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47年容閎赴美留學起，近代中國留學教育逐漸興起并形成一定規模。然而，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后，這場持續近百年的留學潮受到較大影響，逐漸趨于平緩。有學者指出，由于處在中華民族全力反抗日本入侵的特殊歷史時期，這一階段（1937年-1945年）的留學教育從留學政策的制定到留學生的派遣，再到海外留學生的活動，無一不受到國內、國際局勢的影響，表現出與近代其他階段截然不同的特點。與此同時，受抗戰形勢影響，大批海外學子毅然回國，為中國戰時建設尤其是高等教育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全面抗戰時期留學人員的特點

日本侵華戰爭期間，中國社會各領域均遭受嚴重破壞，教育事業亦蒙受巨大損失。顧毓琇先生曾在《時事月報》上發文稱：“蓋敵人認定教育文化為我國民族復興事業命脈之所寄托，破壞我國教育文化機關即所以斷此復興之命脈，使我永無復興之機會及能力。”日軍對中國高等教育的破壞導致眾多校舍、圖書資料及教學設施毀于戰火。為保存教育實力，以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南開大學為首的眾多高等學府相繼內遷。這一時期，留學教育雖受戰爭影響規模縮減，卻在特殊歷史條件下呈現出若干值得關注的特點。

一是留學人員的構成。這一時期，出國留學人員受戰爭影響人數驟減。抗戰爆發后，國民政府于1938年頒布了《限制留學暫行辦法》，對公私費留學生資格作出特別規定。《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鑒》記載：二七年六月行政院頒布限制留學暫行辦法，規定以研究軍工理醫各科學生為限，文法等科學生雖有因研究上之特殊需要而出國留學者，但人數之比較，相差甚遠。在限制辦法上復規定留學生之資格之一，須在公私立大學畢業后曾修滿研究或服務二年以上，并著有成績者，比較抗戰前所定資格更為嚴密，因是出國留學生人數銳減。盡管如此，這一時期仍有部分學生赴外留學，且多為自費留學生。此外，自1943年起，所有留學生須通過考試選拔方可至海外學習。有學者統計，1937年至1943年間共計958人出國留學，而抗日戰爭勝利前兩年有672人出國留學（在此期間有23人出國時間不詳）。

從留學生來源地分析，全面抗戰時期留學生籍貫分布呈明顯變化：由戰前集中于東南沿海及江浙地區，轉變為以江浙地區為中心、內陸地區及戰時退守的西南大后方人數趨于均衡的分布格局。就家庭背景而言，在國民政府統一管控留學教育前，留學生多來自商政家庭，其就讀院校涵蓋國立大學與教會學校；實施統一管理后，知識分子家庭子弟比例顯著上升。與此同時，受戰爭環境影響，國內教會學校的留學派遣規模縮減，國立大學逐漸成為主要生源派出機構。

二是留學目的國與學科選擇。民國時期的留學目的地多集中于歐美國家及日本，抗戰爆發后，由于出國留學較為艱難，留學國別選擇也隨之收窄。就留日教育而論，國民政府在1937年9月發出“撤離敵國，回國參戰”的召回令，此后整個抗戰期間再未公派人員赴日留學。此階段留學生大都集中于英美國家，這一選擇既受庚子賠款項目延續的影響，更因英美兩國在學術氛圍方面的優勢。20世紀30年代后，美國高等教育迅速崛起，逐步取代德國在科教領域的主導地位，加之其相對穩定的國內環境，成為戰時中國留學生的主要目的地之一。

全面抗戰時期，留學學科選擇也呈現顯著變化。戰前文理科分布較為均衡，而《限制留學暫行辦法》規定“以研究軍工理醫為限”，導致學科分布失衡。這一政策源于當時政府培養國防建設急需人才的考慮，以及節省外匯的實際需要。直到1941年，教育部才調整政策，重新強調文法科人才的重要性。值得注意的是，盡管政策導向明顯，但留學生實際學科選擇并不完全受政府調控。雖此前政府限制了出國學習科目，但在文科領域，法科學生仍保持相當比例。而受愛國主義思潮影響，政策調整后，留學生學科選擇也仍以工科為主，農科次之，反映出戰時留學教育的實用主義取向。

三是留學動因。無論是戰前還是全面抗戰時期，大批中國留學生懷揣求知報國之志，遠赴海外汲取先進知識與技術，以期推動國家發展與民族振興。首先，從國家立場看，留學教育被視為滿足當時培養國家急需人才的重要戰略舉措。有學者談到：一個國家派遣留學生的目的，在于吸收國外的精致文化和先進技術，來彌補自身的欠缺。國民政府在不同時期制定的留學政策，為海外求學提供了制度規范和必要支持。通過對留學教育的嚴加管理，留學生的整體質量得到了有效保證。其次，國際社會對中國留學生的支持政策與經濟援助也成為學子出國留學的重要推動因素。太平洋戰爭爆發后，隨著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逐漸形成，英美等國家通過提供獎學金等實質性措施，積極吸引中國學生赴海外深造。除去上述外部因素，留學群體的內在意識也驅使他們赴外求學。通過對這一時期留學群體的分析可見，赴歐美國家的留學生普遍展現出強烈的家國情懷，從專業選擇可看出其“學以報國”的價值取向，這既植根于中國知識分子“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傳統價值觀，也源于抗戰背景下特殊的時代使命感。雖然存在個別為躲避戰火而留居海外的情況，但大多數留學生在學成后選擇回國，投身于國家建設事業。

全面抗戰時期歸國學子概況分析

全面抗戰時期，中國的留學事業雖受戰爭影響而規模大幅縮減，但與此同時，大批海外留學生毅然回國，積極投身于抗日救亡運動的各條戰線。

日本曾是近代中國留學運動中最主要的留學目的地。在七七事變前，中國在日留學生總數就達6000人。然而，炮火轟炸國門之時，這些留日學生幾乎全部回國。這一現象不僅是如1937年《立報》所載“我留日學生，橫遭日方摧殘，及非法拘捕，致不能安心求學”，更是因為當時在歐美求學已久的中國學生通過各個渠道獲知抗戰消息后，在強烈愛國情懷的感召下，紛紛放棄學業回國效力。

如果將這一時期海外留學生歸國動機進行細致分析，大致可分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政府的政策性召喚構成了留學生歸國的外部動因。自北洋政府至南京國民政府時期，中國便大力發展留學教育，旨在培養符合國家發展需求的實用型人才。這一時期，政府相繼頒布多項政策推動留學事業進展，同時不斷完善留學生歸國政策。七七事變后，國民政府教育部迅速出臺《留日返國學生救濟辦法》。此外還頒布《抗戰期間回國留學生分發服務簡則》，規定依照歸國學生的專業背景和個人意愿酌情分配工作，并提供基本生活補助。盡管這些政策效果有限，但的確為海外學子回國提供了機遇。另一方面，留學生內在的愛國情懷構成了其歸國的重要動力。這些學子負笈海外之初，便懷揣“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抱負，立志改變中國積貧積弱的現狀。雖然民國政府推翻了封建帝制，但新思想、新風尚尚未完全滲透到中國社會的各個層面。目睹國家落后的現狀，海外學子始終保持著強烈的報國熱忱，如饑似渴地汲取西方先進知識，時刻準備學成歸國。當盧溝橋的槍聲響起，這群學子立即意識到歸國的號角已經吹響。他們當中既有已取得博士、碩士學位的，也有尚未完成學業的，但都義無反顧地投身于抗戰事業，將所學知識運用于祖國所需的各個領域。

當這批滿懷報國熱忱的留學生歸國后，盡管南京國民政府為他們提供了相應的就業機會，但由于戰亂，并未得到有效落實，多數留學生不得不自行尋找就業渠道。余子俠教授在其著作中寫道：“或赴內地組織救亡宣傳隊；或回原籍謀求救國工作；或依部頒轉學辦法向國內高校申請復學；甚或奔赴抗日圣地延安。雖然各人所選擇的去路各不相同，但一個共同的目標即是抗日救國。”如以柯仲平為代表的留學群體，選擇奔赴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根據地，從事抗戰宣傳和文化建設工作；以陳康白、屈伯川為代表的另一批人，則投身于文教和科技領域，將所學知識貢獻給民族救亡事業。

歸國學子在全面抗戰時期對中國近代教育事業的影響

據《全國學術工作咨詢處月刊》在全面抗戰前夕開展的對歸國留學生職業調查，教育工作者占比達受訪群體的37%。這一現象源于留學生在海外求學時形成的共識：教育是進行變革的最佳途徑之一。正因如此，大批學成歸國者不約而同地投身教育事業。

在學校教育方面，歸國學子中大部分人選擇就職于高等教育機構。在從事教育事業的留日歸國學子中，不僅有師范專業的畢業生，眾多其他學科的學子也將教育事業作為報國途徑。這促使當時的中國教育領域，特別是高等教育領域的師資隊伍質量明顯提升。在當時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內179位教授中僅有23人沒有留學背景，學校三位常委中，兩人都具有海外留學經歷。進一步分析發現，一方面，戰時高校大規模內遷導致原有師資嚴重流失；另一方面，1940年代以前，國內大學教授的資格認定尚未形成嚴格規范。這些因素為當時歸國留學生進入大學任教提供了契機。這些海外學子在充實高等教育機構師資力量的同時，更為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帶來了國際前沿的學科內容。例如，彼時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任教的華羅庚、王竹溪等歸國學者開設的數學與物理課程，系統引入了當時國際學術界的前沿知識。與此同時，這些具有留學背景的教授也將先進思想觀念帶入課堂，為國內學子開啟了全新視野，帶來了別樣啟迪。在他們引領下，部分學生同樣選擇出國深造，這些學成歸國者后來都成為國家建設的中堅力量。此外，抗戰期間高校西遷運動對西北、西南地區的文化教育事業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其中，歸國留學群體發揮了獨特作用。

在社會教育方面，民國時期的社會教育為未能接受正規學校教育的民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啟蒙渠道。隨著社會教育的逐步專門化，一批海外學子也將歐美國家及日本的社會教育理論帶回中國，并開展本土化實踐。以私立大夏大學馬宗榮、陳友松為代表的學者群體在這一領域出版了諸多著作，如吳學信于1939年出版的《社會教育史》即為代表性成果。周慧梅教授在《民國社會教育研究》一書中評價道：“這些研究成果的公開、持續出版，不僅宣傳了各自的社會教育理念，還逐漸相互靠攏，形成了一個個風格相對一致、觀點接近的研究團隊，在此基礎上形成了社會教育家群體，他們是介紹、生產并傳承社會教育理論的中堅力量。”

作為社會教育的創新形式，電化教育在全面抗戰時期展現出獨特的傳播優勢。留學群體是該領域發展的關鍵推動者，他們早于抗戰前就在技術引進和理論構建方面取得了顯著成就。全面抗戰爆發后，這些學子通過電影、廣播等形式號召全體國民積極抗戰，廣泛傳播抗戰思想，有效提升了民眾的救國意識。典型例證如金陵大學電化教育專修科的建立與發展：在魏學仁、孫明經的籌辦下，該校于1938年創設該專業；1940年，孫明經再次赴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研修視聽教育技術與理論，并在回國時帶回大量攝像與錄音器材，充實了專修科的電教設備。有學者在其論文中指出：“該科發展依托金陵大學作為綜合性大學的優勢，課程開設多借重文理兩院優秀師資，而這支師資隊伍多由學有所長的留學生構成。”

近代中國留學教育的發展不僅推動了留學教育制度的不斷完善，還為國人開啟了認識新世界的大門，有效拓寬了自身視野，突破了傳統思想的局限。在全面抗戰時期，歸國留學群體培養了大批高質量高素質專業人才，這些人才秉承師志，在戰后國家建設中付出了畢生心血，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尤為重要的是，歸國留學生通過戰時教育實踐積累了寶貴經驗，為戰后教育事業的改革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借鑒。無論是教育理念還是教學方法，抑或是學科建設，這些探索都為戰后中國教育的現代化轉型奠定了堅實基礎，其影響延續至今。（作者 程康慧寧就讀于沈陽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

來源：《神州學人》（202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