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發

　　9月29日上午10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勛章和國家榮譽稱號頒授儀式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向國家勛章和國家榮譽稱號獲得者頒授勛章獎章。

　　今天，本報推出特別報道，一起致敬最閃亮的星！

　　——編者

“共和國勛章”獲得者王振義——

醫教雙馨 濟世育人

新華社記者 袁全

　　他奠定了誘導分化理論的臨床基礎，確立了治療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的“上海方案”；他無私公開治療方案，只為使更多患者受益；他年逾耄耋仍奮戰在醫學救治一線，為青年醫生指點迷津。

　　人生百歲之際，這位集大成于一身的醫學泰斗卻認為自己一生只完成了一件事：就是對病人負責。

　　他就是中國工程院院士、“共和國勛章”獲得者、瑞金醫院終身教授——王振義。

　　攻克最兇險白血病“第一人”

　　王振義說，從穿上白大褂第一天起，他就真心喜歡這個職業，喜歡為病人解決問題后的成就感。

　　1948年，王振義自震旦大學醫學系畢業，以第一名的成績留任廣慈醫院（現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瑞金醫院）。1952年，王振義開始在著名內科專家鄺安堃的指導下從事血液學研究。

　　1959年，王振義第一次以醫生的身份“遭遇”白血病。然而，曾立志“攻克白血病”的他，敗了。

　　但王振義的人生字典里，沒有“放棄”二字。

　　除了問診、查房，他就泡在圖書館、檔案室翻閱資料。面對試驗一次次失敗，他只輕描淡寫地說：“失敗了就再繼續。”

　　經歷數年苦心探索，王振義終于迎來突破：全反式維甲酸可以在體外將急性早幼粒細胞白血病細胞誘導分化為正常細胞。

　　那一年，他陸續采用全反式維甲酸治療的23例患者病情完全緩解。他將相關成果寫成論文發表，立即在世界范圍引起轟動。

　　王振義的求索并未就此止步。他和學生陳竺、陳賽娟等一起，創造性地提出“全反式維甲酸聯合三氧化二砷”的治療方法，讓這種最兇險的白血病五年生存率從10%提高到97%以上，成為第一個可被治愈的白血病。

　　不計名利“只想病人能好”

　　隨著全反式維甲酸的治療方案逐漸得到各國醫學界的驗證，這位來自東方的醫者成為了全世界的焦點。

　　然而，此時的王振義一心只顧著一件事：如何讓全世界所有的患者都能盡快用上這種藥。“錢或者名譽的問題，我不會去想，我只想病人能好。”他說。

　　王振義的書桌上，珍藏著一份“震旦大學醫學院畢業生的宣誓詞”，一張普通A4紙上，有兩句話被他手動加黑：“余于病者當悉心診治，不因貧富而歧視，并當盡瘁科學，隨其進化而深造，以期造福于人群”“余于正當診金之外，絕不接受不義之財”。

　　王振義的醫者大愛也不僅局限于病人，多年來，他善行的步履從不停歇。

　　托學生捐款給汶川大地震傷員、每年向上海市慈善基金會定期捐款、取出積蓄設立青年醫師獎勵基金……2020年，王振義將未來科學大獎“生命科學獎”的百萬元獎金全數捐贈給瑞金醫院“廣聚善愛”（慈善）基金項目，至今已有65位受助者的病情得到緩解或治愈。

　　他學術成果卓著，但總是將成果歸功于團隊，把合作者特別是年輕人推向前臺。

　　1994年，王振義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僅一年后，他就主動將時任所長的位置讓給年輕人。他說，因其心之所系，非個人得失，“讓位給有能力的年輕人，我們的事業才能始終向上”。

　　把學術財富留給年輕人

　　如何建立一所名副其實的醫科大學？

　　1985年，上海第二醫學院正式更名為上海第二醫科大學（現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這個問題在時任校長王振義的心頭久久縈繞。

　　經費不足、設備不好、人員不夠……面對薄弱的學科基礎，王振義決心把眼前的難題一項項攻克。

　　他四處奔波申請經費添置設備，建立重點實驗室；派出學生赴法留學，與多所國外醫學院建立合作，讓人才培養與國際先進水平接軌。

　　中國科學院院士、原上海交大醫學院院長陳國強至今記得，王老曾將自己的畢業論文親手修改了10遍。

　　2003年，年逾古稀的王振義剛從臨床一線退休，就為自己布置了新的任務——每周一次“開卷考試”，即每周初由學生提交疑難病例形成“考卷”，他查詢完中外文獻，親自帶領學生一起探討交流，教學相長。

　　從醫執教75年間，王振義共帶教33名碩士、22名博士。當年那間不足五平方米的實驗室，走出了陳竺、陳賽娟、陳國強三名院士，留下了“一門四院士”的佳話。

　　據新華社

“人民教育家”國家榮譽稱號獲得者張晉藩——

躬耕法史 傾情杏壇

本報記者 柴葳

　　有著72年教齡的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張晉藩，鮮少提及自己之于中國法制史學科的開創性貢獻，也將那段推動中國在世界法制史發展進程中發出自己聲音的獨特歷程視若平常。這位被授予“人民教育家”國家榮譽稱號的老教授，更愿意將自己定義為“一名永不退休的終身教授”。

　　當下，94歲的張晉藩想得最多的，是繼續盡力將所有為學、 為事、為人的知識和道理都教給學生，培養更多黨和國家需要的優秀人才，使“后繼不乏人，后繼更勝人”，進而為全面依法治國作出更大的貢獻。

　　一個好的老師會影響學生一輩子

　　作為新中國首批法學博士生導師，張晉藩創造了多個“第一”：招收培養了我國第一屆法律史專業博士生、第一屆法學博士留學生、第一屆論文博士生，創建并主持我國首個且唯一的法律史學國家級重點學科基地。

　　從1984年招收第一屆法律史博士生到如今，張晉藩培養博士生百余人，遍及多所法學院校，他們已成為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中堅力量。

　　1984年考進中國政法大學，后來擔任該校副校長、法律史學研究院院長的朱勇，如今仍清晰地記得張晉藩上的法制史“第一課”，“將整個法制史學科格局和脈絡清晰地描繪了出來”。

　　在擔任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兼研究生院院長的10余年間，張晉藩主張建立一種兼容并蓄、博取眾長的研究生培養制度。他主持建立了導師組制，廣聘校外各學科領軍人物作為導師組成員，讓學生有機會接受多方教育。

　　“我始終認為一個好的老師、好的學風，會影響學生一輩子，所以作為導師培養博士研究生，于我而言責任重大。”每當新生入學，張晉藩都充滿了歡喜；當他們學成告別而去時，他亦有深深的不舍與期許。

　　在研究和教學之路上不斷開風氣之先

　　“黨和國家已經給予我太多。我想，作為一名黨員，我應該全力以赴把法制史的學問做好。”1952年研究生畢業后，張晉藩留校任教，從此在中國法制史研究和教學之路上辛勤耕耘，不斷開風氣之先。

　　1979年秋天，中國法律史學會成立，同年，張晉藩開始主編《中國法制通史》，這條路他一走就是19年。

　　“在1979年以前，世界上曾經召開過3次中國法制史國際研討會，但都沒有邀請中國大陸學者參加，這對我而言是個極大的觸動。”張晉藩堅信，編寫中國法制史多卷本的時機已經成熟，“這既是時代的需要，更是義不容辭的責任”。

　　1980年1月，張晉藩主持召開了第一次編寫會議，有20多人出席，這幾乎是當時從事中國法制史教學研究的全部人員了。《中國法制通史》的編寫突破種種難以想象的困難，成書1999年正式出版，共有10卷本、500余萬字。

　　讓中國法制史研究進入世界視野，這一步的邁出重若千鈞。

　　此外，張晉藩牽頭歷時23年編輯出版《中華大典·法律典》，耗時16年出版《中國少數民族法史通覽》，發表新中國涉及古代民法第一篇論文，撰寫享譽學界的著作60余部，編寫30余部專著和20余部教材，發表專業論文430余篇，其部分專著和文章已被譯成英、日、韓等多國文字出版。

　　在學術道路上，依然“載欣載奔”

　　至今，張晉藩仍然保持著每天上午8點半準時工作、晚上12點休息的節奏。在七十壽誕時，張晉藩將自己新出版的文集命名為《未已集》，表示“在學術道路上，依然‘載欣載奔’”。

　　“學術研究是艱苦的，但幾十年來，我始終樂此不疲，成為生活中的習慣。”張晉藩說，時間越久，越感到知識的不足。

　　生于“九一八”事變前一年，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的偽滿洲國讀小學的經歷，讓年少時的張晉藩朦朧地意識到，正確理解歷史對于一個民族的自信、自強有多么重要的意義。

　　當年難得的溫暖記憶，就是父親在睡前教他讀趙孟頫《讀書樂》，春夏秋冬四季讀書各有樂趣。盡管當時不解文章深意，但“讀書最樂”卻深深地印在了張晉藩童稚的心里。

　　“我雖已是鮐背之年，卻如伏櫪的老驥，還想多做一些‘開風氣之先’的工作。我只是踏出了一個路徑，期待后學把它開辟成通向法制史科學殿堂的一條大道。”張晉藩說。

“人民教育家”國家榮譽稱號獲得者黃大年——

心有大我 至誠報國

本報記者 杜亞麗 劉少利 李瑩

通訊員 曲家偉 關升亮

　　他是國際知名戰略科學家、我國著名的地球物理學家，為中國“巡天探地潛海”填補多項技術空白。

　　他教書育人、拼搏創新，成就顯著、功勛卓著，工作到生命最后一息。

　　他是黃大年，“人民教育家”國家榮譽稱號獲得者，曾任吉林大學地球探測科學與技術學院教授、吉林大學新興交叉學科學部首任學部長。

　　心有大我、至誠報國，是黃大年一生的寫照。

　　始終心系祖國和人民

　　“看到他，你會知道怎樣才能一生無悔，什么才能稱之為‘中國脊梁’。當你面臨同樣的選擇時，你是否會像他那樣，義無反顧？”這是黃大年在世時分享“偶像”鄧稼先事跡時的提問，被稱為“黃大年之問”。

　　他的一生，都在以奮斗和忠誠回答“黃大年之問”。

　　1977年，19歲的黃大年以當地考生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原長春地質學院（現吉林大學朝陽校區）。

　　1992年，已經留校任教的黃大年被選送赴英國攻讀博士學位，成為當時全國30名公派出國留學生中地學領域的唯一。彼時，我國在重磁數據處理技術等方面與發達國家差距明顯，黃大年下決心要為相關技術跟上西方而竭盡全力。

　　畢業后，黃大年返回選送單位工作，其后經過校方同意，再次前往英國，成為當時從事該行業高科技敏感技術研究的少數華人之一。

　　2009年12月，黃大年毅然放棄在英國優厚的工作、生活條件，回到母校任教。他表示：“我是這片土地哺育出來的炎黃之子，能夠越洋求學獲取他山之石僅是個偶然，回歸故里才是必然。”

　　投身鍛造國之重器

　　黃大年成為吉林大學地球探測科學與技術學院教授之后不久，來自科技部的一個航空重力梯度儀的項目就找上門來。

　　面對時間緊、任務重的高難度大項目，黃大年二話不說挑起重擔，沒日沒夜地帶團隊、趕進度、指導技術。

　　幾個月的時間，黃大年跑遍了十幾個與航空重力梯度儀研究相關的科研院所。摸清“家底”后，他就把自己關進辦公室，通宵達旦設計科研思路。

　　黃大年帶著團隊突破一個個技術難點，用5年時間完成了西方國家20多年走過的路。

　　他回國的第三年，中國首臺萬米大陸科學鉆探工程樣機“地殼一號”橫空出世，使中國成為世界第三個掌握萬米鉆探技術的國家；第五年，無纜自定位地震勘探系統工程樣機研制突破關鍵技術，為開展大面積地震勘探提供技術支持……

　　最看重的身份是教師

　　黃大年不僅是享譽國內外的卓越科學家，還是一名用生命寫盡忠誠的杰出人民教師。他常說，自己最看重的身份是教師。

　　在吉林大學，黃大年既帶碩士博士生，又主動擔任本科生班主任。新生入學，他走進學生宿舍，了解每個人的家庭情況、興趣愛好、發展意愿，幫他們規劃研究方向。他給本科生配備筆記本電腦，給研究生訂閱電子期刊。這些經費不能報銷，他就讓助手從他工資里扣。

　　“黃老師幫我逐字逐句地審改，還幫我收集國際學術資料，我想把老師名字署上，他卻再三拒絕了。”在黃大年的指導下，學生周帥一連發表了5篇SCI論文。周帥回憶，黃大年曾告訴他：“這都無所謂，你們將來出息就行。但要記住，做科研絕不是寫寫文章就行。要耐得住寂寞，要坐得住‘冷板凳’。”

　　如今已是吉林大學教授的馬國慶，忘不了黃大年第一次來聽他講課的情景。課后，黃大年直言不諱地指出他授課的不足，還耐心傳授經驗。“黃老師講課，那才叫真正好……”馬國慶說。

　　黃大年始終心系國家戰略科學的學科能力建設和人才梯隊培養。他琢磨，能不能把跨學科人才會聚在一起，讓基礎研究和前沿科技“在碰撞中尋求突破，在差異中做出增量”。對，就在吉林大學設立一個“新興交叉學科學部”！

　　在黃大年的推動下，2016年9月，輻射地學部、醫學部、物理學院、汽車學院、機械學院等專業的交叉學科學部成立。

　　在一個個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團隊——全國高校黃大年式教師團隊的努力下，一項項成果不斷涌現，一個個科學難題被攻克。他的精神激勵著眾多高校教師在各自領域接續探索、勇攀高峰。

　　（部分內容綜合新華社報道）

《中國教育報》2024年09月30日 第0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