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之一，強調：“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大自然是人類賴以生存發展的基本條件。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內在要求。”報告明確中國式現代化在處理人與自然關系問題上的核心要義，這是我們黨站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全局視野和代際正義的歷史高度作出的重大決策部署。新征程上，我們要按照黨的二十大報告的要求，“牢固樹立和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站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度謀劃發展”。

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21世紀馬克思主義對人與自然關系問題的科學回答和理論升華。唯物史觀認為，人與自然是生存本體論層面的共生關系，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在主體生存實踐活動中與自然產生的統一關系。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指出：“人在肉體上只有靠這些自然產品才能生活，不管這些產品是以食物、燃料、衣著的形式還是以住房等的形式表現出來。在實踐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現為這樣的普遍性，它把整個自然界——首先作為人的直接的生活資料，其次作為人的生命活動的對象（材料）和工具——變成人的無機的身體。”實踐性是馬克思關于人與自然關系思想的鮮明特征。在馬克思看來，人類不是處在對自然外界物的理論關系中，相反，人類首先必須通過勞動實踐作用于外界自然物以維持自身肉體生命組織的存在。人與自然之間的這種物質聯系與變換不以任何生產方式或社會制度為轉移，構成了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永恒的自然必然性。同時，在馬克思自然觀視域下，人在自然面前不是完全被動的、受制約的存在物，人與動物的最大差別就在于，“動物只生產自身，而人再生產整個自然界”。人在能動的生產實踐活動中將自己的本質力量外化，使自然界逐步生成為“人化自然”，這是“人作為自然存在物”的類本質特征。因此，人與自然的共生關系是以人的主體實踐活動為中介的必然聯系。

習近平總書記將馬克思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思想同中國式現代化協調生態環境和經濟發展關系的經驗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生態文化相結合，開辟了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21世紀馬克思主義把握人與自然關系問題的新境界。習近平總書記引用馬克思的論述指出，“‘人靠自然界生活’，自然不僅給人類提供了生活資料來源，如肥沃的土地、漁產豐富的江河湖海等，而且給人類提供了生產資料來源。自然物構成人類生存的自然條件，人類在同自然的互動中生產、生活、發展”。這一方面彰顯了人因自然而生的自然界優先地位，要求人類活動必須遵循自然規律，只有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才能為人類社會永續發展留存自然根基；另一方面，強調了人與自然關系中人的主體性地位，要求我們在遵循自然規律的基礎上發揮主觀能動性，積極構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文明新形態。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與自然是生命共同體”，并引用中國古代《莊子·齊物論》中的“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說明人與世間萬物原屬一體。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思想，是“兩個結合”的新典范，是引領我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思想理念，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內在要求，為中國式現代化處理好人與自然的關系提供了根本遵循。

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是實現未來共產主義社會“兩個和解”目標的階段性要求。馬克思以“兩個和解”概括了人類社會面臨的兩大根本任務，即人與人、人與自然界的真正和解。他指出，共產主義社會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質的統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復活，是人的實現了的自然主義和自然界的實現了的人道主義”。在馬克思看來，人與自然界的真正統一需要積極揚棄私有財產和異化勞動，實現“資本邏輯”向“自然邏輯”的回歸，最終使人類成為真正意義上能動自覺的“自然主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方面創造了一個普遍利用自然和活勞動的體系，資本按照自己的逐利本性破除一切時空阻礙，不斷占有和生產新的自然空間和社會空間，在“擴張—限制”“克服限制—再擴張”的循環往復中不斷提升生產的社會化水平；另一方面，它創造了異化勞動，使人與自然界、人與人、人與自己的類本質相異化，生產了現代社會的經濟危機和生態危機。實現“兩個和解”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但“兩個和解”不會自動演化形成，而是在社會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中辯證發展的。

中國式現代化作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本質區別于以資本主義私有化為核心的西式現代化，從根本上避免了資本無序擴張帶來的人與人、人與自然的普遍對立，為實現“兩個和解”奠定了社會制度基礎。我國正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同時，作為現代化發展道路之一的中國式現代化具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同樣面對著先發國家現代化面對的諸如生態、資源、環境約束等方面的問題，如何協調現代化與生態化的矛盾是擺在中國式現代化面前的“時代之問”。習近平總書記將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作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方略之一，要求“站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高度來謀劃經濟社會發展”，對中國式現代化處理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的關系問題作出了深謀遠慮的戰略部署，為中國式現代化實現“兩個和解”明確了階段性目標。

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為人類社會實現現代化開辟了一條生態文明新道路。西式現代化是建立在以犧牲資源環境為代價基礎上的現代化，忽視了技術的成本以及技術進步引致的資源消費總量的增加，僅僅看到自然資源的工具性價值，對經濟增長和奢侈消費的狂熱追求造成了資源耗竭、環境惡化。資本主義制度無法從根本上解決人類社會經濟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之間的矛盾，必須進行根本性的社會變革。同時，當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仍然具有它的生命力，西式現代化以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走向了表象的資本主義“生態文明”，但其現代化道路仍然植根于將人與自然分離和對立的機械論自然觀、資本和科學技術形而上學，仍然無法擺脫社會發展內在矛盾的周期性爆發。而中國式現代化開創了將生態文明建設融入經濟社會發展各領域全過程的整體性發展新格局，為人類社會實現現代化開辟了一條生態文明新道路。

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中的“人”是作為類的人，即全體人類。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類只有一個地球，保護生態環境、推動可持續發展是各國的共同責任。”在自然界面前，全體人類是一個命運共同體，人類必須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人類只有自覺遵循自然規律，才能有效防止在開發利用自然上走彎路，為人類文明可持續發展留存生態環境根基。為此，有必要推動當前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和全球環境治理體系更加公正合理。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歷史責任、發展階段、應對能力都不同，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不僅沒有過時，而且應該得到遵守。”生態問題的全球性質決定了世界各國都無法獨善其身，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應承擔相應責任。同時，發達國家大多已經走過了“先污染”的兩百年，其制造的環境污染量及其環境治理水平決定了發達國家應當承擔更多責任。生態文明建設關乎人類未來，縱觀全球生態環境治理理念，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共謀全球生態文明建設之路”是目前唯一適合且可行的治理路徑。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不僅定位了中國發展的生態文明戰略取向，而且為全球生態環境問題提供了一條適合且可行的治理方案。

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是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的核心原則，奠定了中國式現代化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底層邏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中國式現代化向世界展示了東方大國邁向現代化道路的生態底色。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上，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要以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為根本遵循，把握中國式現代化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核心要義，推動其思想的深刻內涵在中國式現代化生動實踐中充分彰顯。

（作者系華東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黨委書記、院長）

《中國教育報》2023年04月27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