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光召，中國科學院資深院士、中國科學院原院長，“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著名粒子物理學家，世界公認的贗矢量流部分守恒定理的奠基人之一。

從清華、北大的高材生到“兩彈一星”的功勛科學家，周光召的一生都投入科學研究事業中。他的人生伴隨著中國由戰亂動蕩走向科技強國，他的名字也在這一歷程中散發出耀眼的光輝。

從數學少年到物理專家：物理有用，學物理吧！

1929年，周光召出生在湖南寧鄉一個知識分子家庭。他的父親周鳳九是公路工程專家。幼年時期的周光召下塘捉魚，上樹掏鳥蛋，用他自己的話來說，“稱得上是一個頑童”。由于父親工作繁忙，周光召與兄弟姐妹平時難得與父親親近，周光召回憶：“在我的記憶中，那時的父親忙著修公路，我能跟他在一起的時間很少。至于說到他對我有什么影響，也說不出太多，但他修路一向認真，這種工作態度給我以深刻印象。”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周光召無憂無慮的童年戛然而止。小學時期的周光召輾轉湖南、貴州、四川等地，在混亂和漂泊中度過，過早的坎坷和艱辛造就了他堅毅的性格。

抗日戰爭爆發后，周光召和他的家人一起逃往重慶避難。其間，其父被派遣修建一條重慶到云南的公路。母親隨父親一起住在西昌，小小年紀的周光召和哥哥被迫獨立，留在重慶南開中學住宿。在南開中學的5年里，周光召課業成績并不十分出色。然而，一位名叫唐秀穎的年輕教師改變了他。唐秀穎老師活潑生動的教學課堂、跳脫書本的判題方式，令周光召對數學的愛好與日俱增。家庭的熏陶、老師的教誨，鼓勵著少年時期的周光召，培養了他腳踏實地、潛心鉆研的科學精神。

1946年，動蕩的中國獲得了暫時的平靜，周光召回到湖南。因為沒有找到合適的地方念最后一年中學，周光召被逼無奈只好去考大學，他進入了清華大學的先修班（相當于高中的最后一年）學習一年。在那里，周光召認識到自身的不足，開始埋頭奮進。“那個時候晚上圖書館沒人管，我就愿意去管。那樣我就可以坐在圖書館里去多學一點，所以花了很艱苦的努力才跟上了整個學業。”可能是由于父親的影響，周光召最初并沒有考慮學習物理，而是傾向于學習工程，他認為學習工程對社會更有實際用途，并且更容易找到工作。但1945年原子彈爆炸了，周光召的同學陳遠（陳布雷的兒子）對政治十分敏感，他認為這個事情很重要，學物理很重要，就對周光召說：“去學物理吧！”正因好友的這一席話，對物理尚一無所知的周光召，改學了物理專業。

在大學期間，對周光召影響最大的是“清華四杰”之一的王竹溪先生和時任清華大學物理系主任的葉企蓀先生。留英回國的王竹溪作風極為嚴謹，對學生的要求也非常嚴格。“嚴師出高徒”，上他的課，“要非常聚精會神才能學好”。除了學問之外，周光召還學到了做科學的基本態度——嚴謹。王竹溪的嚴謹，葉企蓀的愛國，為還在清華求學的周光召打下了做學問的底色。

不畏權威、堅持真理，杜布納初露鋒芒

20世紀50年代，蘇聯在杜布納成立了聯合原子核研究所，其設備和科研力量在當時世界居領先水平，吸引了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眾多科學家前往，共同開展高能物理研究，中國也派出了大批學生留蘇。周光召當時在北京大學任講師，勤勉努力的他曾經有3次機會被派去留學，但因種種原因最終都未能成行。周光召淡然處之，“它沒有影響我任何的情緒。我在哪兒工作一直是盡我最大的努力，所以他們才會一次次地來推薦我。在王竹溪先生、彭桓武先生的教導下，我也不太有那種非要到什么地方去才能夠使得自己得到進步的想法。”去了更好，不去也沒什么，這就是周光召的態度。1957年，北京大學再次推薦周光召留學蘇聯，這一次，28歲的周光召懷著對妻子及尚在襁褓中的女兒的深情眷戀，踏上了前往杜布納的求學之旅。

那個年代，中國比蘇聯落后得多。在蘇聯老大哥的眼里，中國人是來向他們虛心學習的，于是姿態高高架起。這讓有強烈民族自豪感和不服輸精神的周光召陡然升起一股豪氣。“不能讓他們看不起中國人”成了周光召廢寢忘食學習物理的動力。在杜布納的4年中，周光召充分利用研究所豐富的信息資源，夜以繼日地閱讀、研究、思考、求證。“物理確實是很奇妙的，所以等你逐漸熟悉了以后，你就會被它自身的規律性和美所吸引。”在實驗室中，高能加速器發出的低沉轟鳴聲伴隨著周光召，他完全沉浸在令人著迷的物理世界里，如癡如醉。在這里，周光召充分展現出他杰出的物理才華，兩次獲得研究所的科研獎金，發表了33篇論文。其中，《極化粒子反應的相對論性理論》《靜質量為零的極化粒子的反應》在散射理論中最先提出螺旋態的協變描述；《關于贗矢量流和重子與介子的輕子衰變》是最早討論贗矢量流部分守恒（PCAC）的文章之一。周光召提出的弱相互作用中的部分贗矢量流守恒律，直接促進了流代數理論的建立，是對弱相互作用理論的一次重要推進，得到國際上的承認和很高的評價，引起了國際物理學界的普遍重視。當時國外報道稱：“周光召的成果震動了杜布納。”

盡管是以學習的姿態在杜布納工作，周光召還是在科研中堅持真理、堅持自我，面對權威敢于提出疑問。他在一次討論會上向一位蘇聯的學術權威提出了相異的觀點，對方未經深思熟慮便將其視為荒謬之論，當場予以駁斥。但周光召不氣餒、不反駁，在會議之后用了100多天的時間反復求證，一步一步嚴格推導，最終發表題為《相對性粒子在反應過程中自旋的表示》的論文。后來，美國科學家在研究中也得出了相似的結論。這下，蘇聯的專家無話可說。不打不相識，這位莫斯科大學的教授和周光召就此結緣，后來成了很好的朋友。周光召在談及這件事時說：“自己提出的不同意見遭到反對是很自然的事情。一個大國看不起小國、弱國是很平常的。這是一種人性的弱點，科學家也會這樣。所以我始終教導我們的人要對年輕人、對一些落后國家的人要非常尊重，不要去隨意地看不起人家。學術討論本身就應該是一個平等、自由的學術空間，討論和辯論是正常的。既然我看出那個結論存在問題，就要把它做到底，也算是為中國人爭口氣吧。”

回憶起在杜布納的經歷，周光召表示，在杜布納學到最多的是對思維方法的訓練，它使人在面對一個未知的問題時，能夠找出最佳的方法入手解決。“從學校一直到畢業，每段時間都在訓練，不過那個時候是一種更高層次的訓練。”這些經驗，為后來周光召與他的同事白手起家開展核武器理論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隱姓埋名制“兩彈”：我只是十萬分之一

就在周光召在科學研究領域迅速取得進展之際，中蘇兩國的關系卻變得日益緊張。1959年，蘇聯單方面宣布撤離所有在華工作的專家，中國已經開始的原子彈事業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當時的中國科學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長、中國原子彈項目的領頭人錢三強正在蘇聯進行訪問。他特意前往杜布納，與中國科學家們進行了深入交流。這次意義非凡的會談對周光召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回國參與原子彈事業，等于放棄手中已有的科研成果，在新的領域重頭來過。但大家毫不猶豫，快速達成共識，“作為新中國成長起來的科學家，我們時刻準備放棄我們的基礎研究，接受國家交給的任務，我們深信，中國一定能造出自己的原子彈”。1961年2月，周光召等人踏上了歸國的旅程，與鄧稼先、彭桓武等人一道，加入了中國原子彈研究的核心團隊。從那時起，周光召開始了長達10余載隱姓埋名的生活，默默無聞地為中國的國防科技事業貢獻著自己的力量。楊振寧后來說：“光召兄的回來，使得中國1964年爆第一顆原子彈，早了一兩年。”

雖然沒有在現場親眼看見原子彈爆炸時刻的震撼，但成功爆炸那一刻的心情是欣喜萬分的。周光召回憶起那一刻的感受，如是說：“‘兩彈’這個歷史的責任交給我們，我們能夠參與，而且完成，那是人生中做的無愧于國家，也無愧于自己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一直強調，這個事情并不僅僅是一個集體的事業，它的最可貴之處，是訓練出來一個很好的集體，能夠團結一致，能夠為了一個共同目標去奮斗。”

1999年9月1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0周年慶典前夕，周光召作為對“兩彈一星”研制作出杰出貢獻的23位科技專家之一，被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授予崇高榮譽。在雷鳴般的掌聲和芬芳的鮮花中，他保持了謙遜的態度：“‘兩彈’有功人員遠遠不止幾十位，為此拋灑心血甚至獻出寶貴生命的是一大批默默無聞的人。我是個很普通的人。如果把制造原子彈比作撰寫一篇驚心動魄的文章，這文章是工人、解放軍戰士、工程和科學技術人員不下10萬人譜寫出來的，我只不過是十萬分之一。”

奉獻自我、開創新路，推動科學院體制改革

因為投身于“兩彈”的核心研發，周光召在物理學界“消失”了19年之久。1979年，他重返理論物理的研究領域。學習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為了彌補十幾年的空白，必須抱著小學生的心態，從基礎重新學起。即便才華橫溢如周光召，在重返理論研究領域之時，也深感要在短時間內迎頭趕上學術界的最新進展并非易事。改革開放之后，鄧小平深感科學技術的重要性。為了加快科技進步的步伐，周光召邁出了國門，在美國和歐洲各待了1年，利用國外便捷的條件與國際同行建立廣泛聯系，彌補與世界理論物理學界的科研差距。

1980年，周光召受邀前往美國，在弗吉尼亞大學和加利福尼亞大學擔任客座教授。在美國，他被視為中國理論物理學界的領軍人物，受到了美國物理學界的高度重視。美國物理學會主席甚至為他特別組織了一場學術會議。對一位外國科學家如此高規格地接待，在美國物理學界是相當罕見的。20世紀80年代初，美國紐約市立大學授予他榮譽科學博士學位后，他對記者說：“我認為這不僅是我個人的榮譽，也是中國科學家的榮譽，這表明中國科學家在最近這些年所做的努力已經開始在國際上得到了承認。”在美國的歲月中，周光召為中國完成了兩件大事：一是和美國物理學會達成協議，促成中國科學工作者赴美留學，增加學術交流機會，擴大學術交流平臺；二是幫助中國物理學會恢復在國際組織中的席位。

完成了在美國的教學與研究工作后，周光召轉赴歐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擔任研究員。就在周光召滿懷熱情開始新的學術生涯之時，一個重大的人生轉折又出現在他面前。

1982年2月，周光召的訪問還沒有結束，國內傳來急電，要他一定回國。回國之后才知道，是中國科學院把他選為黨的十二大代表。同年，周光召被任命為中國科學院理論物理研究所所長。“參加黨的十二大以后，就要我到科學院工作。那時候我才真正感覺到又發生了一個人生的大轉折。”國家期望他在中國蓬勃發展的現代化進程中扮演更加關鍵的角色，肩負起更加重要的任務。面對國家需要，周光召毫不猶豫，義不容辭。

隨后，周光召又先后擔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院長。那段時期對中國科學院來說，是一段充滿考驗的歲月。周光召作為中國科學院當家人的第一步戰略舉措，就是進行科技體制改革。

1985年，周光召以副院長的身份在全院工作會議上第一次講話，并向全院同志吐露心聲。他說，雖然他還帶著忐忑不安的心情上陣，但是當他看到普通的科技人員因勞累過度而昏倒在工作崗位上，看到在中國科學院有很多勤奮敬業的同志，他增添了信心和力量，他們是推動中國科學院發展的真正動力。

1987年周光召主持工作后，根據國家發展整體戰略和科技投入的實際狀況，制訂了“把全院的主要力量動員和組織到為國民經濟服務的主戰場，同時保持一支精干隊伍從事基礎研究和高技術創新”的辦院方針。他針對舊體制中的所有弊端采取了一系列開創性舉措：提出“一院兩制”構想，改革運行機制、管理和評價體制；改革撥款制度，逐步實現分類管理；探索建立現代院所制度；打破封閉體系，率先建立面向全國的基礎研究基金（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的前身）；創建開放、流動、聯合、面向全國的開放實驗室；大力推進成果轉化工作，鼓勵科研人員帶著成果創辦高技術開發公司，孵育出聯想、三環、地奧、尼賽拉等一批知名高新技術企業，使科研工作真正進入經濟領域，為國家發展高新技術產業作出重要貢獻。

周光召不僅重視學科的建設和發展，尤其重視基礎研究工作。他指出，學科的發展一定要按比例分階段進行。同時，必須組織精干的力量開展基礎研究和高新技術跟蹤。他親自領導創建面向全國的第一個開放實驗室，他說：“開放實驗室是未來科研組織的雛形，是‘國家隊’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一種試驗，如果成功就很有價值。要特別強調它們對國家的意義。要真正辦成全國科學家的科學院。”事實證明，正是這全國第一個開放實驗室的建立，對我國基礎研究隊伍的重整和發展起到了重要示范引領作用。

周光召由理論物理學家轉型為科學管理工作者，為了履行好新職責，他在個人科研領域作出了很多犧牲。剛被任命為中國科學院副院長時，他依然堅持每周到研究所與兩名研究生進行交流。當時，理論物理研究所暫設在中關村第一小學對面的簡易平房中，研究人員普遍缺乏獨立的辦公空間。周光召僅擁有半間小房間，用于與學生見面。帶完這批學生，周光召就再沒有招收研究生，也沒有再用“博士生導師”的頭銜。他的論文發表數量急劇下降，直至完全停止發表理論物理領域的研究論文。正是這種嚴謹的學風，讓周光召能夠在2005年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學術年會期間，直言不諱地對記者們說，做官和做科學研究不能兼得。

然而，周光召在科學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也獲得了世界范圍的認可，他先后被美國科學院、第三世界科學院、俄羅斯科學院、保加利亞科學院、歐洲科學院、蒙古科學院等11個國家和地區的科學院選為外籍院士。

1996年，中國科學院紫金山天文臺觀測發現的、國際編號為3462號小行星，被命名為“周光召星”。2022年，他獲得中國物理學會終身貢獻獎。周光召先生，一位真正的大師，他的精神，如星辰，永遠在人們心中閃耀。（作者 丁文郁就讀于江蘇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江蘇師范大學留學生與近代中國研究中心）

來源：《神州學人》（2024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