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7月，國務院正式發文批準《關于試辦博士后科研流動站的報告》，標志著我國博士后制度的正式確立。作為培養高層次青年人才的沃土，博士后制度為我國建設人才強國與世界高等教育中心奠定了堅實基礎。在我國博士后制度設立四十周年這一重要歷史節點上，本文將回顧其發展歷程，梳理政策創新與制度成果，剖析現實挑戰，進一步明確未來的發展方向。

我國博士后制度40年發展回顧

博士后制度最早起源于美國。1876年，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在其創辦研究生院的基礎上，又率先為未來從事基礎研究的年輕科學家提供研究資助。由于首批受資助的研究者中已有4人獲得博士學位，這一群體便被稱作“博士后”。這項創新之舉逐漸被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芝加哥大學、加州理工學院等美國其他研究型大學所借鑒，并在20世紀初逐步制度化。憑借“流動性強”“提升科研創新能力快”等優勢，博士后制度不僅在二戰后得到美國聯邦政府的大力支持，也迅速獲得了科技界的認可，成為助力美國二戰后國力飛躍的重要人才戰略。20世紀80年代，隨著各個國家經濟發展和科研創新需要，博士后制度陸續被引入。1949年，加拿大國家研究理事會組織實施招錄第一位博士后；1983年，法國第83-1260法令提出可在大學、國家各類研究中心等單位設置具有國家公務員身份的研究人員崗位，產生了本國的博士后制度；1985年，日本學術振興會響應學術審議會和文部省的要求，正式確立“特別研究員制度”，開啟日本博士后制度的先河。經過一個多世紀的發展，博士后制度已成為全球范圍內普遍采用的人才培養機制。中國博士后制度雖起步較晚，卻在引進、吸收與本土實踐中走出了一條具有自身特色的發展路徑。

博士后制度建立的歷史背景。

中國博士后制度產生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建立博士后制度適應了國家改善高級人才培養環境、培養方式的客觀要求。20世紀80年代，我國在改革開放中穩步前行，但“文革”造成的高級人才斷層、各地人才匱乏與青黃不接的現象非常普遍。此外，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教育、科研、人事、社會福利等制度發展僵化，暴露出人才難流動、學科交叉困難、近親繁殖現象嚴重等弊端，嚴重制約了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博士后制度的建立為博士在畢業后設置了一個具有過渡性且實踐性強的培養階段，對培養獨立的科研人才具有重大現實意義，適應了國家促進高級人才流動、學術交流與學科交叉，以及科研活動服務于現代化建設的需要，為高級人才的培養與使用開辟了一個“特區”。

第二，教育和科研制度的改革為博士后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礎。“文革”結束后，國家全面恢復高等教育和科研工作，著力重建人才培養體系，開展了一系列恢復學術規范與科研秩序、對標國際的制度改革，旨在解除體制施加于人才流動和科研創新的桎梏。1977年高考招生制度恢復，1978年開始招收研究生并派遣留學生出國深造，1981年實施學位制度，至1983年已有首批本土培養的博士獲得學位。此后，研究生教育快速發展，為博士后制度的設立提供了人力基礎。同時，國家科研與教育管理逐步走向規范化，高校與科研機構的功能定位日趨明晰，科研隊伍不斷優化，學術活動逐步走向常態與繁榮。在此背景下，設立博士后制度不僅順應了高層次人才培養體系邁向縱深發展的內在要求，也為組建更強大的科研人才梯隊提供了重要補充。作為連接博士培養與學術職業的橋梁，博士后制度應運而生。

第三，知名學者的倡導與吸引留學博士回國工作是博士后制度產生的直接推動力。1983年3月和1984年5月，李政道兩次致信國家領導人，建議在中國實行博士后制度。他在信中強調，中國作為世界大國，必須培養自己的科技帶頭人。取得博士學位只是培養過程中的一環，青年博士畢業后必須在科研條件較好、學術氣氛活躍的環境里再經過幾年鍛煉，才能逐漸成熟。因此，應在一些高等學校和科研機構里設置特殊職位，遴選新近博士開展博士后研究，以拓寬知識面，探索與明確發展方向，并通過流動機制促進學術交流。1984年5月21日，鄧小平同志專門會見李政道，聽取相關建議。李政道指出，博士后不同于博士，更強調學者的獨立性與自主性，應鼓勵其參與或承擔重大科研項目，自行選擇研究課題，增強研究能力。同時，他介紹了1979年專門為中國留學生設立的“中美聯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項目”（CUSPEA）的進展情況。當時，CUSPEA學生已有4屆約400人，其專業與國家建設關系密切，隨著這些留學博士陸續學成回國，如何妥善安置使他們繼續發展成中國需要的高級科技人才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李政道提出，為留學歸國人才和本土研究生提供持續深造的平臺，可在國內設立若干博士后科研流動站先行試點，形成有序流動、學有所用的人才機制，釋放學術研究新活力。鄧小平當即表示，設立博士后流動站是一個培養和使用科技人才的新方法，他贊成培養和使用相結合，以后要建立成百上千的流動站。自此，博士后制度逐漸成為海外高層次人才回流的重要保障和國家科技人才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博士后政策發展的創新舉措。

過去40年間，我國博士后政策在持續借鑒國際經驗、結合國家戰略與人才培養實際的基礎上進行多項制度創新，推動博士后制度走向規范化與高質量發展。

第一，加大對博士后人才的支持力度，推動項目體系向高質量、國際化和區域均衡化發展。其一，設立博士后創新人才支持計劃（簡稱“博新計劃”）、香江學者計劃、澳門青年學者計劃、中德博士后交流項目、博士后國（境）外學術交流項目等一系列重點項目，拓展青年人才的國際合作與流動空間；其二，2025年首次開展了香江學者計劃（灣區項目）、澳門青年學者計劃（灣區項目），以支持粵港澳大灣區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設；其三，通過“地區專項支持計劃”，對在西部、東北、經濟欠發達地區及邊疆民族地區、革命老區博士后設站單位的博士后研究人員予以政策和資金傾斜支持。這些多元化的項目體現出國家在博士后制度層面的戰略性投入，為培育高層次創新型青年人才和優化科研生態環境提供了堅實支撐。

第二，拓寬博士后創新創業路徑。一方面，在企業設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鼓勵高新技術企業、重點產業園區吸納博士后研究人員，推動創新資源向企業集聚，推進企業創新聯合體建設，發揮博士后制度在推動企業創新和科技進步中的重要作用。此外，2021年啟動實施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備案制改革，在賦予企業更大設站自主權的同時，采取“寬準入、嚴監管”的管理模式，推動博士后制度更加靈活、高效地服務經濟社會發展需求。另一方面，舉辦全國博士后創新創業大賽，開展博士后揭榜領題常態化活動，為產學研深度融合和科研成果轉化提供廣闊平臺。

第三，加大在交叉學科領域的設站力度，鼓勵跨學科招收、培養復合型博士后，支持博士后從事關鍵核心技術和“卡脖子”領域研究。例如，開展專項資助計劃，通過A檔博新計劃等項目對瞄準國家重大戰略、戰略性高新技術和基礎科學前沿領域的博士后給予每人每年28萬元的日常經費資助，國家資助為期2年，并一次性配套8萬元科研經費，保障其深入開展前沿尖端研究。同時，一些設站單位還配備資深專家團隊，為跨學科、跨領域項目研究提供全方位指導，提升研究質量與轉化潛力。

我國博士后制度40年成就進展

經過40年的深化改革，我國博士后制度在培養國家急需高層次創新型人才、產出高水平科研成果和服務國家科技創新與經濟發展等方面取得顯著成效。當前，博士后制度已成為各地區引育高層次人才的重要渠道、企業建成技術創新主體的重要平臺，以及高校和科研院所篩選與補充師資和科研人員的重要來源。在制度持續推進下，其在招收規模、經費資助以及培養和吸引國際人才方面取得了顯著成就。

全國博士后招收培養規模不斷擴大。

隨著博士后制度頂層設計的不斷完善，制度與人才的活力不斷激發，吸引了更多適應高質量發展、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青年人才。博士后制度經過40年的發展，共設立了8800多個博士后科研流動站、工作站，累計招收博士后人員超40萬人。2024年招收人數再創新高，達4.2萬人。此外，2022年的數據顯示，我國博士后研究人員平均進站年齡為31歲（流動站博士后為30歲，工作站博士后為32歲）。其中，男性博士后20059人，女性博士后12281人；外籍博士后1314人；港澳臺地區博士后50人；留學回國博士后（含港澳臺地區）2959人。

博士后培養經費資助力度加大與籌措來源多樣化。

在對博士后資助力度加大的同時，我國逐步健全完善了多層次、多元化的經費投入機制。首先，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資助經費高、資助人數多。自1985年設立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1987年開始正式實施資助以來，2008年經費突破1億元大關。截至2022年，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累計資助83億元，資助博士后近12萬人。2024年，中國博士后科學基金資助總金額約為9.26億元（其中與省級政府聯合資助1080萬元），資助博士后研究人員10438人。其中，面上資助金額為6.62億元，資助8656人；特別資助金額為2.1億元，資助1198人；博士后創新人才支持計劃資助金額為4000萬元，資助500人。此外，我國積極完善資金多元投入機制，在發揮中央財政投入引領示范作用的同時，鼓勵地方和設站單位加大經費投入，拓寬各類基金支持渠道，引導廣泛的社會資金支持博士后事業發展。

博士后制度成為培養和吸引國際化人才的重要引擎。

博士后制度自設立以來，始終在提升我國科研事業的國際化水平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一方面，博士后制度為我國培養了大量具有國際視野與創新潛質的人才。依托博士后研究平臺，大量青年學者通過參與國際交流與跨國合作，不僅拓展了學術視野與合作網絡，也提升了科研水平與學術影響力。為進一步支持博士后的成長與國際化發展，各地陸續推出一系列高層次支持項目，如上海“超級博士后”、江蘇“卓越博士后計劃”、湖北“博士后卓越人才跟蹤培養計劃”、清華大學“水木學者”計劃、北京大學“博雅博士后項目”等，這些項目在資金支持、學術資源配置、出國交流機會等方面提供了有力保障。另一方面，博士后制度日益成為吸引國際化人才的重要機制。截至2022年6月底，上海在站博士后中，外籍、港澳臺和具有海外留學經歷者占比達24%。同時，越來越多的外籍科研人員選擇通過博士后項目投身于我國科研事業。2022年，全國共有1314名外籍博士后研究人員進站，覆蓋86個國家，其中巴基斯坦（694人）、印度（90人）、伊朗（64人）為主要來源國。

新時期我國博士后制度的挑戰與未來走向

自建立之初，我國博士后制度就肩負著科技強國、培育人才的重要使命。進入新階段，面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迅猛發展，國家間競爭日趨激烈，建設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和高水平人才隊伍、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已成為緊迫的戰略性任務。博士后制度作為高層次創新人才成長的“高速路”，既面臨諸多現實挑戰，也亟待與時俱進，探索新的改革方向。

新時期我國博士后制度面臨的挑戰。

我國博士后制度在快速發展的同時，也面臨一系列新挑戰：其一，高質量發展與數量擴張之間存在矛盾。博士后制度實施40年來，我國博士后的招收規模持續擴大，但部分單位仍然存在“重引進、輕培養”的傾向，粗放型規模擴張與培養機制緩慢滯后并存，部分單位設站門檻低、科研資源有限，制約了高水平科研人才在這一研究“黃金期”的發展空間。其二，在全球科技競爭中的制度吸引力不足。隨著全球人才競爭加劇，我國博士后制度在工作條件、薪酬待遇、福利保障、國際化工作環境、聘用制度靈活性等方面仍顯薄弱，影響了接納不能用中文工作的國際學生在華做博士后的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出國留學的中國學生回國做博士后的意愿。其三，職業發展路徑模糊與學術勞動力市場供需失衡的生存環境相生，使人才流失風險加劇。我國博士后與高校、科研機構正式教研崗位的銜接不順暢，退出機制和轉崗通道不完善，加之出站后應屆生身份的喪失，導致一些博士后陷入“高不成、低不就”的就業困境，不少人最終轉向非科研崗位，造成高層次人才的流失和浪費。其四，區域與學科發展不均衡。博士后人才資源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廣東、江蘇、浙江等發達地區，中西部科研單位引才能力較弱；學科分布上，呈現出重理工、輕人文社科的問題，2022年全國博士后進站人數最多的學科門類是工學、理學和醫學，共占比83.1%，人文社科發展明顯滯后。

新時期我國博士后制度的發展方向。

博士后制度作為我國引進、培養和使用高層次人才的重要制度，在新的發展形勢與學術勞動力市場環境下還需要圍繞國家政策導向進一步改革完善。2025年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教育強國建設規劃綱要（2024-2035年）》，明確提出要“推動博士后成為高校教師的重要來源”。為落實這一要求，第一，應穩步擴大博士后的招收規模，逐步提高博士后在我國科研團隊中的比例，在加強理、工、醫等經濟建設與社會發展緊缺領域供給的同時，鼓勵人文社科領域設站，推動其與新興學科交叉設站，保持博士后專業分布多元化；第二，優化博士后站點的區域布局結構，通過經費支持、人才項目、就業政策等多種方式加大對東北老工業基地、中部地區、西北和西南地區的資源傾斜力度，推動博士后事業發展的物質資源和人才資源在空間上的多元流動；第三，優化博士后向教師崗位的轉化機制，鼓勵用人單位將博士后作為后備力量納入長遠規劃，在崗位設置、招聘制度、職稱評定等方面建立與新形勢下博士后制度相匹配的銜接機制；第四，堅持質量導向，強化導師對博士后的培養責任，完善教學實踐支持體系，增強博士后的教育教學能力與學術影響力，并持續提升科研平臺的開放性與吸引力，積極構建開放包容的科研環境，多方面增強對海外優秀博士的吸引力；第五，大力推動企業博士后發展，充分發揮博士后在企業科技創新與產業振興中的作用。（作者劉寶存系北京師范大學國際與比較教育研究院院長、教授，尤陸穎系北京師范大學國際與比較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本文基金項目：2023年度北京市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國際大都市教育發展戰略與發展水平比較研究”[編號：23JYA001]）

來源：《神州學人》（2025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