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師幸福感”是衡量教育生態健康的重要標尺，直接關系到教育質量與學生的成長。教師如何建構幸福的職業環境，讓課堂成為師生共同奔赴幸福的理想課堂？在分數與素養的雙重期待中，在標準化與個性化發展的雙重要求下，教師該如何構筑自身職業幸福的基石？本期教育圓桌派聚焦“創造幸福的理想課堂——兼談人工智能時代的教師職業幸福主題論壇暨大夏書系讀寫節2025年臨港專場”，分享五位教育專家、一線教師的親身經歷與感受，在教育的本真處尋找答案。

嘉賓：

竇桂梅 清華附小校長、清華附小集團總校長

張人利 上海市后“茶館式”教學研究所所長

陳大偉 成都大學教授、四川西部教育研究院院長

李百艷 上海市浦東教育發展研究院院長

潘婷婷 華東師大臨港附小和附中校長

主持人：

中國教育新聞網記者 戚悅

生命因教育更幸福

主持人：在你的教育生涯中，有沒有哪個瞬間讓你深刻感受到讓生命因教育更幸福？

張人利：在我的教育生涯中，值得我開心、幸福的事情很多，值得我驕傲的事情也很多。有一件事讓我引以為豪：我的一位學生，自1979年高中畢業到現在，幾十年時間，每年春節都來看我，從沒有間斷過。如果一個學生一輩子都能記得他當學生時的感受，這是我們教師感到幸運的事情。有些學生還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我這里來學習，這就是我作為老師的幸福。

潘婷婷：每一位老師在教育生涯當中，都會有一些感動瞬間。去年的一個早晨，我在學校門口，一個三年級男孩向我說了一聲“校長好”，我非常激動。因為這個孩子是一個表達有障礙的孩子，他剛入學的時候無法融入課堂，經常在課堂上尖叫或趴在地上打滾。

我本身是心理老師，我們學校的心理顧問是全國青少年心理專家陳默，我們就讓陳默老師來幫助這個孩子和這個家庭，對他多次咨詢、指導。過了2年，這個孩子現在能表達，情緒也比較穩定，課間經常看到他到教室挽著老師的胳膊，提醒老師“要上課了”，老師們都覺得他可愛。現在他能夠很大聲的問我“校長好”，這對我來說是最幸福、最治愈的一聲問候。教育是愛的喚醒，我們希望通過愛的教育，支持、關懷每個孩子，喚醒他內在的本質具足的那種潛力。

陳大偉：幸福的問題首先是角度的問題，光講轉變、感受是不行的，還得從行動上努力。我在2003年到一所學校去觀察課，和老師們交流，等交流結束的時候我問了一個問題：你們覺得自己當老師幸福嗎？老師們原本喜笑顏開，此時卻都低下了頭。當時我生出一種強烈的愿望，要寫一本引導教師追求幸福生活、發現幸福生活的可能的書。2004年6月份我出版了一本《創造教師幸福生活》。可能做一點對教師有意義的事情，這讓我更幸福。

人因思而變，人因變而幸福。最近，我收到學生楊葉給我發的微信。她說把我與她交流的“人因思而變”“經驗+反思”和班上同學分享。她的一位學生說：“老師，過去我過的是糊涂的日子，我不知道‘人因思而變’有這么大的力量，我開始重新思考該選擇怎樣的人生。”我在想，學生愿意傳遞我們的東西這也是幸福。

李百艷：我們的教育是由每一個時間刻度上的故事構成的，我覺得教師的幸福是在課堂點燃生命的那一刻。

有一堂課上，我上余光中的《鄉愁四韻》（羅大佑譜曲、演唱），還播放了羅大佑的歌，很美。我苦心孤詣地設計了“知人論詩—以詩解詩—借詩發揮”等學習方法和教學環節，在呈現教學成果的環節，我問：“你們誰讀的最好，給大家讀一讀。”班里公認的“朗讀明星”沒有主動朗讀，說：“我覺得這首詩很怪。老師你看，整個一首詩都是‘給我’，他就像個乞丐，像個要飯的。”話音一落，課堂上一陣爆笑與歡呼，我當時有恍然大悟之感，原來孩子們讀這首詩竟然是這樣一種感受。他們完全憑著語言直覺，而教師有太多的預設的東西。我說“那你就像乞丐一樣讀吧，同學們也都練一練。”孩子們讀得很起勁。

后來有個孩子說：“老師，不只是乞丐，還像醉鬼。”我說：“何以見得？”他說：“因為第二句是‘醉酒的滋味是鄉愁的滋味’。”我說：“那醉鬼該怎么讀？”他說：“我知道，我爸爸喝多了是這樣的。”課堂里的別開生面可想而知！

余光中從小在長江邊長大，經過南京、重慶的輾轉，后來到了臺灣，多少年海峽兩岸的阻隔，滿含鄉愁。就這樣，我們找到了這首詩最深層次的情感密碼。我也是從這節課發現：我們要傾聽學生，要跟學生對話，我們的課堂就會出現不曾預想到的精彩。

創造幸福的理想課堂

主持人：面臨教學壓力，以及教育管理和學生成長的困境時，如何堅守對教育幸福的信念？是什么力量支撐你前行？

張人利：我在獲得“全國最美教師”這一榮譽時，在獲獎感言里我說：有人問我，你這么大年紀怎么還會在教育崗位上堅守？我說，我是有意識、或者無意識地在享受著教育的樂趣。這種樂趣來源于兩個方面。

第一，我遇到了一個富有挑戰性的問題。當初我進上海市靜安區教育學院時，教育學院的地位是有爭議的。如今我們更重視教育研究，教育和醫學是一樣的，它既有基礎性研究，還有應用性研究，應用性研究應該讓教育學院來做。我發過一篇文章，題目就叫《教學的應用性研究》，我們的定位，讓我堅持下來了，學校發展起來了。我還遇到一個薄弱學校，絕對有挑戰，我給這所學校的定位不是“變好一點”，而是“跑到最前面”，我辦成了，我感到很享受。

第二，我遇到了相當復雜的問題。基礎教育的復雜是人的復雜。從某種角度來看，基礎教育是是研究人的學問。校長的最高境界是讓更多的老師開心，只有老師開心了，學生才能開心。從辦學的目標來看，肯定是學生第一，但是要談到如何促進學生的進步，最應該關注的是老師，通過老師的培養達成學生的培養。我認為如果以我的教育幸福感影響老師，那么老師會感到幸福，我們的學生也能享受學習。

竇桂梅：我做校長有13年了，我每年都有一個習慣——手寫“校長獎”。在附小有句口頭禪，既不以應試為唯一目標，也不以所謂素質教育作掩護而無所作為。作為校長，我要用非正式的評價，而不是三好學生的證書和學生期末的成績，給每一個學生做一種特別的鼓勵、呵護，非正式評價看似隨機、零散，但在師生日常的情感碰撞過程中，真切、樸素地記錄著學生生命成長的完整過程。獎勵學生們在學科學習、體育運動、個性發展等等方面的亮點和點滴進步。我從做校長開始，一年能寫6000多張校長獎。我的幸福在這里，因為我在寫他們的名字的時候，我覺得我和學生們在產生聯結。比如我給小方同學寫的時候，我知道今年暑假北京市的女足聯賽，她被選中當北京的女足代表，她代表海淀區，一個人進了10個球，我很激動。我寫道：你是我們清華附小的“小鏗鏘玫瑰”。

評價即育人。無論是正式評價，非正式評價，都在著眼于學生成長規律、生活軌跡、發掘學生優勢潛能。我認為做教育工作者，持續的幸福來源于與他人的聯結，我們創造著彼此的創造，再把這些經驗和幸福分享給他人。

主持人：你認為有哪些具體的教學策略或班級管理方式，能夠同時提升學生和教師的幸福感？

竇桂梅：21年前，我在西安上課，執教《圓明園的毀滅》。講這節課時，我在課的結尾更加沉著冷靜地說道：“圓明園的大火早已熄滅，可是我們思考的腳步不能停止。有著五千年文明的強大的中國為什么會被幾千個強盜殺到京城？ 圓明園燒掉的究竟是什么？毀滅的究竟是什么？永遠也毀滅不了的是什么？現在回看這個課堂，我給學生、給21年后的我怎樣的新的感受：怎么用理性的目光來看待歷史的恥辱，讓理性的陽光照耀新時代兒童的心房。我們要相信未來——相信我們的后代會勝過我們，無論是視野、理性、智慧還是面對歷史和人生的勇氣。因而，我們把事實本身留給學生，并不是什么殘忍的行為，相反，我們相信他們總會有比我們更強大的力量面對歷史的塵煙。我們現在要給予孩子們的就是那幫助他們穿透歷史塵煙的理性和智慧的光輝。讓我認識到，如果談小學語文主題教學論，我們應該思考我們和時代進行了怎樣的對接。

30余年帶語文主題教學團隊，我非常榮幸地從一個實踐者、改革者到國家成果獎的獲得者，到第九屆語文課程標準修訂的核心成員之一，能夠成為參與者、見證者、實踐者的幸福，已經不是你個人的幸福，而是第八次課改到第九次課改的歷程當中的國家貢獻。幸福不是異想天開，幸福可能就在創造幸福的過程當中。當這一點成為大家的共識，成為大家更加理性的陽光照耀我們所有一線老師心房的時候，我們才能找到共同的理想課堂的樣子，才能理性看特定學習主題引領的學習任務的單元設計，真正做到“左手課標、右手教材、心有兒童、學出精彩”。

李百艷：我感覺幸福在于一種尋找、堅持和反思。我們在教學中都在尋找教育的規律，課程教學改革發展到今天，新課標特別強調主題學習，竇桂梅校長的小學語文主題學習大放異彩。新課標講到的這些學習方式在本質上是沒有變的。所以我一直跟教研員說：把工作研究化，研究概念化，你要找到一個能反映教育教學本質特征的那個概念，然后堅持，不斷地做，不斷地豐滿。第三個是反思。我真心覺得我們這個世界的人太缺少反思了，不能夠和自己對話，只有實踐加反思，才能真正成為專家型教師，反思帶來的認知更新的幸福，是難以言說的幸福。

主持人：在追求成績與培養幸福能力之間，教師常常感到兩難，你如何找到平衡點？

陳大偉：我以為，提高成績和發展幸福能力不是對立的，很大程度上講，只要學生幸福了，他就會學得更好。因此，在教學內容、教學方式調整當中，首先要關注教學內容對學生的人生意義和價值。如果學習內容、活動對學生幸福生活是有幫助的、有價值的，學生自然會跟上來，愿意付出努力。不要完全二元對立，我們要找到一條中間的路，去挖掘教學內容的意義，讓所學的知識對他人生、對他的幸福真正有意義、有價值，讓學生想學，這樣的東西學到了，就會不怕考，而且會幸福。

張人利：刻苦學習和快樂體驗，這兩者沒有矛盾。我們很多人認為題目刷得越多，成績就越好，這是一個誤區。“雙減”的根本目的還是為了提高教育質量。學生學習有“高原現象”：學習之初，練得越多，成績提高越快，隨后就會出現拐點，練得越多，成績提升變慢。拐點出現在在什么時候？從統計數據來看，15周歲的學生，練習時間平均一周不要超過11，上海的統計數據是13.8，也就是說負擔已經偏重了，這個時候再增加練習只會適得其反。

所以我們學校的策略不是多做題，而是少做題，保證學生的作業一定是自己做的。同時提升學生興趣，給學生時間。我們學校推廣的作業方式叫“榮譽作業”，通過各種激勵方式，把作業作為獎勵，而不是懲罰，學生們都會搶著做。做作業多不是目的，提升學習質量才是目的。

潘婷婷：其實我們的教育就是一個杠桿，考驗我們的是如何用這個杠桿撬動孩子的內驅力。我們學校有一個孩子，第一次考試分數比較低，但他一直在做科技創新，自己研發火箭模型，同時他也很有毅力，可以一天來回騎行150公里（從上海臨港到外灘）。我們想讓孩子發揮特長，同時挖掘他的內驅力，把他的品質遷移到學習當中來。他現在是社團的負責人、科學課代表，成績也有很大提升。我們提出“育生命，豐未來”的辦學宗旨，就是給生命成長力量，讓學生的生命更加豐富完整，希望孩子們在幸福和成績之間能夠獲得更好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