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大道院士在學術論壇上。中國科學院大學新聞中心供圖

　　當“點—軸”發展理論在學術會議上初露鋒芒，奠定其學術基石時，他已44歲。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那年，63歲的他依然在奔波在調研一線。71歲那年，意外導致脊椎受損、下肢癱瘓，他卻以驚人毅力重返書桌與講堂。如今，這位85歲的經濟地理學家，依然每日出現在中國科學院地理科學與資源研究所，輪椅無法束縛思想的疆界，他用沉淀一生的智慧，向年輕后輩講述遼闊國土的故事。

　　作為中國科學院大學的博士生導師，陸大道常對學生說，人生是場馬拉松，堅持比智商更重要。在他身上幾乎看不到這個時代常見的“速度焦慮”。他以一步一個腳印的堅持，詮釋了一名研究者純粹的精神內核。

　　我的地理學血脈，是從家鄉的田埂和河溝里流淌出來的。我的家鄉在安徽桐城的一個小村莊里，南面是浩浩長江，北靠大別山東麓。小時候，我總蹲在村口看那些從山澗流下的小水溝——它們怎樣匯聚成小河，又怎樣奔向遠方，最終注入長江邊的大湖。

　　那時我住的村子小，只有十幾戶人家。可鄰村卻大得多，有集市，有來往的商販。我總想：為什么村莊有大有小？是什么在決定著它們的興衰？這些疑問像種子埋在心里。到了中學，我第一次在課堂上展開中國地圖時，那些蜿蜒的鐵路線、星羅棋布的城市、奔涌的大江大河，瞬間把我的視野拉大了。我癡迷地尋找家鄉那條小河在地圖上的痕跡，并思考著：為什么鐵路交會處總有繁華都市？城市大小背后藏著怎樣的天地法則？

　　當時我一心只想考師范。母親一個人養大我不容易，我想早點兒工作奉養她。在桐城中學畢業時，我第一志愿填的是安徽師范學院（今安徽師范大學）。可命運給了我一個轉折，學校推薦部分學生報考重點大學。老師說：“陸大道，你試試北京大學吧。”

　　1958年北京大學地理系擴招，我竟成了那三百分之一。偶然的選擇，卻讓我踏上了追尋一生答案的跑道。

　　在北京大學，侯仁之先生最后一堂課讓我銘記終生。那是1963年，這位地理學家對我們說：“同學們，將來無論到哪里工作，都要深入研究當地情況，主動向地方政府建言獻策。”他最后擲地有聲地說：“地理學是‘經世致用’的學問！”“經世致用”四個字如雷貫耳。更巧的是，當我進入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讀研，導師吳傳鈞先生開宗明義第一課又強調：“地理學必須是經世致用的學問！”兩位大師在不同時空發出的同一聲呼喚，就像兩道閃電劈開迷霧，讓我明白了童年那些“為什么”的終極意義——不是滿足好奇心，而是要用地理智慧改變這片土地。從此，地理學在我心目中，從對自然規律的好奇探究，轉變為能“解決國家問題”的致用利器。

　　“從中國東部到西部、從北部到南部，不同地區的發展水平差異顯著，有的地方經濟繁榮，有的則相對滯后。這種自然法則背后隱藏著怎樣的智慧？為何城市會有不同的規模和發展速度？”這不僅是我小時候提出的問題，也是我在成年后致力于解答的研究課題。

　　地理學的真理不只在書齋，更在田野。講出一兩重的話，我的資料至少一斤重。有一年暑假我到山東等地調研，當時各地都在大力推行城鎮化建設，大廣場、大馬路、立交橋層出不窮。當時大家普遍認為，城鎮化是現代化的重要標志，應該加快建設速度。我們一行人來到了一個拆遷安置小區，看到不少四五十歲的人在小區聊天、喝茶、打牌。我當時心里很不是滋味，因為這些人正處于壯年，本應在田間勞作，現在一下子變成“城里人”，卻無法實現其價值，這不是正常城鎮化的途徑。后來我撰寫了報告向上級反映，提出中國應該走符合國情的循序漸進和資源節約型城鎮化道路，最后推動了相關政策的出臺。

　　60多年來，我走遍大江南北，每一次觀察、每一次訪談、每一次思考我都記錄了下來。筆記本的每一頁紙上都密密麻麻寫滿了文字，有時還夾雜著手繪的草圖、簡略的圖表、采集的標本記錄或是一個關鍵的聯系方式。這些看似瑣碎的記錄，經過數十年如一日的沉淀、梳理、分析和歸納，從一片農田作物布局，到一座礦山資源結構，再到沿海一家企業的運作脈絡，數十年積累已沉淀成一本厚逾300萬字的動態中國工業地理圖譜。它描繪的不僅僅是靜態的布局，更是區域產業結構的動態演變、空間集聚的形態規律和發展驅動力的深層機制。正是這些調研和思考，奠定了我日后所有研究的堅實根基。沒有這些沉淀，任何理論都將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1984年，我基于自己20年來的研究積累，提出了“點—軸”發展理論和“T”字形空間戰略。“點—軸”發展理論認為，在國家和地區發展過程中，大部分社會經濟要素都在點上聚集，點與點之間形成軸。這里的點是中心城市和各級居民點，軸是由交通、通信、能源、水源等連接起來的基礎設施軸。點就像一扇門上的合頁，軸就像門軸。合頁帶動門軸，整個門板隨之轉動，從而帶動整個區域的經濟發展。而連接多個中心城市的沿海地帶和相當于5條鐵路干線運量的長江及沿岸地帶，構成“T”字形，是我國最重要的“門軸”。交通線、能源通道、市場樞紐是“軸”，把中心城市這些“點”串聯成網。

　　后來，這個理論被寫入《全國國土規劃綱要》，全國很多地方在編制“國土規劃”時，都遵循了全國“T”字形宏觀戰略，也都應用了“點—軸”概念規劃了各自的重點發展軸線。

　　常有人問我：“院士為什么還要上課？”我說，講臺就是支撐我跑這場學術馬拉松的能量補給站。自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在中國科學院大學前身的中國科技大學研究生院（北京）任教，幾十年如一日，站在講臺上與年輕學子交流思想、碰撞火花，始終是我學術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我始終堅信：“好的教學不在灌輸知識，而在點燃求知欲。”講“地緣政治”時，我用歐洲大國興衰變遷作生動例證，讓歷史課本上的威廉一世、俾斯麥等歷史人物變得立體鮮活、有血有肉。看到年輕人眼睛發亮的樣子，我感到比任何獎項都珍貴。我也非常有幸得到學校的認可，2020年獲得了中國科學院大學的“李佩教學名師獎”。

　　2011年，一場意外讓我胸椎骨折導致下肢癱瘓，神經痛像無數鋼針扎進骨髓。很多個深夜，劇痛讓我渾身冒冷汗，工作成了我唯一能短暫擺脫痛楚的方式。起初我拿起筆寫東西，后來直接拿起手機錄下我對學科建設的想法、對國家發展的思考。錄得多了，就整理成報告交上去。近年來，又出現了植物神經紊亂的問題，怕冷得厲害，盛夏也得裹上三層毛衣外加厚外套。但說來也奇妙，只要我投入到思考或工作中，疼痛和寒冷就會暫時消退。疼痛確實限制了我的身體行動，但它從來沒能禁錮住我的思想。面對這些煎熬，專注工作成了我的止痛劑。思想的引擎一旦啟動，就永遠在奔跑——這就是我對“堅持”最深刻的理解，也是生命對抗苦難的方式。

　　現在，許多年輕人常焦慮“輸在起跑線上”。我想用自己80多年的經歷告訴他們：人生是一場馬拉松，不是百米賽。不要相信所謂“輸在起跑線上”的說法，關鍵在于能否保持持久的努力。我見過太多故事：有學生初入校門平平無奇，十年后成為學科骨干；有同事早期成果寥寥，退休前卻厚積薄發。我自己呢？一個本想當鄉村教師的窮學生，不也跑進了科學殿堂？

　　堅持的本質，是永遠保持起跑心態。不要被暫時的領先或落后迷惑，要找到真正熱愛的方向，把每一步踩實，不要急于求成。馬拉松比賽中，最終的勝者往往并非起跑最快的那個，而是那些堅持不懈、持之以恒的人。要有耐心、恒心和決心，不要輕易放棄自己的夢想和目標，堅持才能夠達到自己人生的高度。

　　（本報記者 焦以璇 通訊員 王琦 孫露娜 采訪整理）

《中國教育報》2025年09月30日 第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