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在國家治理體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高校數字化治理能力是高校治理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數字化是教育系統性變革的內生變量，更是引領教育現代化發展的重要抓手和途徑。近年來，高校相繼組織和開展了數字化治理能力的評價研究，對高校數字化基礎建設及教學應用起到了一定的引導作用。但現有的評價、實踐大多未能充分體現以效能思想為核心的發展要求，出現了“盲投入”和“追熱點”等問題。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評價導向上，缺乏從“投入—產出”視角審視各數字化投入單元的治理效能轉化問題。我國高校類型多樣、辦學定位各異，各高校所處教育數字化發展階段、水平各不相同，不能僅以投入體量為主要的評價標準。二是指標賦權上，各投入單元的權重配比以專家主觀經驗為主，缺乏以大數據驅動下的資源配比優化策略。三是結論呈現上，缺乏服務高校差異化發展的、實時動態的診斷性報告。現有數字化治理能力評價報告的呈現形式多以中長期的截面數據為主，缺乏動態、立體的數據分析，致使高校決策機構難以對數字化發展規劃作出及時、高效的干預和調整。截面測評結果報告往往只給出同期各指標絕對值排名，無法實現不同發展階段的縱向比較，也難以通過數據借鑒同類高校的發展戰略，導致高校治理體系中數字化治理能力的判斷缺乏個性化科學論據。

浙江省近年來改革了對屬地高校的數字化治理評價模式，強化了效能意識，突出了治理現代化方向。在構建以效能思想為核心的高校數字化治理能力評價體系中重視“兩個統一”，即教育數字化資源分配機制與產出效能相統一，數字化發展戰略與學校發展定位相統一，逐漸形成了一定的工作經驗。基于浙江省高校數字化治理評價實踐，提出以下建議：

完善協同治理的首席信息官（CIO）組織體系。高校數字化治理需要各業務部門通力配合。建設校級和部門管理的首席信息官工作專組，是建立長效、協同治理體系的組織保障。由于高校各部門大多基于各自的信息系統工作，因此，學校需要建設校級和部門的數字化工作專組，形成“條塊融通”管理模式，提高溝通和協作的效率，逐漸打破各部門數據和業務相對封閉的狀態，統籌各職能部門協同開展治理工作。在學校層面進行整體的數字化治理系統設計、開發和建設，共同推進有助于數字化能力提升的機構重組。

優化數據驅動的效能評價方法。高校數字化治理能力提升要基于“兩套數據，兩個階段”的評價體系。“兩套數據”是指，數字化投入數據和績效產出數據，這是兩個評價階段的實施基礎；“兩個階段”是指，數據賦權階段和效能轉化階段，其評價結論會為兩個數據的迭代提供重要參考。

在第一個階段，對信息化投入的指標進行“先放大、再優化”的策略。“先放大”是指，在指標篩選中充分吸納教學、管理、科研、后勤等各類教育大數據，避免主觀經驗和滯后的技術體驗干擾。“再優化”是指，通過計算信息熵等數理方法，對區分度不高的指標進行低賦權，對于完成度良好的指標進行高賦權。在第二個階段，要將已賦權的投入指標與高校的產出指標建立效能轉化模型。一方面，探索利用數據包絡分析等“投入—產出”效能計算方法，結合高校教育數字化建設的實際情況，進行模型的篩選和優化，從中計算出各高校在各投入指標和建設規模上的合理性，并結合各校實際發展定位和需求對經費的優化分配提供科學論據。另一方面，打破傳統的“數豆子”的生均信息化經費預算分配方式，及時對現階段資源分配不當的院校進行預警和建議。

建設統一的高校數字化治理能力發展平臺。要依靠數字化手段建設大數據平臺，實現高效的數字化賦能。平臺的建設思想要實現“兩個轉型”：一是將基于中長期的粗顆粒度宏觀呈現，轉型為對具體高校、具體指標的高清微距觀察；二是將基于人工編碼、填報、評價為主的方法，轉型為數據自動采集和分析的一體化智能解決方案。

在“兩個轉型”基礎上，建設全國性高校數字化治理能力發展平臺，重點建設數據采集和診斷兩項工作。通過對各高校常態化的數據采集，實現高校自身縱向的效能比較，也能通過橫向比對來推薦與其發展目標和水平近似的“標桿院校”。在縱橫交錯的數據基礎上，可以進一步優化效能算法。這樣不僅有助于實現自動化實時診斷干預，更能為未來數字能力的政策仿真做好數據、模型等方面的積累。

數字化治理能力是各高校提高育人質量、轉化科研成果、提升社會服務能力等方面的重要力量。完善和優化以效能思想為核心的高校數字化治理能力評價，不僅是促進數字化服務效能發展帶動教育現代化的重要路徑，更是激發各類人才創新創造活力、提升高等教育質量的有效路徑。

（翟雪松系浙江大學教育學院特聘研究員、顧建民系該院教授）

《中國教育報》2023年03月30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