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將此前并未明確納入國際中文教育領域的海外華文教育納入體系，是當前國際中文教育領域最重要的轉變之一。這種轉變具有機構規模擴大和治理能力提升的雙重意義，本文就海外華文教育融入國際中文教育研究的可能性、緊迫性與必要性展開研究。

[關鍵詞]海外華文教育；國際中文教育；融合

2019年，國際中文教育大會提出要構建更加開放、更加包容、更加規范的國際中文教育體系。這種開放性、包容性、規范性不僅體現在術語稱謂的改變，更體現在內涵與外延的擴張。從教學類型來看，國際中文教育主要有三大類：國內的“對外漢語教學”、海外的“國際中文教學”，以及海外的“華文教育”。[1]可以發現，國際中文教育內涵最大的轉變就是將此前并未明確納入國際中文教育領域的“華文教育”收入囊中。這種轉變是由點到面的擴散和從低到高的提高，前者是規模擴大，后者是質量提升。[2]將華文教育納入國際中文教育體系體現了規模擴大，而教育部中外語言交流合作中心和中國國際中文教育基金會的創設，意味著國際中文教育從政府到民間的運營模式更迭，彰顯了治理能力提升的意圖。[3]由此也引出了學術研究層面的一系列問題：當前，應該如何理解海外華文教育和國際中文教育的內在聯系？如何在兩者具有內在聯系的價值預設和邏輯前提下，加速海外華文教育融入國際中文教育研究？本文從可能性、緊迫性與必要性三個方面作了具體論述。

一、海外華文教育融入國際中文教育研究具有可能性

從社會語言學的角度講，發端于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在法國社會學派和布拉格學派的影響下，社會語言學研究于上世紀60年代逐漸興盛，涌現出諸多經典作品。其中，證明語言和身份認同、語言和文化適應、語言和民族心理建構之間存在密切關系的研究已成脈絡。結合身份認同來探討語言使用、語言態度等華語生活的研究，已成為相關領域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4]因此，即使生成的國別與區域不同，中文作為民族情感紐帶和“祖先香火”延續的基本功能不會改變。[5]此外，說明語言和經濟收入、語言和社會流動、語言和人力資本之間存在緊密聯系的研究不勝枚舉。經濟效益也是其他族裔前往華文學校、孔子學院或留學中國學習中文、投資中文的主要動因。中文學習的情感與經濟雙重屬性將華人華僑和其他族裔的學習者拉進同一間教室，學習同一種語言，這自然也將全球范圍內的中文教育教學活動雜糅在一起，產生了活躍的教育現象，涌現出豐富的研究主題。這是可以將海外華文教育融入國際中文教育研究的事實基礎，其深度的融合路徑是需要進一步探明的方向。

二、海外華文教育融入國際中文教育研究具有緊迫性

從美國對中文態度的演變看，美國自冷戰時期便開始利用華文教育對東南亞華人華僑進行反華宣傳，以達成其文化冷戰的目的；另一方面，針對上世紀50年代以來華僑學生返回大陸的潮流，美國開始利用教育援助和文學宣傳等方式幫助東南亞發展海外華文教育，展開對歸國僑生的爭奪。[6]盡管70年代后美國對中文教育的態度經歷了緩和期，美國也逐漸成為世界上孔子學院最多的國家，但如今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地區動蕩頻發、亟須國際合作的形勢下，以美國為代表的一些西方國家卻持逆全球化的態度，試圖抹黑國際中文教育的體制機制，質疑中國提供應急語言服務的動機?；诖?，推進海外華文教育融入國際中文教育研究，以學術論證為中國參與全球語言治理建言獻策，將有利于紓解變革期的實踐困惑，因應國際民粹主義抬頭帶來的理論挑戰。

三、海外華文教育融入國際中文教育研究具有必要性

從全球治理理論看，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一概念，強調“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就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全球治理是國家治理和善治在國際層面的延伸，[7]因而參與全球治理，進而參與全球語言治理是實現新時期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的必由之路。全球語言治理理論是正在興起的解釋語言政策（language policy）多元本質的概念框架，[8]其強調的治理主體多元化、治理過程雙向化使治理對象國得以平等、理性地利用國際資源發展語言教育。這是促進語言教育政策國際化的前提，更是打破美國等國家在國際語言教育政策問題上持冷戰思維、零和博弈的理論突破。因此，作為中國參與全球語言治理基礎要素的海外華文教育需要在研究層面融入國際中文教育，需要把握全球治理主體多元化趨勢和各國語言政策、教育政策的國際化方向，超越語言教育的烏托邦和“巴別塔”，找到合適的研究路向和實施路徑，相應地創生理論，引導實踐，以此推動中文作為世界通用語使用的廣度與深度，為建構人類共同的語言文化溝通橋梁而付諸努力。

基于馬克思主義發展觀，海外華文教育融入國際中文教育的過程應是波浪式前進、螺旋式上升的。這個過程中，會出現循環往復的現象，但最終會實現走向彼此融合的理想狀態，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期待。在此之前，如何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中文教育治理路徑，如何拿捏國際中文教育“情感性”與“經濟性”的平衡點，如何有效輸出和轉移國際語言教育政策，如何協調多元語言教育主體內部的對立統一關系，等等，這一系列問題可以為新時期海外華文教育融入國際中文教育研究開拓廣闊的研究領域。（作者 劉晗 系華南師范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語言學一般項目“‘一帶一路’倡議下東南亞國家語言政策與規劃研究”[編號：18BYY057]，國家語委“十三五”科研規劃重大項目“‘一帶一路’建設中語言服務的現狀、評價及對策研究”[編號：ZDA135-11]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1]郭熙,林瑀歡.明確“國際中文教育”的內涵和外延[EB/OL].(2021-03-16)[2022-03-10].http://www.cssn.cn/zx/bwyc/202103/t20210316_5318331.shtml.

[2]趙楊.漢語國際教育的“變”與“不變”[J].天津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1):7-14.

[3]劉晗.中國參與國際中文教育治理的挑戰與應對[J].世界教育信息,2021(7):26-30.

[4]陳麗梅.從語言態度與語言使用看緬甸華人的身份認同——以曼德勒、東枝、臘戌學員為例[J].八桂僑刊,2021(2):14-23.

[5]羅楊.“香火”永續:柬埔寨華人社團百年變遷[J].南洋問題研究,2017(4):57-70.

[6]翟韜.文化冷戰與華僑華人:美國對東南亞華僑華人的宣傳滲透[J].東南亞研究,2020(1):134-151+158.

[7]俞可平.全球治理引論[J].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2(1):20-32.

[8]John Walsh.Language policy and language governance:a case-study of Irish language legislation[J].Language Policy,2012(11):323-341.

來源：《神州學人》（2022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