教授。本文基金項目：廣西教育科學規劃2021年度高等教育國際化專項重點課題“一帶一路”背景下廣西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機遇與路徑研究[項目編號：2021ZJY1600] 、2021年中國高等教育學會院校研究分會課題中國-東盟合作背景下地方高校國際化戰略研究[項目編號：2021ZSYXYJYB04]）

來源：《神州學人》（2024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