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乃我之事業，科學乃我之生命

    · 黨和國家培養了我、教育了我、支持了我、幫助了我，使我由一名不諳世事的青年學生逐步進入法學殿堂，成為一名法學教師。我受黨多年教育，在教學崗位上干了這么些年，為國家還可以作貢獻

    · 中國刑法學躋身于世界之林，讓世界承認中國刑法學的特色和獨到之處，這事關中國刑法學的國際話語權問題

    · 我是一名教師，捧著一顆愛心，站在三尺講臺，不求姹紫嫣紅，切盼學生成才

    · 進入我的門下，就決不允許以混文憑的態度來虛度光陰

全程參與了新中國第一部刑法的制定，成為新中國第一位刑法學領域博士生導師，撰寫了改革開放后第一部法學學術專著，主編了第一部統編刑法學教科書……作為法學家，高銘暄是新中國刑法學的奠基者、開拓者、傳承者和踐行者，一生“將刑法學視為至愛，須臾也不離，真正結下了不解之緣”。

躬耕三尺講臺70年，從“全國優秀教師”“全國師德先進個人”到“人民教育家”，他用一生踐行“教育乃我之事業，科學乃我之生命”的誓言，為我國刑法學的人才培養與科學研究作出了重大貢獻。

“黨和國家培養了我、教育了我、支持了我、幫助了我，使我由一名不諳世事的青年學生逐步進入法學殿堂，成為一名法學教師。黨和國家肯定了我的業績，授予我最高榮譽稱號。黨和國家對我的恩情比山高、比海深，我永遠銘記在心。我受黨多年教育，在教學崗位上干了這么些年，為國家還可以作貢獻！”在高等教育教師隊伍弘揚踐行教育家精神研討會上，坐在輪椅上的高銘暄動情地說。

    從“成名成家”到“心有大我”

高銘暄出生于一個法律家庭，父親從事司法工作，一位叔叔還有大哥也都從事法律工作。因而，他從小就對法律有著向往。

在學習刑法路上，有兩位“大先生”對高銘暄的法學人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一位是啟蒙人李浩培先生，一位是引路人中國人民大學老校長吳玉章。

高銘暄回憶，1947年考入浙江大學后，第一學期刑法總則課的授課教師是時任浙江大學法學院院長、著名國際法學家李浩培先生。李先生此前從未教過刑法，之后也再未教過，可誰承想正是這次偶然授課激發了他對刑法學濃厚的興趣。

“李先生講的刑法學體系完整、內容生動，聽起來毫無枯燥之感。他的辦公桌上摞著很多外文書，辦公之余始終不忘孜孜不倦地做學問。李先生在學術上也特別活躍，幾乎每月都有新的重要文章發表，自然地我就對他產生了崇敬之心。”高銘暄說。

隨著解放戰爭的勝利和新中國的成立，高銘暄也將自己的人生分成了兩段。

“從1928年到1949年大學二年級，生活在民國時代，那時雖也勤奮讀書，但在腦子里還是個人主義占主導，讀書是為了成名成家。”高銘暄笑言，當時“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真的就被自己奉為圭臬。

1949年5月，杭州解放后，隨著浙大法學院的撤銷，學生們需自謀出路，高銘暄還想繼續學習法律，便在李先生的推薦下進入了北京大學法律系。

這一時期，在共產黨的教育下，通過培訓、上課學習社會發展史、新民主主義論，參加京郊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宣傳活動等，高銘暄逐步培養樹立起了自己的革命人生觀，“心有大我，至誠報國”的理想信念逐漸壓倒了“成名成家”，并成為他一生的志業所在。

1951年8月，高銘暄從北京大學法律系畢業，順利考上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研究生。兩年研究生期間，高銘暄的成績是全優，他既是51級刑法專業小組組長，又是全年級公共課大班班長。畢業時，高銘暄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并留校在刑法教研室工作，此時他25歲，自此開始了在中國人民大學長達70多年的教學研究生涯。

“吳老擔任中國人民大學校長17年，毛主席曾稱贊其‘一輩子做好事’，我本人就受惠于吳老很多。”高銘暄說，吳老諄諄地教導師生一定要認真學好馬克思主義，樹立無產階級的世界觀和人生觀，認為這是頭等大事，是基本功。“在吳老影響下，從教近70年來，總能跟隨時代腳步認真學習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并以此武裝自己的頭腦，樹立堅定的政治方向和信仰，這是中國人民大學與吳老給我打下的思想烙印。”

此后，無論參與刑法立法工作，還是從事刑法學研究，高銘暄始終堅持并強調黨的政策的指導意義。

他在2001年回顧我國刑法立法時曾結合親身經歷寫道：“刑事立法的總體方針是由黨中央制定的，刑法立法要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為指導，要以憲法為根據，要體現懲辦與寬大相結合的刑事政策，要從我國實際情況出發，總結我國同犯罪作斗爭的實際經驗，要吸收中外古今對我國有益的經驗。”

    中國法學自主知識體系的奠基人

在高銘暄輝煌的學術人生中，最耀眼的部分莫過于親歷并見證了中國刑法立法的孕育誕生與發展完善。

1954年9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頒布后，刑法的制定被提上日程。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法律室組建了刑法典起草班子。年僅26歲的高銘暄，成了起草小組的一員。

新中國的立法是在推倒舊法的廢墟上建立的，難度很大。

立法工作的第一步，是收集資料和調查研究。起草小組一邊研究最高人民法院從全國范圍內收集的新中國成立以來1萬多件刑事審判材料，一邊參閱蘇聯、美國、德國等國的刑法，同時還要到相關部門和企業調查……幾經曲折，歷時25年、38稿，1979年7月1日16時05分，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坐在人民大會堂，看著這一幕，高銘暄忍不住熱淚盈眶。“這是讓我銘記一生的時刻。從此，新中國結束了沒有刑法典的歷史。”從青春少年到了知天命的年紀，數不清的日日夜夜的奮戰，終于孕育出了新中國第一部刑法，回憶往事，高銘暄難掩激動。

第一部刑法出臺后，隨著新情況、新變化的出現，刑法也需不斷修訂，每一次，都有高銘暄的身影：1981年單行刑法的制定、1997年刑法典的全面修訂，以及至今十余個刑法修正案的出臺，高銘暄傾盡所能地提出一系列涉及刑法修改完善的問題和建議，許多被國家立法機關采納。

比如，死刑一直是高銘暄長期關注的問題。199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規定的死刑罪名最終確定為68個，占罪名總數的16.5%。

高銘暄在許多刊物上發表解讀文章，多次指出“死刑罪種過多”等問題，尤其不贊成對單純經濟犯罪判處死刑。

“從各國刑法來看，經濟犯罪基本沒有設置死刑的。開放的中國，需要更加開放的法制。”高銘暄呼吁有關方面盡早對此進行改革，以樹立生命的最高價值觀。

2011年2月，第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九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13種經濟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原則上免除了已滿75周歲老年人的死刑。

“這是我國自頒布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以來首次作出的大幅度減少死刑的規定。”高銘暄回憶，他參與了修正案的修訂工作，當修正案通過審議時不僅感到欣慰，也感受到作為一個學者，關注社會現實、推動社會進步的責任。

在填補國內刑法空白、推動刑法修訂的同時，高銘暄還堅持面向世界的學術眼光，努力推動中國刑法學走向世界。

事實上，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國內學者對國際刑法還比較陌生的時候，高銘暄就在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開設了國際刑法專題課程向研究生講授。1984年，高銘暄獲得了去開羅參加國際刑法學協會舉辦的第十三屆國際刑法學大會的機會，這是中國首次接觸國際刑法學協會。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中國各領域都開始與國際接軌，刑法學界也渴望走向國際舞臺。

作為中國法學會副會長的高銘暄，接下了這個重任。1987年，高銘暄受邀參加由國際刑法學協會召開的國際死刑問題學術研討會，在會上作了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死刑問題》的演講，反響熱烈，國際刑法學界對中國的法律和刑法刮目相看。

高銘暄在與時任國際刑法學協會秘書長巴西奧尼接洽時，向國際刑法學協會提出中國部分刑法學者愿意加入國際刑法學協會，并希望在中國成立分會的申請，得到了國際刑法學協會主席耶塞克教授等人的首肯。

1988年，國際刑法學協會中國分會正式成立。隨著中國刑法學學術水平的快速提升，中國分會的影響力也不斷提升。

1999年，高銘暄擔任國際刑法學協會副主席，成為國際刑法學協會唯一來自亞洲國家的副主席。在他的推動下，2004年第十七屆國際刑法學協會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這是國際刑法學協會成立一百多年來首次在亞洲國家召開大會，大大提升了中國刑法學界的國際影響力。

“這次會議之后，中國刑法學界以嶄新的姿態站到國際刑法學學術平臺上，更多的中國刑法學者活躍在國際刑法學舞臺上，發出了更多的中國聲音。”高銘暄說。

2015年4月12日，國際社會防衛學會授予高銘暄切薩雷·貝卡里亞獎，這是刑法學界一項極具分量的大獎，素有刑法學“諾貝爾獎”之稱。高銘暄是首位獲此殊榮的亞洲人。

“這是歷史性的突破，但這份光榮不僅僅屬于我個人，首先屬于偉大的祖國，同時還屬于中國整個法學界。”高銘暄說，讓中國刑法學躋身于世界之林，讓世界承認中國刑法學的特色和獨到之處，這事關中國刑法學的國際話語權問題。

    教育是一門“仁而愛人”的事業

2019年9月17日，國家主席習近平簽署主席令，授予高銘暄“人民教育家”國家榮譽稱號。9月29日，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頒授儀式上，習近平總書記向高銘暄頒授“人民教育家”國家榮譽稱號獎章。

“榮譽越高，責任越重。我是一名教師，捧著一顆愛心，站在三尺講臺，不求姹紫嫣紅，切盼學生成才。”回憶當時情景，高銘暄難掩激動。

作為我國刑法學泰斗，70年來，高銘暄在人才培養、教材體系、教學方式等方面的探索與創新，為刑法學高等教育作出不可磨滅的貢獻。

在講壇上，他為學生教授中國刑法、刑法總論、刑事政策等課程，培養出了大批法學人才。著名刑法學家、北京大學教授陳興良，中國法學會副會長、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長、大法官姜偉等，都是他的親傳弟子。

在刑法教學領域，他首倡“綜述研究法”，即在教學中指定某個問題讓學生全面收集中外資料，作出文獻綜述并提出自己的見解。

“這一方法有助于培養學生的閱讀能力、拓寬視野，最重要的是讓學生學會思考，形成自己的觀點，培養自己的學術方向。”高銘暄說。

如今，這種方法已得到推廣并應用于刑法學乃至整個法學界的研究生教育。

回憶求學時代，陳興良滿懷感激。“我對刑法真正產生興趣是在1983年，當時高老師給我們講刑法總論，他的課打破了我此前秉持的刑法無理論的偏見。在上課的同時，高老師讓我們每人做一篇綜述。正是通過綜述法，我進入了刑法學研究的大門，這也成為我刑法學術的起點。”陳興良說。

在人才培養上，高銘暄創造性地提出了“三嚴”“四能”“五結合”的人才培養之道。“三嚴”，是對學生嚴格要求、嚴格管理、嚴格訓練；“四能”，指培養學生閱讀能力、翻譯能力、研究能力、寫作能力；“五結合”，即讓學生做到學習與科研結合、理論與實踐結合、全面掌握與重點深入結合、研究中國與借鑒外國結合、個人鉆研與集體討論結合。

姜偉回憶，自己所在班級中，超過1/3的人畢業論文寫的是刑法方向。

“同學們都喜歡刑法，因為高老師全程參與了刑法草案的制定工作，在講課時能把刑法孕育和誕生的脈絡講得非常清楚、細致。”姜偉說。

在三尺講臺外，高銘暄將教學與研究結合，為新中國刑法學學科的發展壯大，奉獻著心血和智慧。

教材是人才培養、學科建設的基礎工程。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頒布實施后，我國各大法律院校急需一本專業權威的教材，然而，當時全國還沒有一本真正意義上的刑法學教科書，任務既緊迫又艱巨。

1982年，由司法部牽頭，邀請了全國12位刑法學界的專家和學者在北戴河召開刑法學教材統編研討會，組成了刑法學教材編寫組，高銘暄擔任主編。

經過日夜奮戰，當年年底，新中國成立后第一部刑法學教科書——《刑法學》正式出版。一經出版，洛陽紙貴，出版社再版了8次，印數達200萬冊，創同類教材數量之最。因其在中國刑法學發展史上的奠基作用，1988年《刑法學》榮獲國家級優秀教材一等獎和司法部優秀教材一等獎“雙重殊榮”。

1993年，高銘暄又主編了《新中國刑法科學簡史》，填補了新中國刑法學發展史研究的空白。1994年10月，他主編的刑法學法學巨著《刑法學原理》三卷本全部出版，堪稱中國刑法學的扛鼎之作，在榮獲“全國高等學校首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一等獎后，1996年再度榮膺國家圖書最高獎項——第二屆國家圖書獎，充分顯示了其高超的學術水平和突出的實用價值。

從1982年至2003年，高銘暄先后主編不同層次的全國性通用刑法學教材11部，發行量達數百萬冊，為我國刑法學教育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直至92歲高齡，高銘暄仍筆耕不輟，其主編的《當代刑法前沿問題研究》，對實務中虛假訴訟罪以及考試舞弊犯罪進行研究，更不乏網絡犯罪以及人工智能問題。

70多年來傳道授業、獎掖后學，質樸的語言在高銘暄的弟子中代代相傳——

“教育乃我之事業，科學乃我之生命”是他作為人民教師的莊嚴宣誓。他將“培養、指導學生，當作一生中最大的樂趣和成績”。“進入我的門下，就決不允許以混文憑的態度來虛度光陰。”這是高銘暄時常在學生們耳邊的叮囑。

…………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70多年前，站在天安門西南側翹首觀看開國大典的學子，如今已成一代學術大家。

“為國家哪何曾半日閑空”是高銘暄最愛的一句京劇唱詞，也是他法學人生的生動寫照。

《中國教育報》2024年03月30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