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新型研究型大學的發展經歷了制度破冰期、政策賦能期和戰略升維期三個階段。與傳統高校相比，新型研究型大學具有踐行開放式創新的核心競爭優勢：通過內部能力夯實創新根基，依托外部協作構建資源網絡，借由文化生態保障開放效能。為加快推進開放式創新從框架構建向深度落地轉變，新型研究型大學應通過培育開放式創新基因、連接開放式創新網絡和弘揚開放式創新文化等實踐路徑，實現自身從知識生產者向創新生態組織者的角色躍遷。

◎關鍵詞  新型研究型大學；開放式創新；創新基因；創新網絡；創新文化

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加速突破，科學技術和經濟社會發展加速融合，創新資源在世界范圍內加快流動。面對全球科技創新趨勢，世界主要國家都將高等教育作為重點關注領域，并在國家戰略中對其進行優先布局，加強前沿新興領域人才儲備，抓住重大科技創新關鍵環節，深化產學研融合。在此背景之下，新型研究型大學應運而生，并憑借自身靈活的體制機制、跨學科的整合能力、科教融匯的使命導向，逐步突破傳統辦學范式，日益成為連接知識生產與社會需求、促進創新要素高效流動的關鍵樞紐。本文基于開放式創新理論視角，從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的戰略高度出發，系統梳理新型研究型大學的崛起歷程與發展優勢，探討其通過開放式創新激活高等教育系統整體創新動能的具體實踐路徑。

為創新而生：新型研究型大學的崛起

以人工智能、大數據等為代表的顛覆性技術正呈現出集群式突破態勢，對既有的學科架構與辦學范式構成前所未有的挑戰。在此背景下，新型研究型大學“為創新而生”，成為響應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助力科技自立自強的重要新興力量。新型研究型大學的崛起是高等教育主動適配科技革命與服務產業發展的必然產物，近年來呈現出從個體先行探索到區域集群涌現的演進特征，并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高等教育制度創新樣本。

1.制度破冰期：改革“試驗田”的初創探索（2010—2015年）

從21世紀第二個十年之初開始，新型研究型大學建設進入探索起步階段。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科技創新工作，堅持把創新作為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把科技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為顯著提高科學研究水平和成果轉化能力，南方科技大學和上海科技大學陸續成立，新型研究型大學初現雛形。2012年，南方科技大學正式成立，在改革開放先行地深圳邁出探索建設創新型大學的步伐。南方科技大學以“小而精”“國際化”為特色，作為高等教育綜合改革的實驗載體，率先開展諸多創新實踐。2013年正式成立的上海科技大學則依托上海張江科學城，聚焦生物醫藥、人工智能領域進行探索和創新，推動長三角區域經濟向高端制造與數字經濟轉型。這一時期，新型研究型大學建設主要由少數先行者進行理念和制度突破，重點圍繞體制機制改革和學科布局調整進行局部突圍，雖尚未明確提出新型研究型大學的名稱并形成規模效應，但已經獲得較高的社會關注度，并為后續新型研究型大學發展提供了重要借鑒和示范引領作用。

2.政策賦能期：“雙一流”建設驅動的生態重構（2015—2020年）

2015年，國務院印發《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總體方案》，正式啟動“雙一流”建設工作，這深刻重塑了高等教育發展格局和創新生態，為新型研究型大學發展注入強大動力。“雙一流”建設通過確立績效評估和動態調整機制，引導建設高校在不同學科領域追求卓越，實現特色發展。這一動態競爭機制為新型研究型大學建設提供了歷史機遇、制度空間、資源保障和明確目標，有效回應了新型研究型大學在建設過程中面臨的“為何建”“如何被認可”“資源從哪來”等核心問題。同時，“雙一流”建設作為衡量地方高等教育發展水平的核心指標，為新型研究型大學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政策引擎，部分經濟發達但高等教育資源相對薄弱的地區為提升城市能級和核心競爭力，積極投入資源發展新型研究型大學。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西湖大學，其由頂尖科學家發起，以杭州市西湖教育基金會作為舉辦方和捐贈基金籌資主體，開創了社會力量舉辦、國家重點支持的新型研究型大學的先河，標志著組織形態的多元化突破，成為新型研究型大學的杰出典范。這一時期新型研究型大學的發展基本形成了“政策引導—地方響應—社會參與”的協同創新網絡，充分凸顯了政策杠桿效應。

3.戰略升維期：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的系統整合（2020年至今）

2020年，習近平總書記在科學家座談會上的講話中強調“要加強高校基礎研究，布局建設前沿科學中心，發展新型研究型大學”[1]，從國家頂層設計層面提出了發展新型研究型大學的戰略目標。同時，隨著南方科技大學、上海科技大學等新型研究型大學成功入選第二批“雙一流”建設高校，并在學科評估、科研成果等方面展現出強勁影響力，進一步證明了新型研究型大學建設路徑的可行性。在此形勢下，香港科技大學（廣州）、福耀科技大學、大灣區大學、寧波東方理工大學、深圳理工大學等一批新型研究型大學建立。這一時期新型研究型大學發展的核心特征是國家戰略需求牽引下的系統集成，新型研究型大學也成為實現國家科技自立自強的關鍵載體。

總而言之，我國新型研究型大學的崛起歷程，本質上是“為創新而生”，并與完善國家創新體系的主脈絡同頻共振。其發展的時間脈絡折射出政策迭代對科技革命的呼應，空間分布則體現了區域發展戰略與資源稟賦的耦合。新型研究型大學以制度型后發優勢實現跨越式發展，其崛起充分體現了社會需求與政策導向，是區域創新生態系統演化的重要產物。

開放式創新：新型研究型大學的時代使命與發展優勢

發展新型研究型大學是黨中央基于世界科技發展大勢與我國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判斷提出的重要戰略布局，是對我國高等教育改革與創新驅動發展的重要戰略部署[2]。隨著全球創新格局的深度調整，新型研究型大學作為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重要載體，既肩負著助力國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培養適應未來挑戰的創新型人才的時代使命，也在打破學科壁壘、深化產學研用融合、構建開放協同創新生態等方面展現出顯著優勢。

1.新型研究型大學的時代使命

在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培育壯大新質生產力的戰略進程中，高等教育作為科技第一生產力、人才第一資源、創新第一動力的關鍵交匯點，其戰略地位愈發凸顯。這也意味著高校需要積極承擔新的時代使命，在更加開放系統中培養人才、聚焦創新驅動并服務國家戰略。簡而言之，高校辦學模式應從內部系統的“封閉式創新”走向聯動內外的“開放式創新”。

開放式創新理論是由亨利·切薩布魯夫（Henry Chesbrough）在其代表性著作《開放式創新》中首次提出，他將“開放式創新”定義為一種全新的實踐范式，要求企業充分利用內外部創新資源，最大限度地提高創新效率[3]。他認為，20世紀的典型創新模式是“封閉式創新”，即創新屬于企業內部的事務，企業通過雇傭最好的員工進行創新，而較少考慮外部的供應商、消費者的創新需求[4]，進入21世紀以來，越來越多的企業紛紛開始轉向開放式創新模式。開放式創新理論的核心并非單一的資源獲取策略，而是依托從內到外的變革實現創新效能躍升的系統性范式，具體包括內部能力、外部結構與環境支撐三個維度：組織內部的創新基因是能力基礎，決定組織吸收利用外部資源的質效；組織外部的創新網絡是結構載體，打通知識雙向流動的通道；組織包容的創新文化是支撐保障，消解開放模式運行中的觀念壁壘與風險顧慮。這三者之間相互依存、動態促進，共同構成了開放式創新的核心解釋框架。

將開放式創新視角從企業領域延伸至高等教育領域，可以發現，高校的發展同樣需要有效整合內外部知識、激活創新潛力。這就要求高校從“知識孤島”轉向“創新網絡節點”，更加主動肩負起以開放促創新、以融合促發展的時代使命。相較于傳統高校，新型研究型大學更善于打破組織邊界，促進知識、技術、人才等創新要素在基礎研究、技術攻關與產業應用等場景之間的交互與高效流動，在開放式創新方面具備明顯發展優勢。

2.新型研究型大學的發展優勢

第一，內部創新能力強大。開放式創新理論明確將組織內部創新能力作為開放模式有效運行的前提。新型研究型大學通過聚焦發展目標、創新體制機制、推動成果轉化三大內生能力建設，夯實開放式創新的內部基礎。一是以創新發展錨定目標。新型研究型大學通過聚焦國家戰略發展前沿領域、響應產業變革需求。例如，西湖大學僅設立理、工、醫、生命科學四個二級學院，并優先打造由施一公、陳十一等科學家領銜的生物醫學新技術平臺、先進微納加工與測試平臺等基礎科學與前沿技術高精尖平臺，突出學校特色[5]。二是以機制創新支撐運行。新型研究型大學普遍采用富有彈性的制度框架，為其適配開放式創新需求提供了關鍵支撐。三是以成果轉化聯通內外。新型研究型大學在科研機制上通過自主知識產權運營、技術授權、初創企業孵化等多種路徑釋放學術價值。例如，上海科技大學通過建立以創新創業為學科建設重點的創業與管理學院、成立技術轉移辦公室等，構建了學院加機構組成的創新創業生態系統，推動全校科技成果轉化[6]。

第二，外部創新協作網絡暢通。新型研究型大學憑借其開放的制度設計與跨學科組織模式，天然契合開放式創新網絡的內在要求，通過打造高水平師資隊伍、與企業共建聯合實驗室等多元協作機制，實現人才、技術、資金的動態配置與高效流轉，這一資源整合能力使其成為開放式創新網絡中的關鍵連接者。例如，南方科技大學在人才資源上遵循放眼全球“引才”，不拘一格“用才”，搭建平臺“育才”，用心用情“留才”的原則[7]，通過構建涵蓋人才引進培養、激勵支持與服務保障的全方位舉措，形成了一支結構優良、充滿活力的高素質教師團隊；上海科技大學在技術資源上實現共建共享，與溢達集團共建“上海科技大學—溢達集團聯合實驗室”[8]，發揮人才培養及學科研究的獨特優勢，將傳統制造企業在轉型發展中的技術、管理等方面的需求與學校科研團隊研發結合起來。此外，新型研究型大學還通常擔任創新聯盟的發起者或核心節點，整合多方資金、設備與數據資源，提高重大創新任務的承擔能力和資源運籌效率。

第三，創新文化環境成型。新型研究型大學通過構建鼓勵探索、包容失敗、促進交叉、面向應用的文化體系，為創新生態提供深層支撐。一是倡導“敢為天下先”的探索文化。新型研究型大學普遍注重培育高風險高回報的科研文化，鼓勵學者挑戰重大科學問題與關鍵技術瓶頸。二是塑造“無界融合”的交叉文化。新型研究型大學通過打破學科壁壘和機構邊界，積極推動科教融合、產教協同，形成開放、協作、共享的組織氛圍。以香港科技大學（廣州）為例，該校系統推進學科交叉，設立“樞紐+學域”的創新組織架構，組建社會、功能、信息與系統四大樞紐，每個樞紐均連接多個學科領域，并下設若干無嚴格學科邊界的“學域”。這些“學域”隨現實問題演變動態調整，聚焦新興領域研究方向，為高水平科技創新團隊提供集成攻關的載體[9]。三是樹立“創新為用”的應用文化。新型研究型大學將學術價值的現實轉化嵌入組織文化內核，以解決區域發展需求和產業核心技術問題為使命。

以開放式創新激活高等教育：未來新型研究型大學何為

新型研究型大學通過打破傳統學科邊界、重構知識生產模式、深化產學研融合等舉措，初步展現了開放式創新的制度活力。然而，相較于全球頂尖研究型大學成熟的創新網絡，我國新型研究型大學的開放式創新仍處于戰略布局的起步階段，其制度設計、資源整合能力及持續創新機制尚需在更深層次、更廣范圍實現提升與突破。

1.做開放式創新基因的培育者

開放式創新的核心在于內外部知識要素的雙向流動與價值轉化，創新基因的培育是新型研究型大學深化開放式創新的關鍵任務。新型研究型大學應圍繞招生選拔、課程設置、評價體系等機制進行全過程的突破，進一步打破標準化培養模式對學生創新潛能的限制，推動人才培養范式向個性化精準培育轉型。

一方面，要在招生源頭上更好選拔出創新潛質者。遴選出“具有創新潛質的學生”是開放式創新基因培育的基本前提，學生是否具備問題發現意識、跨領域協作能力以及知識遷移素養，直接決定了后續創新活動中知識轉化的效率與質量。對于中國新型研究型大學而言，可嘗試將學生創新潛質考察嵌入綜合素質評價體系，實現從結果篩選到過程評估的轉型。未來也可考慮增設“跨學科問題解決工作坊”“科創項目復盤答辯”等動態環節，重點評估學生在真實任務中展現的批判性思維與知識整合能力。

另一方面，要在課程體系、評價機制上進一步高揚創新導向。我國不少新型研究型大學在課程設計上都遵循學科交叉融合的理念，立足于培養學生的復合思維能力，但不少大學課程整體還是更偏向于理論推演或實驗室研究，還要進一步加強現實問題導向的課程設置。荷蘭埃因霍溫理工大學的“工程師的挑戰”課程，主要是通過讓學生參與非洲太陽能供水系統設計等真實項目[10]，培養其跨文化協作與系統思維能力。我國新型研究型大學可因地制宜，嘗試構建“國際問題庫+本土實踐基地”的聯動平臺。此外，還要更加深入地推動評價機制轉型。不少新型研究型大學遵循創新成果不可替代的評價原則，把評價標準從數量轉向質量。例如，西湖大學明確不以論文發表數量作為申請博士學位的前置條件，著重審查學術成果的創新性[11]。今后應進一步突破論文導向的評價窠臼，建立多維創新績效評估模型，將項目迭代記錄、專利轉化率、解決復雜實際問題能力等納入考核指標，并引入產業導師參與畢業答辯，建立“學術共同體+產業共同體”的雙重評價機制。

2.做開放式創新網絡的連接者

實現開放式創新的關鍵是外部資源的獲取與內外整合。因此，新型研究型大學應結構化地嵌入產業網絡，構建多主體協同的創新循環體系，實現知識、人才與資源在開放式創新中的高效流動，催化開放式創新成果的產生，并通過這一先行探索反向推動傳統高校重新審視自身定位，以產業需求為導向革新辦學模式。

一方面，應完善“學界—業界”人才流動的旋轉門機制。新型研究型大學要進一步突破傳統人事制度的約束，建立靈活多元的人才雙向流動機制。可借鑒德國慕尼黑工業大學的“雙聘教授”制度和英國帝國理工學院的“學術企業家”崗位設置，嘗試實施“引企入教”與“教授入企”雙輪驅動：既通過與龍頭企業合作設立聯合教席，將企業頂尖研發人員直接聘為大學正式教授，并鼓勵校內教師帶著研究問題定期深入企業一線“取經”，將一定的工作時間用于創辦衍生企業或擔任企業技術顧問。此外，為推動這一機制的穩定運行，新型研究型大學應出臺相關制度準則予以保障，如建立類似“學術—產業時間賬戶”的量化管理機制，明確教師在校企間的角色邊界與權益分配規則，既打破人事壁壘又防范利益沖突。

另一方面，應更有組織地推行科教融匯人才培養項目。以人才培養作為連接紐帶，架起校企間深度互動的橋梁。香港科技大學（廣州）的紅鳥碩士項目已展現出良好的示范效應，該項目通過在人才培養過程中實施學術導師、企業導師與創業導師協同的“三師制”指導模式，將高校的學術資源、企業的市場資源和創業孵化機構的實踐資源進行有效整合[12]，促進創新主體間的知識流動與技術對接，形成了協同創新的網絡雛形。這一多元導師協同機制通過校企間的深度互動促進知識溢出與技術轉移，加速科研成果向實際生產力的轉化。“三師制”指導模式目前尚處于試點階段，今后可嘗試將其進行規模化推廣，從碩士階段的點狀實踐，升級為覆蓋本碩博全學段的系統性工程。在這方面，斯坦福大學的“Bio-X計劃”頗具參考意義，該項目將生物學、醫學、工程學等專業的學生納入校企聯合課題，學生在企業研發中心完成實踐環節，成果直接轉化為專利申請或初創公司技術基礎[13]。我國新型研究型大學可結合實際情況借鑒并改造此類模式，如在本科階段設立“微碩士”聯合培養方向，推動跨學科課程模塊與企業真實項目結合；在博士階段設立“產業博士班”，圍繞企業創新需求開展高水平研發實踐，形成貫穿本碩博的全鏈條產教融合體系。

3.做開放式創新文化的弘揚者

新型研究型大學的“迭代”發展，其核心驅動力不僅依賴資金投入、基礎設施等硬件條件，更在于內化于組織肌理的文化基因。新型研究型大學作為文化引領者，應先構建起內生于自身的文化生態，進而通過輻射效應助力整個高等教育系統完成文化基因的系統性升級，為我國建設創新型國家注入持久的文化驅動力。

一方面，錨定核心價值，筑牢創新文化根基。文化的本質是一種共識性的價值體系，新型研究型大學須先回應為何存在、為誰服務的根本問題，將抽象價值理念轉化為可感知、可踐行的行動準則。這一過程需確立“育人—科研—社會”的三維核心使命框架：在育人層面，強調真實問題導向與跨學科素養，致力于培養具有創新能力與全球協作視野的復合型人才，超越傳統學術精英的培養范式；在科研層面，摒棄論文導向的跟風式研究，轉向需求導向的原始創新，以解決人類社會重大挑戰作為科研最高價值追求；在社會層面，主動融入區域創新網絡，通過共建聯合實驗室、對接產業集群等方式，推動科技成果轉化，強化社會服務功能。在此基礎上，“開放”應成為其文化基因的核心，具體體現在打破學科界限、鼓勵人員流動、推動知識開源共享等方面。同時，應建立容錯機制，明確將探索性失敗視為創新過程中的寶貴資源；要真正確立學生在創新中的主體地位，構建師生平等、共治共享的學習共同體。

另一方面，落地實踐載體，激發創新文化活力。文化的生命力在于融入師生日常行動，只有將開放式創新從制度要求轉變成行為習慣，文化才能真正煥發活力。在這方面，不能僅僅依靠大學，還要以產業協同踐行開放文化。新型研究型大學可以聯合企業、科研院所成立“創新聯合體”，圍繞智能制造等關鍵領域，整合高校基礎研究、企業需求與中試能力、政府政策支持，使師生在協同攻關中真正理解開放協作的價值。此外，還要以豐富多彩的校園活動營造創新氛圍。在校園活動中，應將創新從科研領域延伸到生活場景。如舉辦“創新失敗分享會”，邀請科研團隊、企業負責人分享失敗案例與經驗啟示，并在校內媒體開設“容錯先鋒”專欄，展示本校或全球頂尖學者的標志性失敗案例，并設立“國際開放周”，邀請海外高校師生入駐開展聯合科研與課程共建，推動全球協作落地為校園日常。

展望未來，新型研究型大學應在鞏固現有成果的基礎上，進一步強化戰略布局的系統性與可持續性，尤其是在打破線性學制約束、完善容錯支持機制、構建多維評價機制以及深化國際協同創新等方面實現更大突破。同時，應充分發揮其“鯰魚效應”和制度擴散功能，通過文化輻射與模式輸出，帶動整個高等教育體系向更加開放、融合和高效的方向演進，為加快建設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高地提供堅實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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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促進高等教育與科技創新、經濟發展更好結合研究”（23ZDA059）的研究成果]

【作者：陳先哲 徐培鑫，單位：華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

（原載2025年第21期《中國高等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