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2024學年，我有幸赴日內瓦國際關系及發展高等學院（法文：Institut de hautes études internationales et du développement，IHEID；英文：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Development Studies）交流學習。該校鮮見諸中文報端，卻是一所在國際事務領域舉足輕重、頗負盛名的高等教育機構，成立近1個世紀以來，不到2萬余名校友中，就涌現出3位諾貝爾獎得主、9位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數十位部長級官員和主要國際組織負責人，以及不計其數的大使和教授，包括現任國際原子能組織總干事拉斐爾·格羅西（Rafael Grossi）、微軟總裁布拉德·史密斯（Brad Smith）、盧森堡大公夫婦等。

在和平與發展的愿景中誕生

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國際聯盟于1920年在瑞士日內瓦成立，以維護世界和平為宗旨。同時，圍繞如何避免世界大戰、重建國際秩序等問題，一批“國際關系學”課程、學位、教席與院系相繼誕生，包括1919年創建的美國喬治城大學沃爾什外交學院、1927年成立的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國際關系學系、1928年設立的美國芝加哥大學國際關系委員會等。

1927年，在洛克菲勒基金會、瑞士聯邦政府及日內瓦州的財政支持下，國際關系高等學院（法文：Institut universitaire de hautes études internationals，HEI；英文：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在日內瓦創建，是日內瓦國際關系及發展高等學院的前身之一。

國際關系高等學院的兩位創始人是威廉·拉帕德（William Rappard）和保羅·曼圖（Paul Mantoux）。兩人生平相似、理念相近，拉帕德出生于紐約一個瑞士家庭，后在哈佛大學取得博士學位，歷任日內瓦大學經濟史教授、國際聯盟秘書處托管地事務主任；曼圖出生于巴黎，歷任倫敦大學經濟史教授、國際聯盟秘書處政治事務主任。

國際關系高等學院成立之際，正值拉帕德擔任日內瓦大學校長期間。國際關系高等學院的地位是大學學院（institut universitaire），在保持學術自治的同時，隸屬于日內瓦大學。日內瓦及其所在的日內瓦州屬于瑞士法語區，但無論是兩位創始人在美國和英國的學術經歷，還是國際聯盟以法語和英語為官方語言，都使得英、法雙語制成為國際關系高等學院的不二選擇。

拉帕德和曼圖時期的國際關系高等學院接納了一批逃離法西斯和納粹政權的學者，包括歷史學家古列爾莫·費雷羅（Guglielmo Ferrero）、法學家漢斯·凱爾森（Hans Kelsen）、經濟學家路德維希·馮·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和威廉·勒普克（Wilhelm R?pke）等。到上世紀30年代末期，學生人數維持在百余名，其中就包括后來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里奧尼德·赫維克茲（Leonid Hurwicz）。

上世紀20年代中期起，英國牛津大學國際關系學教授、國際關系高等學院校董會成員阿爾弗雷德·齊默恩（Alfred Zimmern）在日內瓦舉辦了一系列暑期學校，吸引了英國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Arnold J. Toynbee）、后來的捷克斯洛伐克總統愛德華·貝奈斯（Edvard Bene?）、國際聯盟大會主席保羅·海曼斯（Paul Hymans）、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弗里喬夫·南森（Fridtjof Nansen）等在此任教。

齊默恩是國際關系理想主義學派的代表人物，同一時期，后來的國際關系現實主義學派代表人物、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漢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在這里完成了他的博士后研究，體現出國際關系高等學院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學術氛圍。

隨著拉帕德和曼圖相繼退休，原洛桑大學現代史教授雅克·弗雷蒙（Jacques Freymond）于1955年接任國際關系高等學院校長。弗雷蒙將視野投向東歐、亞洲和拉丁美洲，更加關注冷戰與多邊外交、第三世界與發展等問題。在其任內，國際關系高等學院大幅擴張，后來的聯合國秘書長布特羅斯·布特羅斯-加利（Boutros Boutros-Ghali）也曾在此教授國際法。學生人數在上世紀70年代中期達到300余名，其中包括后來的兩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聯合國秘書長科菲·安南（Kofi Annan）、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干事穆罕默德·巴拉迪（Mohamed ElBaradei），以及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羅伯特·麥克法蘭（Robert McFarlane）。

1960年，17個非洲國家獲得獨立，被稱為“非洲年”。在此背景下，弗雷蒙于1961年建立了日內瓦非洲管理人員培訓中心（Centre genevois pour la formation de cadres africains），次年更名為日內瓦非洲研究所（Institut africain de Genève），1977年更名為發展研究高等學院（法文：Institut universitaire d’études du développement，IUED；英文：Graduate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與日內瓦大學合作辦學。

國際關系學作為一門學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勃興，是國際關系高等學院的誕生語境。而發展研究作為一門學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成熟，則是發展研究高等學院的創立背景。國際關系學側重于大國之間權力平衡的“和平”問題，而發展研究則聚焦在新興國家經濟社會的“發展”問題。國際關系學與國際法、現代歷史與國際政治互為表里，而經濟學特別是發展經濟學和國際經濟學則在發展研究中起主導作用。

在經濟學研究方面，4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曾在國際關系高等學院任教——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貢納爾·默達爾（Gunnar Myrdal）、莫里斯·阿萊（Maurice Allais）和羅伯特·蒙代爾（Robert Mundell）。哈耶克的奧地利學派和蒙代爾的供給側經濟學主張減少政府干預，強調企業家精神，而默達爾的斯德哥爾摩學派和阿萊的新古典綜合學派則主張增加社會福利，強調政府宏觀調控。

雖然4位經濟學家的思想流派不盡相同，但都以保障機會平等的市場經濟條件為理論前提。不少發展中國家和轉型經濟體所面臨的，則是市場體系不健全、市場發育不充分等問題。發展中經濟體的政策制定者不能簡單套用針對發達經濟體開出的“藥方”，而要結合本土的實際情況加以分析。

弗雷蒙之后，國際關系高等學院繼續擴張，學生人數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的700余名增加到本世紀初的千余名。與此同時，發展研究高等學院的學生人數也從約200名增加到約400名。

2004年，菲利普·布林（Philippe Burrin）接任國際關系高等學院校長。在其任內，國際關系高等學院與發展研究高等學院于2007年合并為國際關系及發展高等學院，簡稱日內瓦高等學院（Geneva Graduate Institute）。

日內瓦高等學院是與日內瓦大學具有同等地位的大學機構。原來由日內瓦大學頒發的博士學位轉為日內瓦高等學院頒發，國際關系高等學院原有的國際關系學士學位則被日內瓦大學承接。在此基礎上，日內瓦高等學院與日內瓦大學建立了3個聯合機構——日內瓦國際人道法及人權學院、日內瓦國際爭端解決中心和日內瓦人道行動教研中心。2016年起，學籍注冊也從日內瓦大學劃歸日內瓦高等學院。

需要區分的是，日內瓦高等學院與位于日內瓦州普雷尼-尚貝西（Pregny-Chambésy）的日內瓦外交與國際關系學院（Geneva School of 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沒有關系，后者簡稱日內瓦外交學院（GSD），是一所創建于2003年的私立大學。

于“和平之都”，以服務國際為宗旨

盡管日內瓦高等學院已經成為一個獨立機構，但其辦學規模仍相當于綜合性大學的二級學院。現有學生千余名，其中三分之二為碩士生、三分之一為博士生。伙伴院校也多是綜合性大學的國際關系學院、法學院或公共政策學院，例如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哈佛大學法學院和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或是專攻社會科學的小型院校，例如外交學院、巴黎政治學院和中歐大學。

日內瓦高等學院下設5個學系——人類學與社會學、國際經濟學、國際歷史與政治、國際法學以及政治學與國際關系學。各系設有相應學科的兩年制碩士學位和四年制博士學位，并提供跨學科的國際關系及發展研究碩士學位。

日內瓦高等學院雖不設學士學位，但與外交學院、香港大學、北京大學、上智大學、科爾蓋特大學、曼荷蓮學院、史密斯學院、韋爾斯利學院和西東大學聯合辦學，提供本碩連讀項目。在碩士階段，日內瓦高等學院則與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喬治城大學法律中心、日內瓦大學全球研究所、里約熱內盧天主教大學和耶魯大學杰克遜全球事務研究所設有聯合學位。

在學歷教育之外，日內瓦高等學院也提供專家咨詢服務和管理人員培訓項目，為國際事務專業人士、政府外事部門、國際組織和非政府組織、跨國企業、金融機構、律師事務所、公關公司、高校及科研機構、智庫、基金會和媒體等提供了一個對話平臺。

日內瓦高等學院是國際事務專業學院協會（Association of Professional Schools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APSIA）的成員院校。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志發布的國際關系專業排名中，日內瓦高等學院與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巴黎政治學院一道，同屬榜上名列前茅的幾所非美國院校。

日內瓦高等學院的校友包括前瑞士聯邦主席米舍利娜·卡爾米-雷伊（Micheline Calmy-Rey）等本國政治家，但相較世界上同類型教育機構——中國的外交學院、美國的喬治城大學、法國的巴黎政治學院或俄羅斯的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日內瓦高等學院的獨特之處在于，不以服務一國外交體系為宗旨，而是服務于聯合國系統及相關國際組織。

瑞士素有“3個首都”之說——行政首都伯爾尼、經濟首都蘇黎世和外交首都日內瓦。盡管總部位于日內瓦的國際聯盟由于未能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而被總部位于紐約的聯合國取代，日內瓦仍然保持著不同凡響的國際地位。昔日國際聯盟總部萬國宮和威爾遜宮，現為聯合國日內瓦辦事處和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所在地。

此外，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公署（1954年和1981年獲諾貝爾和平獎）、世界衛生組織、國際勞工組織（1969年獲諾貝爾和平獎）、國際電信聯盟、世界知識產權組織、世界貿易組織、國際移民組織、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2007年獲諾貝爾和平獎）等聯合國（2001年獲諾貝爾和平獎）常設、專門和相關機構，以及紅十字國際委員會（1917年、1944年和1963年獲諾貝爾和平獎）、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國際聯合會（1963年獲諾貝爾和平獎）、國際廢除核武器運動（2017年獲諾貝爾和平獎）、無國界醫生（1999年獲諾貝爾和平獎）、國際和平局（1910年獲諾貝爾和平獎）、日內瓦辦事處、國際法研究院（1904年獲諾貝爾和平獎）等主要國際組織，也都位于日內瓦。

日內瓦這座城市依湖而建，日內瓦高等學院距離日內瓦湖只有一刻鐘的行程。沿著湖岸行走，常能經過碼頭、搭乘公共渡輪的站臺、游泳的下水處、通往湖心的走道等，不一而足。湖堤上，黑白天鵝三兩成群。無論身在何處，總能望見湖心的大噴泉高達百余公尺的水柱。

日內瓦之所以成為多邊外交的國際中心，與19世紀以來國際組織的開枝散葉密切相關。而國際組織之所以在日內瓦蓬勃發展，又與宗教改革以來日內瓦的政治文化氛圍密不可分。16世紀，日內瓦成為加爾文派“新教的羅馬”，思想解放之風吹過阿爾卑斯山，人文主義思潮在此生根發芽、開花結果。18世紀，市民反對權貴的多場革命在日內瓦爆發，封建舊制度從此一去不返。

正是人類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共同追求的價值觀和共同創造的文明成果——人道主義的精神、非暴力的承諾、眾生平等的原則以及普世大同的愿景，使得日內瓦成為國際協調的不二象征。19世紀，《日內瓦公約》在此簽署，紅十字國際委員會應運而生，開啟國際人道法和國際人道救援之先河。20世紀，國際聯盟、國際勞工組織等影響深遠的國際組織在此成立，日內瓦從此享譽“和平之都”。

攜手中國共謀人類和平發展

中國是國際聯盟的創始會員國。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國際聯盟曾派遣調查團實地考察并相繼發布《李頓報告書》和《國際聯合會特別大會關于中日爭議之報告書》，指出東三省是中國領土，偽滿洲國為非法政權。盡管國際聯盟未能阻擋日本侵略者的步伐，但也迫使日本政府不得不退出國聯，在“公理戰勝強權”的彪炳史冊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1937年，侵華日軍制造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國際紅十字會南京委員會在南京安全區內保護了數十萬中國難民。

1971年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通過，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組織中的合法權利。進入上世紀80年代，和平與發展是時代主題這一重要論斷，為中國與日內瓦高等學院的合作鋪平了道路。隨著中國積極參與聯合國事務，一批處于職業生涯早期的外交人員被派赴日內瓦高等學院進修，其中包括后來的外交部副部長何亞非、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等。

中國作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對于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負有特殊責任；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解決自身發展問題對于本國乃至世界都具有重要意義。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堅持改革開放基本國策，發展自身、有利世界，與日內瓦高等學院的國際關系學和發展研究兩大學科、和平與發展兩大理念不謀而合。

日內瓦高等學院關于亞洲特別是中國以及世界其他以往受到較少關注地區的課程不斷增加，在中國研究方面的師資力量不斷增強。相藍欣取得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博士學位后，1996年起任日內瓦高等學院國際歷史與政治系教授，至2021年榮休。相教授曾任美國國會圖書館基辛格講座教授，是中國近現代史和中美歐三邊關系領域的學術權威。筆者在該系交換期間，有幸師從楊凱里（Jan Kiely）教授。楊教授是北美“漢學三杰”之一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先生的高足，在20世紀中國史領域造詣頗深。師母凌旻華在當代中國社會特別是教育、青年和城鄉問題上成果斐然。

2016年，日內瓦高等學院時任校長布林指出，中國的國際影響力不斷增強，在國際事務中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關鍵，十分希望與中方在多個方面開展合作。如今，日內瓦高等學院不僅與外交學院、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和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聯合舉辦本碩連讀項目，而且與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和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簽署了合作協議。日內瓦高等學院的中國學生學者來源日益多元，既有公派生，也有自費生，既有交換生，也有學位生，不一而足。

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部印發的《研究生教育學科專業目錄（2022年）》新增“國際事務”專業碩士學位，體現出中國對國際組織和全球治理人才的迫切需求。日內瓦高等學院的辦學經驗，能夠為國際事務專業學位點建設提供借鑒。中國同類型院校與日內瓦高等學院的合作，也有利于培養具有全球視野的多邊外交人才。

當今世界并不太平，局部戰爭頻仍，人道主義災難蔓延，地緣政治緊張，經濟復蘇乏力。如何立足當代中國實際，為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作出更大貢獻，是有意赴日內瓦高等學院深造的中國學人需要共同思考的時代課題。（作者 雷樂天就讀于奧地利維也納大學東亞研究系）

來源：《神州學人》（202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