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老夫子說四十而不惑。我博士畢業時覺得自己這把年紀了，雖然在美國也能混，但只是為自己混，回國的話還能夠為國家做點兒事情，還能盡自己對父母的孝道，所以我一定要回國

    ■敢去做和堅持做，都不是為了“沒有功勞有苦勞”，而是要把事情做成。怎么把事情做成？說到底要有本事。本事又是從哪里來？要認真學習

    ■不是你的能力，而是你的態度，決定了你人生的高度

    以今天的標準來看，中國科學院院士、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微生物學和免疫學系主任趙國屏的人生似乎總是慢了幾拍：小學上了7年，高中畢業后到農村“插隊”10年，直到30歲才考入大學，35歲留學美國，博士畢業時已屆不惑之年，50歲又從微生物學、生物化學研究轉向了一個嶄新的領域——基因組學……

    趙國屏笑言自己“從沒贏在起跑線上”。但一路并不“順遂”的趙國屏成績斐然：他參與了中國的人類基因組計劃，組織團隊實施了中國科學院“人類基因組和后基因組研究及重要疾病基因的開發利用”的知識創新工程重大項目/“九五”特別支持項目，在人類孟德爾遺傳病致病基因定位克隆方面打破了西方科學家的壟斷，為中國在人類基因組計劃中占據一席之地作出了貢獻。他在中國開創微生物基因組學研究，并以此為知識和技術支撐，在2003年的SARS疫情中，組織分子流行病學研究，解析SARS-CoV從動物傳人發展到人傳人的分子進化規律。2005年，趙國屏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肯定了他在科學技術領域作出的系統的、創造性的成就和重大貢獻。

    從趙國屏的成長經歷可以看出，拔尖創新人才的成長路徑多種多樣。年輕人如何在看似“不利”的環境條件下，成功地穿越不同的人生階段，最終成為對人類進步有貢獻的科學人才，趙國屏“非典型”的人生或許能給讀者帶來一些思考。

我出生在上海，是家里的老幺。三個姐姐分別學了醫學、文學和工科，哥哥也是學工科的，是新中國的第一批研究生。在這樣的家庭里，我小時候沒少學各種各樣的東西，只要是我爸媽能想到的，譬如國畫、鋼琴等，他們就帶我去學；或者是我有興趣的，譬如皮影戲等，我也自己報名去學。但我最大的毛病是沒有一樣東西能認認真真堅持下去，屬于“一上來就會，一下子就扔”。

我小時候體育很差，聽說收發電報也是體育運動項目，我就報名去學習。學了沒多久，第一次測評時，老師就夸我學得不錯，達到三級運動員標準了，我很得意，但馬上又不學了。那個時候我父親對我很擔心，他說：“你長大以后怎么辦，沒有一樣東西能堅持下去，將來連個安身立命的本事都沒有?！?/P>

不過，我從小就對“活的東西”很感興趣，特別是花花草草，還學著搞嫁接。我在家里養過雞，還養過蜜蜂，每養一種動物我就找來相關養殖的書來看。最重要的一個轉折點發生在我上初一的時候，那年我看到了上海《科學畫報》上的一篇文章，介紹了自確認DNA雙螺旋結構模型以及利用電子顯微鏡認識了細胞的亞細胞結構與功能之后，人類對生命本質認識的巨大進步。這篇文章還特別提到了病毒，說這是一種在有生命和無生命邊界上的生命。讀到那里，我真是太激動了，反反復復不知道看了多少遍。隨后，我就下了決心——這輩子就要做生命科學。

孔子說，“吾十有五而志于學”，我12歲時的“志”就是要考北大，學生物。但是，我高中畢業時正值“文革”，上大學學生物是不可能了！我們67屆高中生，當時畢業分配，有可能留在城里當工人。但是，我覺得無論是在流水線上做工人，還是坐在辦公室里看報紙，都不是我想過的日子。我還是想做生物。在那種形勢下，如果想繼續做生物，唯一的選擇就是去農村，搞農業。

這樣，1969年1月10日晚上，我搭乘第一列送“知識青年”去安徽淮北插隊的火車離開上海，在蒙城縣南芡河邊又窮又落后的朱集村住了下來，而且一待就是10年。雖然條件艱苦，但我和我的同伴們，在那兒學到了為人最基本的一條道理——責任心，對自己、對社會（生產隊）、對科學都要負責任。我們經過一年與全村農民的磨合，成功地把有公心、能吃苦、會干活、有代表性的優秀分子組建成了一個“有戰斗力”的、團結的領導班子，從而也可能實行“科學種田”了！我們用幾年的時間，在“土肥水種密保管工”各個層次上，改變了當地農業的面貌。而我自己，也在農村這個“大學”里培養起了做科學的素養、態度和性格：譬如說，這一輩子第一次“教會”我做實驗對照的老師，就是一個一字不識卻很睿智的農民。

1977年恢復高考時，我正擔任大隊書記，所以沒有報名參加，記得考試那天還正帶領著民工修路。但不久，我的大隊書記就被“免了”。我們生產隊長勸我：“今后的農村和現在不一樣，你能上大學就上大學吧！多學點兒本事，做我們農民做不了的事?！蔽衣牰?，交代了生產隊的工作，就回上海復習了。憑著較好的中學基礎以及農村十年繼續看書學習的積累，第二年我考進了復旦大學生物系。這時，我30歲——那是實實在在的“末班車”，下一年高考，就有了29歲的年齡限制。

大學畢業后，我報考了中國科學院上海植物生理研究所焦瑞生先生的碩士研究生。臨考試前一天晚上，我們系總支書記給我打電話，說校黨委討論，要我留校，作為“雙肩挑”的干部培養。我說：“我好不容易有一個專門學習生物的機會，還是讓我再‘科班’一次，學得更扎實一些吧！”就這樣，我考上了研究生，又被推薦參加了中美聯合招生的CUSBEA考試，錄取后去美國普渡大學念研究生，當時已經是35歲了。

我不是一個很聰明的人，念書就靠認真，卻不算太累。但是，我在普渡大學第一年上課，卻真累得夠受，甚至開始“害怕考試”。與在其他學校留學的同學交流，發現幾乎沒有像普渡大學教學考試那么緊那么難的！我去問一位很受尊敬的教授，他說：“哈佛這樣的大學，招的是一流的學生，一流的學生是不用教的；我們招不到一流的學生，但我們和其他一般的大學不同，我們要把你們培養成一流的學生！”

我的導師帶學生做研究的方法也很特別。剛進實驗室，他讓我做一個測中和抗體效價的實驗，我自以為會做，但努力了一星期，誤差就是很大。導師看了結果，竟然說：“OK，我們可以用這個數據?！蔽易约寒斎徊粷M意，說周末再試，他也同意了。我又反復測了多次，誤差還是很大！在最后失望放棄之前，我到圖書館找前人類似的實驗對比，發現是我沒有找對檢測的“線性范圍”所造成的“系統誤差”。改正后，結果的誤差就非常小了。導師非常高興，他對我說：“我不是故意為難你，如果一開始我就把正確的做法告訴你，你很快就會忘記了。只有從自己的失敗里總結出來的東西，才能一輩子也不會忘記?！?/P>

到第三年，我的各門考試都通過了，成了真正的“博士候選人”。導師讓我去學一門叫作“生物化學過程中的有機化學反應機理”的課。我學有機化學就很累，還要我修這門課，我頭都大了。但我的導師說：“這門課對你現在的科研可能沒有什么用處，但是對你一輩子的事業可能會有用?！彪m然我費了大勁去學也只得了一個B，但是20年后，我們所在引進一位從事有機生物化學的年青學者的時候，我總算是能聽懂他的報告了。

研究生讀到40歲，我還看不清科研要做到什么程度才能畢業。我在生日那天寫道：“人生征途艱難路，半路恩怨向誰訴？青春夢里壯志多，中年白發知辛苦?！蔽矣昧?年，才獲得博士學位，到第9個年頭，我最終把相關成果寫成三篇論文發表在了《生物化學雜志》（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上。這些文章放在今天的中國可能是被人看不起的。但幾年后，有位耶魯大學的教授看了我的簡歷，他說：“我發現你的研究生論文都只有兩個作者。”這句話說出了一個我自己明白的基本內涵：我在真正意義上獨立完成一個科研項目——獨立提出科研課題，獨立設計并完成實驗，最后，獨立完成論文寫作。“我的大學”畢業了！從1969年到1993年，歷時25年，我那時已經45歲了。

孔老夫子說四十而不惑。我博士畢業時覺得自己這把年紀了，雖然在美國也能混，但只是為自己混，回國的話還能夠為國家做點兒事情，還能盡自己對父母的孝道，所以我一定要回國。

上個世紀末，我受命帶領中國科學院團隊參與中國的人類基因組研究。這一年，我50歲，而且對人類基因組幾乎一無所知。但我記得中學時讀過的魯迅先生的一段話：“愿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只是向上走，不必聽自暴自棄者流的話。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就令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發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沒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陽，我們自然心悅誠服的消失，不但毫無不平，而且還要隨喜贊美這炬火或太陽，因為它照了人類，連我都在內。”基因組研究太重要了，中國科學家必須要做，我只能當仁不讓，勇擔重任。這是一件難事，但從農村到留學的經歷鍛煉了我鍥而不舍的毅力，就是所謂“不忘初心、砥礪前行”。當然，敢去做和堅持做，都不是為了“沒有功勞有苦勞”，而是要把事情做成。怎么把事情做成？說到底要有本事。本事又是從哪里來？要認真學習。所以真的如馬克思所說，在科學的入口處，正像在地獄的入口處一樣，必須提出這樣的要求，這里必須根絕一切猶豫，這里任何怯懦都無濟于事。當然，也正如李大釗先生所說，凡事都要腳踏實地去做，不馳于空想，不騖于虛聲，而唯以求真的態度做踏實的功夫，以此態度求學，則真理可明，以此態度做事，則功業可就。

我大學同寢室的同學大部分都在國外留過學，拿到了博士學位，但今天還在科研一線的就只剩我一個了。其中一位同學在加拿大拿了博士學位，但在做博士后研究時，發現做科研不是他人生的“選擇”，于是改行做生意，成了我們同學里最有錢的一個。我回國的時候他就說，趙國屏你不行，科研沒有什么成果，錢也沒有。后來，我當了院士，他說：“你還可以，因為你一輩子都在做你喜歡的事情，而且你做好了。”我其實很喜歡他說的實話，因為“不是你的能力，而是你的態度，決定了你人生的高度”。

（本報記者 梁丹 采訪整理）

《中國教育報》2024年04月11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