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研究是黨的傳家寶，貫穿于黨領導人民革命、建設、改革的各個歷史時期。當前，我們面對的各種風險挑戰、困難問題比以往更加嚴峻復雜，需要汲取百年黨史中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寶貴經驗，通過調查研究把握事物的本質和規律，找到破解難題的辦法和路徑。

調查研究是我們黨的傳家寶。它作為重要工作和決策方法，貫穿于黨領導人民革命、建設、改革的各個歷史時期。從黨的百年歷史中可以清楚看到，什么時候全黨從上到下都重視并堅持和加強調查研究，使黨的工作決策和指導方針符合客觀實際，黨的事業就順利發展；什么時候黨忽視了調查研究或者調查研究不夠，就會導致主觀認識脫離客觀實際、領導意志脫離群眾愿望，從而造成決策失誤，使黨的事業蒙受損失。

當前，我國發展面臨新的戰略機遇、新的戰略任務、新的戰略階段、新的戰略要求、新的戰略環境。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國內改革發展穩定面臨的不少深層次矛盾躲不開、繞不過，各種風險挑戰、困難問題比以往更加嚴峻復雜，迫切需要通過調查研究把握事物的本質和規律，找到破解難題的辦法和路徑?？偨Y中國共產黨百年奮斗歷程中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寶貴經驗，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調查研究成為全黨的工作和決策方法

1941年8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及《關于實施調查研究的決定》，開始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面對抗日戰爭復雜局勢與黨肩負的艱巨使命，毛澤東親自為中央起草了《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指出“我黨現在已是一個擔負著偉大革命任務的大政黨，必須力戒空疏，力戒膚淺，掃除主觀主義作風，采取具體辦法，加重對于歷史，對于環境，對于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具體情況的調查與研究”。

此次大興調查研究的舉措主要包括：一是自中央至地方設立調查研究局（室），為切實推動調查研究提供組織保證。中央調查研究局內設調查局、政治研究室、黨務研究室三個部門，分別負責收集材料、整理研究材料、研究各地黨的狀況。二是對收集材料的方法進行明確指導，提出收集各類文獻資料，邀請有經驗的人開調查會研究典型，注重城鄉各階級生活情況及相互關系的調查，利用干部會或代表會收集材料，寫名人列傳，個別口頭詢問，收集縣志、府志、省志、家譜等具體方法。三是廣泛動員全黨、全軍、政府及全體同志，實現全員參與。四是加強干部培訓學校調查研究教育。五是與增強黨性活動聯系起來實施。六是注重實施過程的檢查監督。1942年3月3日，中央書記處發出《關于檢查調查研究決定執行程度的通知》，要求各地對調查研究的執行情況進行詳細檢查和評定總結并報告中央。

調查研究開展后，中央機關、院校、部隊、社會團體包括個人進行調查研究蔚然成風，形成了《出發歸來記》《農村十日》等一批優秀的調研成果，為推進工作決策提供了可靠依據。其中，高克林針對邊區運鹽工作撰寫的調查報告受到毛澤東高度贊賞，毛澤東不僅親自撰寫按語還擬定《魯忠才長征記》的題目推薦發表。隨著調查研究的持續開展和延安整風運動的深入發展，“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逐漸在全黨確立，調查研究成為全黨的工作和決策方法。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調查研究成為全黨干部思想和行動的首要準則

毛澤東在1961年1月的中央工作會議和黨的八屆九中全會上，確定1961年為調查研究年，號召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并提出“情況明、決心大、方法對”的總體要求，針對全黨對國內情況不太明、決心不夠大、方法不那么對的現實形成了“要分批摸各省、市、自治區的底，每一個省、市、自治區又按地、縣、公社分頭去摸”的思路。

1961年3月23日，中共中央發布《關于認真進行調查工作問題給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的一封信》，強調“一切從實際出發，不調查沒有發言權，必須成為全黨干部的思想和行動的首要準則”。信中特別提出了這樣一個觀點：“在調查的時候，不要怕聽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見，更不要怕實際檢驗推翻了已經作出的判斷和決定。”這為通過調查研究，重新審視1958年以來的工作，檢驗各項現行政策，克服國民經濟的嚴重困難，打開了寬廣的思路。

具體舉措包括：一是學習并堅持科學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與《關于認真進行調查工作問題給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的一封信》隨同印發的，是毛澤東失而復得的寫于1930年的《關于調查工作》（即《反對本本主義》），這篇重要文獻曾在反對黨內教條主義錯誤思想和工作方法的斗爭中發揮過關鍵作用。中央要求領導干部認真學習并結合工作實際深入討論，以掌握并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方法。二是主要領導干部調查研究經?；?、制度化。中央要求縣級以上黨委領導干部，特別是第一書記，每年進行幾次系統的典型調查，而且要“定出制度，造成風氣”。三是加強干部教育。毛澤東率先垂范開展調研，并強調深入基層調查研究是領導工作的首要任務。

1961年，毛澤東親自組織領導3個調查組分赴廣東、湖南、浙江等地農村考察調研，劉少奇到湖南蹲點調研長達一個半月，周恩來到河北武安伯延公社挨家挨戶調研訪談，陳云赴上海青浦縣小蒸公社調研并形成3篇調查報告……在中央領導身體力行示范之下，全黨各級領導干部深入基層調查研究，使黨內風氣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復，對扭轉經濟困局、調整發展方針、探索符合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發揮了重要作用。

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調查研究支撐科學決策精準施策

1977年下半年開始至1978年達到高潮的大規模出國考察和1979年6月開始的系統性國內經濟調研是為實現全黨工作重心轉移而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標志。

當時，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各部委派團赴歐洲和美國、日本等地調研考察。各考察團回國后都作了口頭和書面的詳細匯報，對改革開放決策的出臺和實施發揮了重要作用。1978年，鄧小平馬不停蹄，頻繁出國考察，認真聽取各國現代化建設的經驗，詳盡考察世界現代化進程的最新動態。正是通過調查研究，通過反反復復的比較和思考，他看到了中國的差距，看到了國際社會給中國經濟發展帶來的巨大機遇，拓展了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思路。

在掌握國際情況的同時，國內調查研究也拉開帷幕。1979年，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圍繞經濟體制改革、經濟結構、引進資金技術與企業改造、經濟管理方法等主題，組織專門課題組調研并解決問題，得到各地各部門積極響應，各級黨政領導干部帶頭深入一線調查研究，為貫徹落實“調整、改革、整頓、提高”方針，實現改革開放初期政策調整奠定了基礎。

1993年，江澤民再次號召“大興調查研究之風”，要求“省區市的領導同志，以及政策研究室和其他部門的同志，圍繞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大問題，深入到群眾之中，廣泛調查研究，特別是要多搞一些典型調查、專題調查、系統調查”，要求縣以上各級領導同志，尤其是主要負責同志，帶頭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具體舉措包括：一是每年至少抽一兩個月深入基層、深入群眾調查研究；二是調研要針對問題，把調查研究與解決問題聯系起來；三是領導干部要親自動手寫調查報告并報送同級和上級黨委，各省區市黨委每年要向中央選送優秀調研報告供中央決策參考。在黨中央號召下，圍繞經濟體制改革新形勢新問題進行的調查研究，在農業、宣傳、教育、民族、外交等各領域各級領導干部中系統展開?！罢{查研究”被作為黨的高級領導干部的嚴格要求之一，在黨的十四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建設幾個重大問題的決定》中被明確提了出來。

為貫徹落實黨的十五屆六中全會和《中共中央關于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的決定》，黨中央把2002年確定為“轉變作風年、調查研究年”，在新世紀之初大興調查研究之風。具體舉措包括：一是各級黨政領導機關建立健全調查研究制度，制定和落實調研計劃；二是省部級領導干部每年應至少抽出一個月時間，市（地）縣黨政領導干部每年要有兩個月以上時間，深入基層調研；三是調查研究要改進方法，提高質量，了解真實情況，掌握第一手材料；四是縣以上黨政主要領導干部要自己動手，撰寫有情況、有分析、有見解的調研報告；五是省、自治區、直轄市和中央各部門主要負責同志，每年要向中央報送調研材料和決策建議。各級黨政領導干部圍繞重大課題深入基層、問計于民，錘煉了求真務實的精神，形成了深入實際的工作作風。

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啟示：用好調查研究傳家寶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一如既往高度重視調查研究工作，近期又發布了《關于在全黨大興調查研究的工作方案》。我們應汲取百年黨史中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寶貴經驗，堅決貫徹落實，使調查研究工作同中心工作和決策需要緊密結合起來，更好為科學決策服務。

堅持學習與調研相結合。一方面，學習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是成功開展調查研究的前提條件。1961年全黨學習《關于調查工作》，為克服調研存在的主觀、教條等問題起到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調查研究本身就是一種學習，是向實踐學、向群眾學、向歷史學。面對層出不窮的新情況新問題，我們的口號應該始終是“學習、學習再學習”。

堅持求真與務實相結合。調查研究必須深入基層、深入群眾，掌握第一手資料和真實情況，力戒空疏、力戒膚淺，可以通過規范制度、指導方法、監督檢查等途徑，確保我們“以確切的、有憑有據的事實作為自己的政策的前提”。毛澤東曾說過，調查就像“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調查就是解決問題。黨員干部要緊緊圍繞各自領域的重大課題，定計劃、明方略、出成果，確保調查研究出實招、下實功、見實效。

堅持典型與普遍相結合。調查研究是獲得真知灼見的源頭活水，是做好工作的基本功，既不能以偏概全，也不能泛泛而論、抓不住主要矛盾。毛澤東曾指出，調查的典型可以分為三種，即先進的、中間的、落后的，“如果能依據這種分類，每類調查兩三個，即可知一般的情形了”。鄧小平也強調，領導干部要“善于運用典型調查的方法，研究群眾的情況、經驗和意見”。馬克思主義強調要堅持事物的普遍聯系，所以，在堅持典型調研的同時，還要注意對周圍環境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和研究，以提升決策的科學性。

（作者單位分別系陜西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寶雞文理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人構建馬克思主義話語體系研究”[18XDJ001]成果）

《中國教育報》2023年04月13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