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海外留學生天然扮演著中國故事講述者的角色，在中國形象的國際傳播中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本研究運用訪談法，聚焦17名海外留學生講述中國故事的實際經歷，并對實踐現狀進行分析，重點提煉其面臨的現實困境與時代新機。本研究還歸納了海外留學生講述中國故事的時代新機，首先是在文化不斷“失味”的情況下，不再新奇的留學生形象有助于當地民眾更好地接受中國故事內容；其次是留學生親身經歷的中國故事往往蘊含著實踐意義，易于被外國友人理解和認同。

[關鍵詞]海外留學生；中國故事；國際傳播

隨著我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的逐步推進，中國故事這一時代命題不斷面臨新的講述機遇。作為身在海外的中華兒女，海外留學生群體天然扮演著中國故事講述者的角色，但這一群體的主觀能動性尚未得到充分發掘。1978至2019年度，我國各類出國留學人員累計達656.06萬人。僅在2019年，中國出國留學人數就已突破70萬。[1]此外，國家一向鼓勵和支持在外留學人員團體開展多樣性的健康活動，積極組織參與中外友好交流活動，以此宣揚中華文化。[2]一言以蔽之，海外留學生講述中國故事大有可為。

一、文獻綜述

本文研究對象“海外留學生”指的是赴國外高等院校留學的中國籍學生。由于海外留學生向當地民眾講述中國故事的一大情境是人與人的實際接觸，且存在不同文化間的交融與碰撞，因此多被歸為人際傳播與跨文化傳播結合的研究范疇。目前，國內針對留學生的相關研究集中于來華留學生的人際互動，對出國留學生的人際傳播現狀探討不多。在為數不多的文獻中，海外留學生的社交媒體使用成為一時的探討主題。有學者對悉尼地區中國留學生社交生活的研究發現，即時性社交工具提供的新型人際傳播社交狀態一方面拉近了海外留學生與內群的距離，另一方面又致使其產生人際交往依賴；[3]還有學者研究了在韓海外留學生的社交網絡使用情況，發現社交網絡使用依戀與個人連接及社交資本之間呈正向關系；[4]也有學者對留學生如何與東道國建立積極關系進行了研究。結果顯示，留學生有作為國家公共關系戰略的公眾潛力，且食物是其與東道主文化聯系起來的關鍵；[5]另外，彼此陌生的大學生在交往的不同階段，往往會經歷從網絡社交平臺到即時通訊工具再到電話直呼的媒介使用順序，不過，男性留學生對這一順序沒有明確感知。[6]

目前對于講述中國故事的一個共識是，請外國友人真正來到中國，用切身經歷否定西方輿論中對于中國的污名化報道較為有效，所以不少有關留學生講好中國故事的研究常常著眼于來華留學生如何作為“二傳手”講好中國故事，如以在華留學生為中介探討中國故事傳與受的結構性偏差，[7]但對在外中國留學生講好中國故事的研究所見不多。

二、研究設計

（一）研究工具及方法

本研究在收集數據時，采用了質性研究中的訪談法。在處理數據時，使用NVivo12plus軟件對海外留學生講述中國故事的現狀進行編碼。相應的編碼模式講求在構建理論時采取自上而下的方法，在現有資料基礎上歸納研究對象的核心概念，并且通過建立概念之間的有機聯系來構建理論，主要操作有三個步驟：開放式登錄、關聯式登錄與核心式登錄。[8]NVivo12plus是一款適合于編碼的計算機輔助研究軟件，能夠幫助研究者清晰整理出以訪談文本為形式的定性數據。

（二）樣本介紹與研究過程

為確保訪談對象在專業背景與留學國家等方面存在區分度，本研究盡可能保證訪談對象整體特征存在多元性，在性別、年齡、學歷層次和留學時間段等各個指標方面存在一定差異，其中尤其不同的是留學目的國，基本保證了訪談對象一人一國、涵蓋五大洲的分布情況。最終有17位留學生參加了線上或線下訪談，訪談時間均不少于一小時。被訪者個人基本信息如下：A（男，留學日本，亞洲）；B（男，留學韓國，亞洲）；C（男，留學新加坡，亞洲）；D（女，留學馬來西亞，亞洲）；E（男，留學伊朗，亞洲）；F（女，留學英國，歐洲）；G（女，留學法國，歐洲）；H（女，留學德國，歐洲）；I（男，留學德國，歐洲）；J（男，留學西班牙，歐洲）；K（女，留學芬蘭，歐洲）；L（男，留學白俄羅斯，歐洲）；M（男，留學美國，美洲）；N（女，留學加拿大，美洲）；O（男，留學坦桑尼亞，非洲）；P（女，留學坦桑尼亞，非洲）；Q（男，留學澳大利亞，大洋洲）。

三、海外留學生講述中國故事的三重困境

為達到還原采訪資料的目的，在執行開放式登錄時，編碼者試圖將個人固有立場懸置，對海外留學生講中國故事的訪談資料進行開放式編碼，提煉出一些既有概念，并將這些概念進行整合，形成了一級編碼（自由節點）和12個碼號。

關聯式登錄意在發現及建立碼號間的內在關系。本研究將開放式登錄中獲得的12個碼號進行關聯，將“遭遇刻板印象”“課堂融入難”“只能進行簡單的生活上的溝通”“經常被問及信仰問題”“當地俚語聽不懂”及“中國故事繁雜、不夠具象”歸納到“語言與跨文化交流問題突出”；將“立場與和氣都很重要，沒必要鉆牛角尖”“怕被認為企圖改變他人看法”及“盡量避免探討政治、民族及宗教議題”歸納到“選擇性隱藏自身看法”；將“與當地人有很大距離感”“見到很多中國人抱團”及“嘗試融入，對方很友善”歸納到“積極者融入，不適者抱團”中。因此，在關聯式登錄中形成了3個意義類屬，即海外留學生講述中國故事的3個關鍵節點：“語言與跨文化交流問題突出”“選擇性隱藏自身看法”及“積極者融入，不適者抱團”。在最后一步核心式登錄中，研究者將已發現的概念經過系統分析，并選擇一個具有統領性的“核心類屬”，將大部分研究結果囊括在一個比較寬泛的范圍中。最終，本研究的核心類屬界定為“文化鴻溝”“立場藏匿”與“不適者抱團”。

（一）文化鴻溝：語言與跨文化交流問題突出

在特定的文化情境中，說話者會有目的地將語言代碼用于社會性目的。除了諸如介紹祖國的課堂展示外，講中國故事往往不是海外留學生的學習目的，其講故事的行為往往發生在日常生活中。但是，被訪者可能會受限于如下因素從而導致講述效果不佳：

一是自身的中國故事儲備能力不足，以致陷入“想講的不清楚，對方想聽的不了解”的尷尬境地，出現了被追問乃至被問倒的狀況。

二是語言能力不足，不少被訪者向我們講述了因語言不同而遭遇的種種困惑，問題多是聽不懂對方言語、說不出自身心聲等。這既挫傷了留學生講中國故事的熱情，更有可能從根本上減弱留學生與當地人的交流熱情。有足夠對話能力的故事講述者才能造出恰當的句子，在特定社會和文化語境中自如地交流。受訪人Q即產生過這樣的情緒：

我有一段時間跟外國人交流時很自卑。因為我認為是我的原因導致了我們的溝通有障礙……一般對方要向我再三、再四重復，會浪費時間。這可能導致我們溝通的效果整體下降。

三是中國故事體量龐雜且抽象，留學生往往難以駕馭。每類文化都有其特定的交談屬性，暗含著自身交流的獨特傾向。在高語境文化中，有一定程度的信息是由社會文化的環境和情景來傳遞，而非直接的語言，顯性語碼負載的信息量在某些情境下相對較少。[9]中國文化是明顯的高語境文化，而西方國家普遍屬于低語境文化，這就意味著中國故事的部分內容與價值觀在一定程度上難以被低語境文化中的民眾充分理解。如受訪人D談道：

說到黃河文化，大家都一知半解，感覺誰都說不清黃河文化到底是啥，黃河精神到底是啥，中國文化偏概念……就其內容來講，我覺得現在搭建起來的內容沒有特別充足。

（二）立場藏匿：選擇性隱藏自身看法

在我們的研究中，不難找到有關“立場藏匿”的案例。有被訪者表示，他們在進行跨文化實踐時會有意隱藏部分立場以換取對方認同，塑造一種友好、容易交流、不十分偏激的性格形象。被訪者表示，在某些情況下，甚至還有部分留學生會為了強化自己在當地的文化融入，而選擇對中國故事的良好形象建設產生負面作用。不過，與此同時，也有被訪者反映，有時立場隱藏不是一味退讓，不能涉及自身原則問題。對于這一現象，或許可以從集體主義與個體主義的視角尋找解釋。相比個體主義文化而言，集體主義文化中的成員往往會謹言慎行，避免與身邊人直接發生正面沖突，一些不利于彼此間關系構建的話題或許會避而不談。當然，如今的中國人或許正處于集體主義與個體主義混合的狀態。[10]有關于此的討論還需進一步挖掘。

（三）不適者抱團：積極者融入的另一面

隨著立場藏匿問題而來的，是部分留學生因為不能在當地產生較好的文化適應，從而缺失講述中國故事所需的能力和熱情。交際適應理論（CAT）為我們認識這一問題提供了一個視角：認定確切的群體界限的集體主義文化成員，比個體主義文化成員更傾向于消極應對試圖在溝通過程中融合的外群成員。[11]

總體來說，中國人在一段關系中講求“細水長流”，且長期以來，中國人的情感總是相對克制與內斂。這樣的交友策略與情感調控在不少被訪者看來，反而是對講好中國故事的一大阻礙。不少留學生在留學前都沒有接受過系統的跨文化訓練，以至于抵達留學國家時突然陷入文化休克的窘境中，難以提升與當地人溝通時的自主性，進而逐漸放棄融入跨文化實踐。根據研究結果看，從自身喜好與特長入手，把握好初入留學國的窗口期對于留學生融入當地社區和講好中國故事大有裨益。被訪者Q曾因語言基礎不好而遭受沉重打擊，但其通過提升自主性找準了交往的切入口，成功完成了中國故事的國際表達。

“國內大部分學生不是特別愛健身，我特別愛健身，外國人也特別愛健身，所以這是一個很好的契機，能讓我接觸更多外國人。這可能是為什么我能比其他留學生更容易跳出自己的朋友圈……我和外國人經常一起探討呂小軍的故事。”（Q）

四、海外留學生講述中國故事的雙重機遇

以上通過逐級編碼探討了海外留學生講述中國故事的三個關鍵難題，我們再從被訪者講述中國故事的兩類機遇視角進行探討。

（一）“失味”面孔：當中國留學生不再新奇

“文化失味”原指一種傳播策略，即通過一定方式將文化“去意志化”，偽裝成“無味的文化”后再傳播，日本經常使用文化失味策略傳播國家文化，“神奇寶貝”“哆啦A夢”與“蠟筆小新”等熱門IP都是例證。[12]不少被訪者表示，隨著中國的國際影響力逐步擴大，以及越來越多的中國學生選擇留學，亞洲國家與部分發達國家民眾對于中國人的戒備心正逐漸減弱，一些熱門留學目的地國家的民眾對中國人的出現開始感到不足為奇。這一方面可能意味著當地對中國人的刻板印象在逐步加深，另一方面又為海外留學生講述中國故事創造著時代機遇。符號學中的文化標出性理論也為我們看待這一問題提供了視角：作為動態的文化關系模式，文化標出性理論中的中項是多元的混合，它的搖擺和偏邊對文化標出性起到決定性作用——標出項是正項和中項聯合排拒的結果，中項偏邊現象，是判斷文化符號中標出項的重要依據。[13]當中國留學生不再成為當地的“標出項”，乃至被當地人視為社區天然的組成部分時，其在講述中國故事時會顯得更自然客觀，對方既定的“文化輸出”偏見也會相對減弱。

此外，有留學生在中國游戲廠商出品的“失味”游戲中如魚得水地幫助外國青年體驗著中國獨有的“集體智慧”。被訪者I表示，大型出海游戲《原神》在國外獲得成功，其“五行相生相克”的玩法以及主線與支線任務有著非常明顯的中國格局觀與集體主義精神印記，與之共玩的外國青年會覺得與中國青年玩家互幫互助的游戲體驗是“令人感到溫暖的”。

（二）親身經歷的故事蘊藏實踐意義

作為成長于中華大地的兒女，海外留學生所在的地域和時代賦予其自身的獨特經歷，也構成了跨文化傳播意義上的故事文本。言行合一的故事在講述上往往具備著實踐意義，即中國故事不只是講述樣本，更是實踐范本。基于個人經歷的中國故事是輕量級的平民化敘事內容，比起高大、宏觀和全面的文本呈現往往更有說服力。處于社交媒體時代的留學生掌握著文化傳播的個性文本與跨國工具，這正是人際傳播借助社交媒體傳達中國故事的一種基點。誠然，這可能招致類似于“淺薄文化輸出”與“文化碎片化”的非議，但留學生融入當地生活、講述中國故事的過程本就是從無到有、從有到精的過程。個人化的中國故事有著極大觸及當地民眾的潛力，只有當了解中國的初始興趣被有效喚醒，中國故事的傾聽者才會有更加深入了解中國故事內在與宏大精神的意愿，留學生的親身經歷正是觸發外國友人興趣的契機之一。

留學生親身經歷的文化故事往往存在著天然的敘事潛力，例如中國的抗疫故事。被訪者紛紛表示，中國的疫情防控政策在不少外國民眾眼中，從最初的不理解轉為了驚嘆，中國疫情防控本身成為值得講述的中國故事。不少海外留學生都是中國疫情防控過程的親歷者，他們基于自我經歷的微觀敘述是對國家宏觀敘事的良好補充，是讓各國民眾了解、理解和認同中國的一扇窗口。再如中國孝老愛親的故事，“百善孝為先”是中國傳統美德，這在全球人口老齡化的背景下顯得愈發重要。海外留學生不經意間對外國老年人的關懷體現了中國孝道，受到了國際友人認可。例如，被訪者G在法國公交車上給老年人讓座，本以為會引發對方反感（不愿承認自己老了），但卻得到了對方的欣然接受和誠摯謝意。由此可見，中國的傳統美德具有被世界人民認可的潛力。留學生還可作為中國價值的傳聲筒，輔助國家層面的宏觀傳播，彌合信息鴻溝。例如，在非洲留學的學生表示，當地不少人士希望從中國進口小商品，卻苦于無法獲得相應渠道，轉而向留學生打聽“一帶一路”建設的相關政策與致富經驗，這樣的中國故事對當地人來說，或許正是改變自身財務狀況的實踐渠道。

本文立足于訪談材料，對海外留學生講述中國故事的難題和機遇作出了梳理與探討，對相關研究起到了一定程度的補充作用。為尋找海外留學生講述中國故事的共性關鍵，本研究在方法上采用了逐級編碼方式，但在嚴格意義上尚不屬于扎根理論范式。同樣，受限于研究規模與訪談人數，整體樣本只是相對接近飽和狀態，難免有所疏漏。此外，被訪者的年齡、性別、專業背景等指標各有不同，凡此指標對于中國故事的講述效果是否存在相關性影響還未可知。未來的研究可從上述起點出發，進行更加充分深入的探討。（作者馬博文系黃河水利委員會新聞宣傳出版中心助理編輯，張帥系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新聞與傳播學院博士研究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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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神州學人》（2022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