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余年前，無數懷揣夢想的有志青年為尋求救國圖強之路遠渡重洋，開始了自己的探索之旅。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發表的重要講話中如此評價這一段歷史：“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中國逐步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中華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難。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為救國救民而苦苦追尋，一大批先進青年在‘覺醒年代’紛紛覺醒。偉大的五四運動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拉開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序幕，也標志著中國青年成為推動中國社會變革的急先鋒。”當時的旅法學生和勞工群體深受“教育救國”思想的影響，從而開展平民勞工教育實踐，給我們的教育研究與實踐留下了寶貴的歷史財富。

“教育救國”思想與赴法儉學

自清朝中后期起，開明的知識分子即主張通過教育提升國民素質，挽救國家江河日下的局面。鄭觀應即提出“學校者，人才所由出；人才者，國勢所由強”，這一主張被隨后的康梁維新黨人所發展，形成最初的“教育救國”思想。辛亥革命后，面對國家貧弱、軍閥竊取革命果實的現狀，一批“開眼看世界”并游歷歐美的教育家繼續宣傳“教育救國”并付諸實踐。臨時政府教育總長蔡元培強調教育的重要，提出“吾人茍切實從教育入手，未嘗不可使吾國轉危為安”。在這種思潮下，早期留法的李石曾等人于1912年在北京成立“留法儉學會”，開始向法國輸送留學生。儉學會的簡章中寫道：“改良社會首重教育，欲輸世界文明于國內，必以留學泰西為要圖，惟西國學費宿稱耗大，其事至難普及，曾經同志籌思，擬興苦學之風，廣辟留歐學界。”可見其最初目的只倡導“儉學”而“勤工”并未考慮在內，所以最初留學人員的家境相對優渥，出國留學人數則相對較少。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旅歐學生陷于困頓，李石曾才于1915年成立“勤工儉學會”，倡導以勤工來解決生計問題。1916年，蔡元培與法國方面合作成立華法教育會，推廣勤工儉學并開展旅法華工教育。著名教育家吳玉章當時也參加了華法教育會的組建和運轉工作。

一戰華工與平民教育實踐

近年來，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一戰華工”已經不再是一個無人了解的話題。根據法國保存的資料，北洋政府曾認真考慮過軍事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場（即所謂“歐戰”），段祺瑞在短暫下野期間曾設立一個專門機構準備參加歐戰。1917年，北洋政府加入協約國集團對同盟國宣戰，最終限于國力，改為以允許英法兩國雇傭華工的方式參與歐洲戰場。

法方資料顯示，當時中文媒體一度將一戰華工稱作參加歐戰的軍隊。資料中也證實，當時法國戰爭部確有將華工編入法軍作戰的想法，但因障礙重重最終只有極少數華工加入法軍直接參戰。歐戰中，英國雇傭的華工以軍事編組方式配屬英軍作戰部隊進行戰地服務，而法國招募的華工部分被安排進入兵工廠等工業部門進行生產勞動，部分被派往戰場做一些輔助工作。華工的實際待遇頗為艱苦，法勞工部的歷史文獻也指出，華工的待遇是“不人道的”，當時法國當局對華工進行了嚴苛的限制，包括嚴令禁止報道華工、禁止華工與當地人通婚等。據統計，一戰期間英法兩國雇傭了約14萬華工，主要是來自山東一帶的流民和失業者。面對龐大的華工群體，華法教育會除了推廣留學法國，也在華工中開展掃盲教育，并幫助華工為自身權益進行一定程度的抗爭。

在當時開展華工教育的前輩當中，晏陽初格外與眾不同。晏陽初原名晏興復，字陽初，1890年出生于四川巴中一個知識分子家庭，13歲起進入教會學校讀書，被認為是民國時期“平民教育”的奠基人之一。與蔡元培、李石曾、吳玉章等留法教育家不同，晏陽初先期留學美國，直到1918年受邀赴法國任北戰地服務干事，作為志愿者為在歐洲戰場的華工提供服務。起初晏陽初的主要工作是代人寫信，朝夕相處中他深感華工境遇艱難，逐漸萌生了教授華工識字的念頭。他嘗試著選取1000個常用漢字用來教華工識字，為其以后的平民教育實踐奠定了基石。在開展華工教育的同時，晏陽初還在法國創辦了一份中文勞工報紙《駐法華工周報》。通過華工教育實踐經驗，晏陽初從中受到啟發，回國后編輯了《平民千字課》并開展了全國識字運動，后于1922年籌資建立200多所平民學校，開辟了教育救國浪潮新思路。在籌資建校期間，晏陽初還收到一名華工寄給他的一封感謝信和3年來在法國戰場上積攢的365法郎，這讓他倍受感動。在法國的華工大多來自貧苦家庭，感同身受的苦難遭遇讓晏陽初萌生了強國先強民的想法，自此開創了平民教育之路，這也是晏陽初后來幾十年堅持平民教育的信念。

勤工儉學與早期共青團的活動

早期的留法儉學會有一定的精英化特點，每年的留學生規模并不大。隨著一戰中“儉學”與“勤工”結合起來，加之戰后法國政府急需外來勞工，對來法勤工儉學持較為積極的態度，赴法留學規模開始擴大。吳玉章于1917年回國，在北京創辦留法儉學預備學校，先后送近2000學生留學法國，其中包括周恩來、鄧小平、王若飛、陳毅、聶榮臻、趙世炎、蔡和森、李富春等老一輩革命家。湖南籍的赴法勤工儉學人員多由新民學會負責組織，毛澤東也曾有過赴法的念頭，但最終還是選擇在北京大學半工半讀。

“擴招”之后的勤工儉學很快遇到了困難。1920年起歐洲經濟陷入衰退，同年底負債累累的華法教育會宣布“脫卸一切經濟上之責任，只負精神上之援助”。當年的法國各種社會思潮激烈碰撞，熱血青年們在現實的教育下很快投入左翼思想的懷抱并最終選擇了共產主義。1922年6月，趙世炎、周恩來、李維漢、陳延年、陳喬年在法國成立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并于次年改名為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先后創辦了刊物《少年》《赤光》。1923年，鄧小平經人介紹正式加入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開始了他作為職業革命家的生涯。1925年、1926年，隨著主要成員陸續回國，早期旅歐黨組織和團組織的活動逐漸減少。

之后的歷史證明，單純的“教育救國”和“平民教育”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舊中國被動挨打的屈辱局面。晏陽初等人回國后先后在河北、湖南開展大量的“平民教育”和鄉村建設實踐，一度形成“北晏（陽初）南陶（行知）”的局面，但無法在全國推廣，直至新中國成立初期大力開展掃盲教育和農村建設，才真正扭轉幾千年來的鄉村教育困境。“教育救國”真正的意義，在于為當時的有識青年打開一扇通往世界的窗戶，使得先進青年接觸到共產主義思想并開始有意識地進行實踐。而“平民教育”的理論則在客觀上契合了黨的群眾路線，在教育群眾、發動群眾和組織群眾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時代總是把歷史責任賦予青年。新時代的中國青年，生逢其時、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臺無比廣闊，實現夢想的前景無比光明。回望百年，曾經的旅法青年苦苦求索救國之路并最終找到了共產主義思想，繼后建立了社會主義新中國。回顧這段教育史，教育先輩們孜孜以求、躬身踐行的精神為我們今天的教育研究工作者樹立了榜樣。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時代，教育工作者正需要有這種求實探索的精神，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引下，不斷創新理論、勇于實踐，為國家和民族輸送更多更優秀的青年才俊。（作者喬士艷系四川師范大學助理研究員、旅法教育協會副會長，杜學元系四川師范大學四川文化教育高等研究院院長）

來源：《神州學人》（202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