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岳麓書院講堂西壁南側，有一方高34厘米、寬162.5厘米的青石碑刻，為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時任山長羅典刊立，這是畢沅詩碑。

　　乾隆五十四年孟冬時節，楓林流丹，萬山紅遍。二任湖廣總督不久的大學問家畢沅，在湖南學政張姚成、翰林院侍讀王夢樓的陪同下，涉江登山，來到岳麓書院拜訪“慎齋前輩”羅典。慎齋老人很激動，少不了極盡款待，一段清代文人的佳話由此展開。

　　畢沅一行在羅山長的陪同下，鉆進嘉樹深處，穿越林蔭小路，在岳麓山中，“遍游諸名勝，攀躋絕頂，摩挲古刻，敘舊論文”，不亦樂乎。畢大人是否去了歷史更為久遠的古麓山寺、云麓宮尋找天道，是否聽見先賢朱張登山呼嘯“赫曦，赫曦”的奇麗余響，且不好說，但他一定在山頂臨風遠眺時，被逶迤浩瀚的衡云湘水所震撼，故而寫下兩首七律并序，記錄他很羨慕羅典遠離官場、寄情山林、著書育人的獲得感和幸福感。

　　詩其一曰：“暖谷催梅在雪先，講堂高踞岳云邊。名山久占關請福，舊雨重逢要夙緣。著述力爭千古事，精神強勝廿年前。畫圖一幅湘西景，隔岸人呼訪戴船。”畢沅追憶二十多年前，曾與羅典在翰林詞館交往的諸多情景，而今對羅夫子掌教岳麓書院，精研易學，箋注毛詩，著述豐碩，表示由衷的敬意。

　　此時的羅典，年屆七十有三，老當益壯，矍鑠有神，讓剛剛年過六十的畢沅感覺他“精神強勝廿年前”。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羅典曾考得湖南鄉試第一名，并成功通過科場獨木橋躋身政壇，做到四川學政、鴻臚寺少卿之類中層干部，也主持過幾屆會試鄉試一類科舉大考，但盛年借故母親老病要盡孝，索性辭官歸鄉，投身振興文教事業，成就了他另一種閃亮人生。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朝廷耗資千萬銀兩修纂十年的鴻篇巨制《四庫全書》在京竣工，而在千里之外的湖南，63歲的湘潭大儒羅典應巡撫李世杰所聘，出掌湖南最高學府岳麓書院。

　　羅氏五次連任岳麓書院山長，達27年，奉行“非專衡文，當以育才為本”的主張，堅持“造士育才”，“堅定其德性，明習于時務”（嚴如熤《鴻臚寺少卿羅慎齋先生傳》，轉引自楊布生《岳麓書院山長考·羅典》），培育了一大批經世志士，其中以陶澍、賀長齡、歐陽厚均等出類拔萃。

　　畢沅在頌揚羅典教書育人、著述豐富后，詩興未減，繼續寫第二首：“絕磴霞關費仰窺，鐘聲送客出嵚巇。絳紗緒衍南軒脈，翠玉書摩北海碑。泉石松窗詩并麗，文章蕓篋岳爭奇。學瀾比似云瀾闊，不到登峰那得知。”稱贊岳麓學子在充滿詩情畫意的漫山紅葉中，延續張栻學脈、湖湘學統，寫詩作文，修學儲能，寄語諸生努力在學海揚帆、登攀高峰。直至今日，繼承和弘揚岳麓千年文脈的湖南大學校歌中，高唱“承朱張之緒”，故而生生不息。

　　畢沅來訪，既有封疆大員視察士子修業的用意，也有禮賢下士拜訪碩儒的情景，故而他在兩年后手書刻石送來的匾額上，恭敬地寫道“館后學畢沅”。

　　館者，詞館也，即翰林院，朝廷儲備精英人才之所，士林榮光。畢沅為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狀元及第，獲授翰林院修撰。羅典則是乾隆十六年（1751年）進士，選庶吉士，授職翰林編修。然而，畢沅在碑刻中，隸書詩文，隨文箋注，在“舊雨重逢要夙緣”后以小號字體標示：“憶在詞館時相過從，旋持節秦隴豫楚，忽忽廿余年矣。”主要還是畢沅自述仕途，他自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因皇帝表揚“才可大用，非詞臣能盡其所蘊”（《弇山畢公年譜》），特旨補授甘肅鞏秦階道起，繼而輾轉陜西、甘肅、河南和湖廣等地任職，至寫作此詩時，凡二十余年。一言“憶在詞館時相過從”，在拉近他與老大哥羅典的交情。

　　況其以“館后學”謙稱，更可見他放下了一品大員的架子，紆尊降貴，敬奉曾經品秩不過五品的羅典為“前輩”，更是嘉言稱許羅先生教書與著述雙豐收，同時不忘殷切勸學岳麓士子明體達用、經世致用。

　　分管湖南地區教育的行政官員張姚成續寫跋語，交代舊事，并以弘揚朱張學統為希望，突出畢沅的尊師重教還是真誠殷切的。張姚成在跋語中說，畢“先生”此前寫成二詩，抄錄了一遍給他看，“越二年，復以隸寫之，鐫諸石以寄慎齋先生，而嵌之講堂之壁”。時至今日，悠悠二百三十余年俱往矣，畢沅詩碑同古圣先賢朱熹留下的“忠孝廉節”、前輩大儒王文清手定的“岳麓書院學規”等著名碑刻，嵌于講堂南西北三壁，熠熠生輝。

　　雖然詩碑只是岳麓書院諸多珍貴石刻中的一個人文切面，但在千年書院中，仍以此方碑刻獨特地見證尊師重教、渴求人才的歷史，亦可視為中華文脈賡續、書院教育遐昌的有力證據。

　　畢沅一生三任湖廣總督，多次來長，赴書院講學。有記載者，第一次以此詩碑為證，第二次為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他再次攜張姚成前來拜訪羅典，并借杜牧古詩“停車坐愛楓林晚”，為羅山長在書院后清風峽修建的紅葉亭，改名為愛晚亭，同樣傳承至今，令人駐足停留，游樂忘返。而作為詩碑的主創者，畢沅更是以其“愛才下士”（《清史稿·畢沅傳》）的高尚品德，以及其留下的諸多經典著作，值得我們深入了解其人其事。

　　他是乾隆文壇領袖沈德潛的弟子，少年起就跟隨寡母張氏學習《詩經》《離騷》，養成了過目能誦的好本領。他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以舉人的身份，受任內閣中書，入值軍機處做章京，職事撰寫諭旨、記錄檔案和查核奏議等。

　　他因機緣巧合，高中榜首，獲得乾隆皇帝看重倚任，扶搖直上。他一邊做官，一邊養士，禮賢下士，敬重文人，養成一大喜好。他“性好著書”（《清代學人列傳·畢沅》），更是于經史、書畫、小學、金石、詩文、地理之學，無不貫通。他似乎產生了一種吸引力定律效應，身邊經常名士云集。

　　只要“人有一藝長，必馳幣馳請，惟恐其不來，來則厚資給之”，像章學誠、邵晉涵、洪亮吉、段玉裁、錢泳、孫星衍等“一時名儒才士，悉為羅致幕下”，獲其賞識，受其資助。公事之余，主賓詩酒酬唱，聯袂合作著述，推出經典傳世。我們今天看到的220卷本《續資治通鑒》，就是畢沅禮賢下士的共同成果。梁啟超說：“有畢《鑒》，則各家續《鑒》皆可廢也！”

　　（作者單位：湖南大學工商管理學院）

《中國教育報》2025年09月05日 第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