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范圍內，以數字革命和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技術革命，已進入從積累到爆發的次級階段。技術迭代對工程技術人才在規模與質量上的要求急遽提升，國際工程教育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在新工業革命浪潮下，各國都開始積極布局。德國在制造業中引入網絡實體系統和物聯網技術，其推出的“工業4.0”戰略整體性提升了德國制造業的智能化水平。

通過對德國工程教育尤其是高等工程教育的歷史、現狀和經驗進行梳理，分析其工程教育相關政策與改革創新實踐，可為我國探索工程教育質量提升路徑帶來一定啟示。

發展趨勢

    應用導向，經濟適配

為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德國的工程教育具有顯著的應用導向性和經濟適配性。19世紀五六十年代，德國不斷發展工程教育，逐步建成當時世界上獨有的全工業體系。德國的科技實力不斷增強，快速發展起來一批以技術為主導的國際大型企業，塑造了現代國際制造業的基本格局。

德國工程教育可以歸納為四個時期，即萌芽期、初創期、擴張期和調整期。萌芽期以中世紀手工業形態下的“師徒制”教育為主要形式，以培養合格手藝技能人才為目標，通過行會等組織對技術方案和行業倫理進行規定和傳播。初創期以19世紀中期電氣化技術革命下的“官僚制”教育為主要形式，以培養技術官僚和技術精英為目標，通過“工業學校”和“工業大學”等機構實現工程教育的國立化和系統化，“工程師”成為正式職稱并得到國家承認。擴張期以20世紀六七十年代信息產業革命下的“雙元制”教育為主要形式，以培養企業所需的大批工程應用人才為目標，推動“應用科學大學”等新型高校快速發展，使得企業深度參與辦學。調整期以本世紀初數字革命主導下的“多模態”教育為主要形式，以培養大機器生產流程中的節點工程管理人才為主要目標。隨著“工業4.0”等技術發展戰略的提出，工程技術人才的資質要求更為立體和多元，“雙元制學院”和“雙元制大學”等機構逐步由職業教育領域轉向高等教育領域，“雙元學制”高等教育得到快速發展。

培養體系

    依托協會，分流融通

依托“分流融通”的教育系統，德國建立起獨特的工程人才培養體系。

德國工程教育的實施與分流貫穿整個學習階段。在學前階段，由德國工程師協會、機械工業協會等大量技術機構開發工程技術啟蒙課程和平臺。在小學階段，學校開設技術通識課程，根據學生興趣和特長，予以分流。在中學第一階段，學生進入不同類型的學校，為學術、應用和職業等不同的就業方向做準備。在中學第二階段，部分學生進入職業型學校接受職業教育。在高等教育階段，根據分流結果，不同學生進入不同類型的大學，接受應用導向和學術導向的高等教育。在繼續教育階段，工程人才接受工程技術前沿方面的培訓。以上不同類型的學校機構之間均具有相應的融通路徑。

德國工程教育培養出來的人才類型主要分為四種：第一種，是以一線產業工人為代表的職業院校畢業生；第二種，是以工程技術處理人才為代表的應用科學大學（含雙元制高校）畢業生；第三種，是以工程技術研發人員為代表的工業大學畢業生；第四種，是以工程學術研究人才為代表的綜合大學畢業生。

截至目前，德國共有8500多所職業類學校（含非全日制職業學校），在校生245萬人（其中非全日制職業學校學生141萬人）；應用科學大學（含雙元制高校）約220所，在校生約112萬人（其中雙元制高校約10萬人）；工業大學9所，在校生約31萬人。這些學校和畢業生構成了德國工程人才培養的基本面。在德國8000多萬總人口中，產業就業人口超過570萬，其中包括400多萬的產業工人和技術人才，擁有“工程師”資質的人口超過140萬。

實施路徑

    自上而下，價值驅動

德國工程教育的發展沿循一套明確部署的技術路線和一套行之有效的工程文化傳統，始終面向德國社會經濟發展和技術革新前沿。具體而言，主要有以下幾種做法：

一是舉國體制。在工程教育發展的關鍵節點，國家力量通過立法授權、體制引領、資源分配等形式發揮了重要作用。為改變當時的落后地位，德國發動了一場自上而下的教育改革，設立了工業高校，這是工業大學的前身。工業高校剛出現時，在當時的國家首腦授權之下獲得了博士學位授予權，從根本上解決了工業高校與傳統大學之間的地位之爭。為了推進應用科學大學的建設和發展，聯邦德國專門修訂《高等教育框架法》和《應用科學大學法》，確立了應用科學大學在工程教育中的重要地位，為其快速擴張掃清了障礙。在推行雙元制的過程中，中央和地方兩級政府設立專項基金，為參與企業和學校發放浮動補助，以提升項目的吸引力。

二是企業參與。德國企業不但直接參與制定工程教育培養方案和工程實踐環節，而且還為高校開展應用型科研提供大量資助。據統計，在應用科學大學獲得的第三方資金中，有超過70%來自企業。此外，私立高校股東中有超過95%為企業。這些高校作為以應用為導向的工程類院校，其地位受到國家認證，與公辦大學相同。在雙元制模式中，企業是關鍵辦學主體。企業與各類院校共同構成了德國雙元制工程技術人才培養的全體系。德國共有1.2萬多家企業被政府和行會授予“職業培訓企業”的資質，其中既包含跨國巨頭，也包含大量中小型企業。

三是分類培養。在德國工程人才培養的體系中，既有以職業為導向、培養一線產業工人的職業教育系統，也有以技術為導向、培養工程技術人才的應用型高等教育系統，還有以技術、職業銜接為導向，培養產業工程師的雙元制高等教育系統。不同的系統具有不同的辦學資質體系和教學框架體系，互有所長、各有特色。各系統之間存在一定的銜接渠道，專本融通，“職”、“高”一體，培養出來的人才可以勝任產業鏈中不同的人力資源需求。

四是質量保障。德國工程教育有一套完備的質量保障體系，主要由高校內部評估體系和外部認證體系兩方面組成，這也是德國工程教育成功的關鍵。內部評估意為，德國高校從其內部對自身人才培養的質量進行評估，評估方式依據高教法有關規定設置。外部認證意為，在德國高等教育認證的組織架構下對德國工程教育進行認證。德國科學委員會作為一個官方的學術組織機構，從總體上提出專業認證制度的方向和原則，大學校長聯席會議充當了政府和高校之間政策溝通的橋梁，協調德國聯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在高等教育認證制度相關政策上的統一。各類認證機構作為第三方機構的介入，為認證制度提供了透明、高效的組織保障。

五是文化導向。歷史上，德國始終處于一個競爭激烈的地緣環境中。因此，德意志民族擁有自我反思的文化基因。每當國家發展遭遇重大挫折，德國人都會在文化、技術和教育上尋找出路。這一文化基因幫助德國源源不斷地獲得創新力，使德國在工業化進程中形成了一整套技術與機器、企業與生產方面的行為規范和價值認同。德國工程教育的發展以工業技術文化為導向，這種特征源于德國哲學傳統，其遍布德國社會治理脈絡，背后蘊含的倫理指向和觀念體系為工程教育的發展提供了充分的價值支撐，也使“德國制造”獲得了“口碑通行證”。

政策創新

    教育下移，數字轉型

當前國際形勢復雜多變，地緣沖突又為各國帶來了能源與供應鏈危機。在外部因素的多重作用下，德國工程教育面臨著一系列問題和挑戰。

以2021年為例，70%以上的高校都出現了經費緊縮問題，65%的工程院校在研發方面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阻滯。德國聯邦政府多次組織專家智庫對德國工程教育的現狀和未來進行討論，認為德國工程教育在目前的發展過程中存在著“跟不上”（人才培養與產業發展不匹配）、“高不成”（工程人才就業垂直替代）、“低不就”（工程教育學術漂移）、“爭不過”（國際工程教育市場競爭）等問題。

為應對當前挑戰，由德國聯邦教研部、聯邦職教所等機構牽頭，德國工程師協會組織制定了《德國工程教育政策簡報》。政策從三個方面進行深入推進：首先，工程教育的導向下移，錨定在普通教育階段，推行以機械、信息、科學、技術類課程為代表的“技術通識課程”，以逐步替代目前的勞動教育類課程；其次，結合數字轉型、“智慧德國”和“工業4.0”戰略，探尋新產業形態下的工程人才培養口徑；最后，充分利用高等教育資源，增強繼續教育在工程師群體中的吸引力。

德國工程教育的發展歷程和經驗表明，發展工程教育要筑牢基礎、文化配套，這也為我國深化工程教育改革帶來啟示。要秉持“立足當下，瞄準未來，主動變革”的理念，在面向產業需求導向、工程專業認證體系、跨界融合的工程教育等方面進行積極實踐和探索。同時，要加強國際合作，健全工程教育認證體系；鼓勵企業參與工程教育，積極推進產學協作；推進工程教育系統改革，建立分層多級工程人才培養體系；引導工程教育下移，加強基礎教育階段工程教育；建立健全工程師繼續教育和培訓機制。最后，要加強工程文化建設，讓工程教育回歸育人本質。

（作者系國家教育行政學院教育領導與管理國際比較研究中心主任）

《中國教育報》2023年11月09日第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