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6日，初冬的廈門，連續晴朗的天氣，在這一天變得陰沉而灰暗。海風吹過，落葉開始飄零。

8點50分，從廈門第一醫院傳來噩耗，廈門大學資深教授潘懋元與世長辭，享年102歲。

11點30分，30多名廈大師生、潘懋元曾經的學生與好友，自發趕到醫院，護送他的靈柩前往殯儀館。

12點之后，潘懋元離世的消息迅速通過網絡，在他的學生中傳開，在教育人中傳開……

一時間，高等教育學術界、教育行政部門、廈門大學、那些他的知識澆灌過的地方，80年來曾經在講臺下聽過他講課、或是接受他親身教誨的莘莘學子，都在緬懷、追憶。

102歲高等教育人：始終投身時代教育洪流

1920年8月，潘懋元出生于廣東汕頭一個貧苦小販家庭。1941年秋，他考入廈門大學。1951年，他由廈大保送至中國人民大學教育學研究系，進修研究生課程。回到廈門大學后，他開始高等教育學的研究工作。

從青年學子到百歲教育長者，潘懋元不忘初心，始終置身于教育的時代洪流中。他從不沉迷于昔日的條條框框，也不惦念自己過往的成就，即使年逾百歲，社會上最新的教育焦點，都是他急切討論的話題。

2020年8月4日，是潘懋元百歲生日，也是他從教85周年的日子。這一天，他作了題為“新時代高等教育改革與發展：今天、明天、后天”的學術報告，他提出高等教育要提前應對人工智能時代的挑戰。他認為，高等教育既要培養自然人的創新能力，也要提前研究機器人“行為學”“倫理學”，也許在將來，要在倫理、道德及法律層面教育培養“機器人”。

“未來會有更多的中專生，像你一樣，讀本科、讀研究生。”2014年，潘懋元在與記者談起職業教育的重要性時，他輕拍記者肩膀，說下這番話。他囑咐記者要宣傳“職業教育和普通教育一樣，不能用層次來區分，他們的地位是一樣的。”

時光來到2022年6月，新修訂的《職業教育法》明確：“職業教育是與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類型”，這也印證了潘懋元6年前的判斷。當看到越來越多的中職生上專科、上本科時，記者不禁由衷佩服潘懋元先生。其實，數十年來，潘懋元一直在為風起云涌的中國教育改革預言。他的每一次預言，似乎最后都能應驗。

1986年，66歲的潘懋元應邀去日本參加“亞洲高等教育系統中的公立和私立體制——問題與展望”理論研討會。回來后，他提出了一個新命題：中國能否發展好民辦教育？當時，黨的十三大還沒有召開，所有制問題還是“雷區”，在教育這個領域討論“私有”，顯得很過頭，甚至是在踩“紅線”。

1987年，他發表文章提出：“教育體制改革一定受經濟體制的制約，經濟體制改革就是所有制的變化……在私有經濟基礎上，民辦高教在中國發展是可行的”。這個觀點首先破解了民辦高校發展的理論難題，為當時剛萌芽的民辦高等教育提供了理論支持。之后的實踐，也驗證了他的預言。

1997年，我國高等教育的毛入學率是7.6%，加上高等教育自學考試也僅為9.1%。當時很多人認為，這個時候在中國提高等教育大眾化，不符合國情，是“理論誤導”。

但潘懋元堅持研究高等教育大眾化，他認為中國走高等教育大眾化道路是必然的選擇，需要提前研究。隨后，他陸續寫了《中國高等教育大眾化之路》《高等教育大眾化的教育質量觀》等系列文章。他還預言，21世紀初，中國高等教育必然要向兩個方向發展，一個是精英教育，另一個是大眾化教育，為了防止精英教育受到大眾化教育的沖擊出現質量下降，在大眾化教育實施過程中，必須保護精英教育。

65年前的拓荒者：講授“高等教育學”的中國第一人

20世紀50年代初，我國的高等教育迅速發展，但當時沒有完整的理論來支撐。那時，我國原有的教育科學僅僅把普通教育作為研究對象，不能適應高等教育發展的需要。

1956年暑假后開學，廈門大學的課程表里發生了一個微妙的變化：原來的“教育學”變成了“高等學校教育學”。這就是潘懋元和教育學教研室幾位教師作出的嘗試。雖然他們僅僅是將普通教育學的框架移植到高等教育學中，但卻開辟了先河：“高等教育學”第一次作為一門獨立的課程，搬上了課堂。

挪威學者阿里·謝沃在《潘懋元：一位中國高等教育學科的創始人》一書中提出，中國的普通教育學首先是從西方引進的，但高等教育學不是，中國建立了自己的高等教育學，有關高等教育學科的最早出版物是中文。

阿里·謝沃所說的最早的出版物是指潘懋元編撰的《高等教育學講義》，此書成稿于1957年。20世紀50年代后，國外高等教育研究才開始成為一個專門的領域，但沒有提出建立一個專門的學科。20世紀70年代，蘇聯才有學者編出了高等教育學教材。

時光碾過歲月。1957年至今，已跨越65載，如今的中國高等教育研究，已經繁花似錦、根深葉茂，但是，我們不能忘記1957年，那個在廈大播下種子的時刻。

1978年，一聲春雷，送來改革的春天。此時的潘懋元雖年近花甲，卻表現出年輕人的激情，他不再滿足“小打小鬧”，他疾呼“不能再等了！必須建立獨立的‘高等教育’學科”。

1978年5月，我國第一個高等教育專門研究機構——廈門大學高等教育科學研究室正式成立。在1979年的教育學年會上，他提出了成立中國高等教育研究會的倡議，并獲得了教育行政部門的支持。

1983年，《高等教育學》全書完稿，1984年正式出版。在廈大高等教育科學研究室成立6年之后，中國終于有了第一部屬于自己的高等教育學專著。

80多年的育人歷程：離開學生會很寂寞

15歲那年，潘懋元開始當老師，教小學三年級國文和算術。抗戰勝利后的1945年9月，他還到江西的學校當過文史老師，還兼任過教務主任。大學里學習教育學，從小學教師、中學教師，再到后來從事大學教育管理、教育研究，再到成為中國高等教育的泰斗，潘懋元的教師經歷，算起來有80多年。

潘懋元經常說起兩句話。一句是：“如果沒有學生，我會很寂寞”；另一句是：“我一生最欣慰的是，我的名字排在教師的行列里。”

80多年來，潘懋元教過的學生，很難用準確的數字來統計。學生說起潘懋元，會提到他的“兩面性”，一面他是“嚴師”，對學生要求嚴格；另一面，他是“明師”，尊重每一個學生的意見，從不輕易反駁與批評他們，更不用自己的權威來以勢壓人。他鼓勵學生創新，鼓勵學生要超越老師。學生有任何創新與發展，他從不吝嗇鼓勵。

在博士生選擇學位論文選題時，潘懋元總是給學生充分的自主權。他說，學生選的題往往是自己感興趣的問題，也是從自己的知識結構或工作經歷中引發出來的。學生自己選的題，就會其樂無窮地去探究，往往會得出新的觀點。

給學生充分的學術自由，是潘懋元的一貫風格，這一點在他家的學術沙龍體現得尤為明顯。

記者至今依然清晰記得，2012年第一次走進潘懋元家學術沙龍的情景，那一年，他92歲。

潘懋元家的學術沙龍就設在他家的客廳，20平方米左右的地方，容納著30多個學生，顯得有些擁擠，但并不影響他們火熱的學術熱情。

沙龍正式開始后，潘懋元拋出了主題，接下來，學生們你一言，我一語，發表意見。在沙龍中，潘懋元的固有動作是拇指和食指分開，叉住下巴，靜靜地聽學生發言。學生講完，他偶爾也會進行簡短的總結，但他從不否定學生。

記者清楚地記得，那天有學生當眾提醒：“先生，您記錯了。”

潘懋元并無尷尬的神態，他略加思索后答道：“哦，是我錯了。”

沙龍上，學生有時會提出不同的觀點，沒有人擔心這樣會不顧及潘懋元的面子。相反，潘懋元總會靜靜傾聽，之后會肯定他們正確的一面。

潘老家里的學術沙龍，從20世紀90年開始舉辦，到2020年他100歲時，只要身體允許，幾乎未曾間斷，算起來歷時近30載。

潘家的沙龍是漫談式的，從學術探討到社會動態，無所不談。而學生們留下的“熱鬧”，早已把潘懋元的寂寞驅趕到九霄云外。

生命最后的七個月，潘懋元住進醫院，因為病情等原因，醫院不允許學生去探望。但同學們把自己拍的視頻整理好，發給潘懋元的子女，再由子女播放給他看。在病床上，通過視頻了解學生的動態，成為潘懋元排遣寂寞的重要方式。

“先生熱愛和尊重每一個學生，每次有學生去他家，他都會親自送到電梯口，直到電梯關上，才肯離去。”潘懋元的博導助理王亞克說，生活中的潘懋元，把學生當朋友，他為人平和謙遜、像清泉般透徹，潤澤著學生的心田。

在記者眼里，潘懋元不僅平和，也有著“摳門式”古板。他布衣素食，生活簡單，家里的家具至今還是90年代的款式，客廳的沙發被磨出多處破洞，很久未見更換。

然而，這個看起來“摳門”的教授，有時卻一擲千金。

多年來，潘懋元從個人積蓄中拿出40多萬元，在廈大設立“懋元獎”，對優秀青年師生給予獎勵。2020年，他百歲生日時，又為廈門大學潘懋元高等教育基金捐出100萬元。

潘懋元說：“我個人在物質生活上已經沒有什么可追求的了，最大的樂趣是‘得天下英才而育之’。”

大師離去，風范猶存。潘懋元離世的消息，很快排到微博熱搜的前列。雖然他的追悼會要在4天后才舉行，但是在微信群里，回憶先生的文章已是比肩繼踵，大家共悼逝者、寄托哀思。微信群里，網友說出了悼念的初衷：“大師的風范一定會長留世間，引領無數后來人。”（中國教育報-中國教育新聞網記者 熊杰）

少年時期的潘懋元學校供圖

1937年，潘懋元高中軍訓照。學校供圖

20世紀80年代，潘懋元在書房工作。學校供圖

德國學者羅蘭德?舍恩參加潘懋元的學術沙龍。學校供圖

82歲時，潘懋元登上海拔5020米的西藏米拉山。學校供圖

2012年，潘懋元在自家客廳。熊杰攝

2012年，潘懋元在自家客廳參加學術沙龍，傾聽學生發言。熊杰攝

2014年，潘懋元在廈大參加學術會議前留影。熊杰攝

2014年，潘懋元在廈大參加學術會議前留影。熊杰攝

2020年6月，潘懋元為學生上網課。學校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