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教育形式的多樣性源于藝術包含多種含義。首先，藝術有創作和研究之分。哲學家的創作和研究是不分家的，即哲學思考和對哲學思考的研究是一回事；但藝術是有區分的，藝術創作和對藝術創作的研究是兩回事。有些人深諳藝術創作的規律，但并不一定能夠做好藝術創作。

其次，藝術在意義上有分類和評價之分。一幅畫可以被稱為藝術作品而被歸到藝術之列，這是從分類意義上看；但若是評價一幅畫是藝術時，指的是此畫的藝術價值高，與其他普通畫作不一樣。甚至有些日常事物在分類意義上不屬于藝術作品，但當它們呈現出優美的造型和設計時，也可以說它們是藝術或藝術性的。同時，藝術創作還有專業和業余之分，職業歌唱家和業余歌手肯定不同。

根據藝術在日常語言中的多種用法，藝術教育基本可以被分為四種不同的類型。第一種是藝術的專業教育，例如清華大學美術學院開展的就是藝術的專業教育，旨在培養藝術家和設計師。第二種是藝術的學術教育，比如北京大學藝術學院所從事的便是藝術的學術教育，培養藝術理論家、藝術史家和藝術批評家等。第三種是藝術的素質教育，比如當下廣受重視的美育，不是以培養藝術從業者或研究人員為最終目的，而是希望培養出有素質、有修養、有創造力的人才。最后一種是教育藝術，即教育的形式本身可視作一種藝術的行為。通常師范大學里有關于教育教學法的研究，也屬于教育藝術的范疇。

藝術專業教育可追溯到歐洲文藝復興時期，此時仍以師徒關系為主，即處于前學科階段。成熟的藝術專業教育出現在18世紀的法國，涌現出的學院與傳統工作室最大的區別在于，學院不為單個師傅所掌管，傳承的也非個人的技術。而中國的藝術專業教育存在三種模式，即歐洲模式、蘇聯模式和傳統的師徒模式。

20世紀初，老一輩藝術教育家把學科階段的藝術教育引進中國，但并非照搬西方。國際美學協會前主席卡特提出，盡管西方一直努力將自己的藝術與美學理念帶入中國并建立權威，但始終不能成功。因為中國藝術傳統太深厚，與其相近的日韓兩國，同樣呈現出對西方文化的張力。

目前我們所知的中國古典舞其實是受到西方芭蕾舞的影響，并結合中國古代文獻、壁畫中的舞蹈形象和中國傳統戲曲中的舞蹈動作創作而成。之后的《紅色娘子軍》芭蕾舞又結合了蘇聯藝術的特色，是三種模式的綜合體現。徐悲鴻的作品也體現出對國畫筆墨趣味和韻味的傳承，他本人是較成功地融合中西畫法的藝術大家。

藝術專業教育興起的同時，關于藝術的學術研究也出現了。克里斯特勒的《藝術的現代系統》中詳盡考證了18世紀歐洲美學家和文藝批評家共同努力確立藝術現代系統的過程。在更早的中世紀，“自由七藝”分為語法、修辭、邏輯、算術、幾何、天文、音樂七類，其中僅音樂跟今天所說的藝術概念有關。而現代藝術的概念則涵蓋雕塑、繪畫等門類。在中國，促成藝術學術研究飛躍式發展的則是2011年藝術學理論學科的確立。從此，美術、音樂、舞蹈、電影等多領域的研究相互借鑒并快速發展。

西方雖發明了現代藝術的概念，卻滿足于學科類研究，缺乏對“超學科”的追求。西方美學史上對藝術作“超學科”探索的大學者并不多見，具有代表性的是黑格爾，他嘗試將全部藝術門類總括起來，其美學包含了對建筑、雕塑、繪畫、音樂、戲劇、詩歌等的探討，每種藝術門類都占據著獨特的位置。而中國藝術學界在多年前呼吁“超學科”的設立，這或許與中國文化普遍聯系、萬有相通的思維方式有關。有兩件方法論相像的裝置藝術作品體現出中西方思維上的差異：科索斯的《一把和三把椅子》中畫家和木匠的椅子是形而下的，而椅子的概念是形而上的，這之間的鴻溝無法跨越；而徐冰的《鳥飛了》則表達了文字和其所代表的實物是可以聯系起來的。

詹姆斯·埃爾金斯的《藝術是教不出來的》中提出一個藝術專業教育的難題，即藝術可學但不可教，藝術創作者僅靠技術和學識是不夠的。《滄浪詩話》中有言：“夫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不是廣讀詩書、知曉道理便會寫詩，要有特別的才能和趣味，而這些都是天生的，勉強不來。但若僅有才趣，不讀書也不思考，便無法登上藝術的高峰，二者應結合。從這個意義上講，藝術是不能教的，好的藝術教育應保護并進一步啟發受教育者天性的發揮。

而藝術學術教育的困難則是學術研究、藝術欣賞和藝術創作之間或許并無直接的因果關系，即使學習藝術也可能無法解釋藝術。王爾德在《作為藝術家的批評家》中提出三個要點：如果藝術家的作品簡單易懂，何必去解釋；而若是晦澀難懂，又怎么能解釋；為了保持藝術的魅力，其實無須解釋。藝術與其他事物最大的區別在于它的不可言說性，只讓人沉浸享受，若是說得一清二楚，反而失去了魅力。

《莊子·應帝王》中有個故事也與此相關：南海之帝為倏，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倏忽二人有次在中央碰面，渾沌款待了他們，倏忽二人想要報答。人皆有七竅，而渾沌什么都沒有，他們便為渾沌日鑿一竅，第七天渾沌便死了。渾沌并不是真的死了，而是因為有了七竅之后他不再渾沌，擁有了智慧。藝術的學術研究可能會讓藝術失去它的魅力，我認為這是藝術學術研究所面臨的最大難題之一。

（作者系北京大學藝術學院院長。本文摘選自《美育教師手冊：理論、方法與實踐》，李睦主編，清華大學出版社）

《中國教育報》2023年05月24日第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