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圣陶“教是為了不教”教育思想在其產生和形成過程中，基于20世紀中國社會變革發展與文化教育改革實踐，在繼承和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教育思想的同時，以“欲運我靈思與世界學術接觸”（葉圣陶語）的開闊視野和中國氣派，對西方早期現代教育理論特別是杜威的教育理論進行了本土化借鑒、創造性轉化和跨時空超越，為新時代教育工作者增強歷史自信和文化自覺、開拓國際視野、深化教育改革創新、構建中國特色現代教育學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啟示和理論資源。

“教是為了不教”教育思想萌發

20世紀初的辛亥革命特別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打開了國人眼界。人們紛紛開始自覺借鑒西方先進思想文化，來觀察思考中國之國運以及文化、教育等問題。

從某種意義上講，葉圣陶也正是在西方早期現代教育理論影響下走上從教之路的。1912年1月，蘇州第一公立中學堂即草橋中學校長袁希洛對即將畢業的葉圣陶等學生指出：“立國之本，首在教育。只有振興教育，養成獨立、自尊、自由、平等、勤儉、武勇、綿密、活潑之國民，才能發達我中華民族的國勢。”這促使有志于“改革我同胞之心”的葉圣陶產生了“得一教員之職亦佳”“新民之基礎須是賴焉”的強烈意識和愿望，并毅然選擇了將教師作為畢生之職業。自到言子廟小學任教之日起，他就嘗試剛剛傳入我國的“實用主義教育法”，努力引導兒童于“樂為研習之境”。

1915年，葉圣陶應邀到上海執教尚公學校，正值袁氏復辟、民族危難之際。在《新青年》召喚下，他更加自覺地以世界學術視野，廣泛接觸西方先進思想文化包括西方早期現代教育理論，將之作為“救國之道”、改革之鑒。他一邊博覽培根的“惟行論”、柏格森的“創造的進化論”、康德的“一己所向往”人生論、大住嘯風的《新思想論》等，乃悟得“教育之要點，當無逾養成兒童正確精新之思想能力”等新理念；一邊又將體現民主與科學思想的“兒童本位”“實用主義”“自學輔導主義”等教育主張和方法，具體運用于教育實踐，包括國文等課教學改革和教材新編，學生課外書報閱讀和采訪寫作指導，以及修學旅行、參觀工廠、到鄉村捕捉昆蟲制作標本等實踐活動的組織。這樣的研究與實踐，在1917年葉圣陶到了吳縣縣立第五高等小學后，有了進一步拓展，推動了他基于本土實踐而又有世界視野的教育改革探索和教育思想萌發。

在葉圣陶接觸的西方先進思想文化特別是西方早期現代教育理論中，對其后來教育改革探索和教育思想形成具有重要影響的，自然是杜威的教育理論。

杜威的教育理論，即民主主義教育理論，又稱實用主義教育理論，“把民主主義的發展與科學上的實驗方法、生物學上的進化論思想以及工業的改造聯系起來”，對傳統教育進行了顛覆性批判，提出了“兒童中心論”“教育即生長、即生活、即經驗改造”“學校即社會”“從做中學”等一整套現代教育理論。

如果說，葉圣陶早在從教之初就接觸、效法了“實用主義教育法”，那么后來，隨著新文化運動進展，杜威來華講學（葉本人曾親聆杜威的教育演講），特別是在葉圣陶深入進行教育改革探索，孕育產生“教是為了不教”的教育思想中，他對杜威教育理論的那種接觸、效法，就變成了更富有理性自覺和深度的借鑒、轉化乃至超越。

“教是為了不教”教育思想的兒童觀、教育本質觀

葉圣陶“教是為了不教”教育思想對杜威教育理論的借鑒、轉化和超越，首先體現在作為其邏輯前提和起點的中國現代兒童觀、教育本質觀的構建中。

杜威徹底批判傳統教育脫離兒童，強迫兒童接受知識灌輸和道德訓誡的弊病，提出了變革教育的“兒童中心論”。他分析了兒童自動求知生長的本能，進而指出現代教育的本質，即“教育不是把外面的東西強迫兒童或青年去吸收，而是須要使人類‘與生俱來’的能力得以生長”。

從《今日中國的小學教育》《小學教育的改造》以及后來的許多著作中可以看到，葉圣陶不僅很早主張并一貫堅持“兒童本位”“學生主體”的觀點，而且對兒童具有自主學習、發展、創造的需要與潛能以及由此決定的現代教育本質作了具體、獨到的分析和揭示。葉圣陶認為，兒童是自身學習成長的生命主體，自有適應實際生活需要求知求行、活動創造的本能、欲望和興趣。同時，他又特別指出，兒童“固有文藝家的宇宙觀”，“以直覺、情感、想象為其生命的泉源”。因此，在葉圣陶看來，教育就是“要以教育的價值為出發點，適應著學生的天性”，指導他們學習各種科目，“最要緊的是引導他們練成能處置未來，進而使自己成為更高尚的人的動力”；“教育方面，宜將兒童所固有文藝家的宇宙觀善為保留。一方固須使其獲得實際生活所需的知識，一方更須以藝術的陶冶培養其直覺、感情和想象，實際生活能和藝術生活合而為一，自然是最合理想的事”。

后來，在我國教育改革和發展中，葉圣陶又進一步闡明，兒童是“有生機的種子”，“本身具有萌發生長的機能，只要給以適宜的培育和護理，就能自然而然地長成佳谷、美蔬、好樹、好花”。“教育的性質類似于農業”，“最主要的就是給受教育者提供充分的合適條件”，“讓他們能動地利用這些條件，在德智體各方面逐步發展成長，成為合格的建設社會主義的人才”。

葉圣陶這些論述，立足我國現代社會變遷與兒童發展變化的現實，在一定程度上借鑒并轉化了杜威關于兒童具有學習本能、教育即促使兒童本能生長的理論。從一開始他就建立了兒童兼具求知者與文藝家生命特征、教育即將實際生活與藝術生活合而為一的兒童觀和教育本質觀，時至新時期他又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精華，以其對兒童是有生機的種子、教育即給以適宜的培育和護理，讓其自然而能動地成長成才的科學理解，實現了對杜威兒童觀和教育本質觀的超越，形成了“教是為了不教”教育思想的科學基礎，是具有中國特色的、深刻反映兒童生命自然與社會文化教育之關系的現代兒童觀和教育本質觀。

對“教是為了不教”的目的和價值不斷進行構建和闡述

葉圣陶“教是為了不教”教育思想對杜威教育理論的借鑒、轉化和超越，深刻體現在作為其核心內涵和理念的中國現代教育目的與價值的構建中。

杜威認為，在建立既有個人自由又能共享利益的民主社會中，“教育的目的是要養成配做社會的良好分子的公民”。其中包括兩大方面：一是“須養成智能的個性”；二是“須養成共同活動的觀念和習慣”。教育養成良好公民，“不但是使新生一代適應當前的環境，還要養成他們繼續不停地適應那未來而迅速發展的廣大世界和日新月異的民主社會”。

葉圣陶在教育改革探索中，始終抓住“為什么而教”這一核心問題，對“教是為了不教”的中國現代教育的目的和價值不斷進行構建和闡述。五四時期，葉圣陶基于他的新人生觀和兒童觀，提出教育的目的和價值是順應社會與人的“進化之理”和未來之需，“使兒童在行為上得到新的人生觀”，養成“自覺的，自動的，發展的，創造的，社會的”品德和習慣，“以至于達到最高的高度”，成為自主、健全的“現代人”“現代公民”。新中國成立后，葉圣陶概括教育的目的和價值為“不教”或“不需要教”，即要使學生“疑難能自決，是非能自辨，斗爭能自奮，高精能自探”，成為具有獨立自主品格和能力，能夠“服務為人民，于國多貢獻”的建設人才。在20世紀80年代，葉圣陶強調作為教育目的和價值的“不教”，最根本的是要使每個人通過接受教育和自我教育，都能適應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適應世界與自身的變化發展，成為能夠終身學習、自強不息，知變求變、改革創新，共建共享社會和國家繁榮昌盛的新人。

這些論述深刻反映了我國社會變革發展與人的變化發展對教育的根本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借鑒了杜威關于現代教育目的及其人的個性與社會性、適應性與發展性相結合價值尺度的理論，并加以本土化、時代化；同時又是基于我國五四時期以來社會與教育變革實踐，繼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教育思想精髓，超越杜威的教育目的和價值論，構建了作為“教是為了不教”教育思想核心理念的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現代教育目的和價值。

探索“教是為了不教”的教育教學體系

杜威基于他的經驗論哲學和教育實踐，把養成民主社會公民的教育目的和“兒童中心論”“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等思想貫徹于學校教育教學。他提出，“學校科目的互相聯系的真正中心，不是科學，不是文學……而是兒童本身的社會活動”，并且創建了以“從做中學”為基本原則、以思維開展為內在邏輯的探究性活動課程與教學理論和模式。

葉圣陶在探索構建“教是為了不教”的教育教學體系中，多方面借鑒和轉化了杜威的課程與教學理論。他在探索“教是為了不教”的課程教材和教學方法時指出，課程教材，要“以兒童生活為中心，取材從兒童周圍開始，隨著兒童生活的進展，逐漸拓張到廣大的社會”；并且“適合兒童學習心理”，“盡量容納兒童文學及日常生活上需要的各種文體”，創設引導兒童自主探究、欣賞、練習等活動情境，不斷增強“科學性”和趣味性。在教學方面，葉圣陶十分注重學生思維的發展。他強調，“訓練思想，就學校課程方面說，是各科共同的任務”；語文教學更要“把思想語言文字三項一貫訓練”。他立足我國語文課程、教材、教學尤其是閱讀和寫作教學改革實踐，深入研究并進一步提出了適合中國教育實際和語文學科特點、將語言訓練與思維訓練有機結合的發展學生思維特別是創造性思維的理論和主張，從而對杜威的思維與教學理論實現了多方面的超越。

葉圣陶“教是為了不教”教育思想基于本土實踐，一方面吸收了大量中國古代優秀的教育思想、經驗、智慧、話語，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另一方面又顯示出前所未有的嶄新的學術視野、批判精神和時代風貌。這啟示我們，中國特色現代教育思想要基于中國現代和當代社會與教育變革實踐，以深邃的歷史思維和開闊的世界視野，將繼承中華優秀傳統教育思想同借鑒外國先進教育理論相結合，并努力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從而真正形成中國特色現代教育思想以至它的科學理論形態和自主知識體系——中國特色現代教育學。

（作者系蘇州大學教育學院教授，江蘇省葉圣陶教育思想研究所所務委員、研究室主任）

《中國教育報》2023年03月23日第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