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24龍年春晚，西安分會場的節目《山河詩長安》引發了全國觀眾的陣陣喝彩，唐代都城長安又一次成為熱點。其實，不僅僅是今年，從《長安十二時辰》到《長安三萬里》，大唐長安的熱度一直居高不下。這座都城究竟有何魔力，一千多年后依然令無數人為之魂牽夢繞，不斷自豪追憶、反復品味？本版特邀《唐長安城坊古今注》作者、西安建筑科技大學青年學者崔凱帶領讀者走進昔日的唐長安城，近距離感受這座曠世名都的精彩。

    皇皇巨都 長安的建設命名

唐朝是中華民族歷史上空前興盛的時代，提到大唐王朝，凡是中國人都為之自豪。唐朝都城長安城是絲綢之路的起點，也是帝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它始建于隋文帝開皇二年（582年），時名大興，由年僅28歲的宇文愷作實際規劃，入唐后更名長安。此后，伴著唐王朝的崛起，長安城遂聞名天下。唐長安城雖在隋代創設并使用，但有隋一代并沒有徹底建成，直至唐王朝建立36年后的高宗永徽五年（654年），外郭城及各城門城樓才徹底完工。一座都城前后歷經兩朝六帝七十余年方成巨制，足見規模之大。

據考古勘測，唐長安城東西長9721米，南北寬8651.7米，總周長36700米，面積達84.1平方公里。在中國歷史中比較，唐長安城比任何一個王朝的都城都大；在世界歷史中比較，其面積是羅馬帝國都城羅馬城的6倍、東羅馬帝國都城君士坦丁堡的6倍、阿拉伯帝國阿拔斯王朝都城巴格達城的2.6倍。我國歷史上的渤海國上京，日本歷史上的平城京、平安京及韓國歷史上的新羅王京皆是仿照唐長安城規劃。今天的西安市也在很大程度上延續了唐代長安城的格局。在隋唐兩代300多年的歷史中，唐長安城創造了舉世無雙的輝煌，它也成為無數人心中最美好的一座夢想之城。當年的規劃師宇文愷或許也沒有想到，自己規劃的這座都城會成為人類建筑史上的一座豐碑，為古今中外的城市所膜拜效仿。

唐長安城規劃的嚴密精整程度也是空前的。全城整體呈正方形，依次排布著宮城、皇城及外郭城，宮城與皇城居中，由一百零八坊和兩市的外郭城拱衛，形成眾星朝北斗的格局，宮城承天門、皇城朱雀門、朱雀門大街和外郭城明德門連成東西均等的中軸線，東為萬年縣，西為長安縣，唐人有詩云：“百千家似圍棋局，十二街如種菜畦。”整齊劃一的城市格局猶如棋盤、菜畦一般，故被后世譽為“一代精制”（北宋·呂大防《長安圖記》），并稱贊此城“自古帝京未有也”（北宋·宋敏求《長安志》）。

除了精密的格局規劃之外，城中每一區域的名字還被賦予了鮮明的文化寓意。城門、坊里的命名以儒家思想為主導，兼融諸家，含義皆源于隋唐以前的經典文獻。如明德門之“明德”出自《大學》“在明明德”、修德坊之“修德”出自《左傳》“姑務修德”、安定坊之“安定”出自《尚書》“安定厥邦”、親仁坊之“親仁”出自《論語》“君子泛愛眾而親仁”、敦化坊之“敦化”出自《中庸》“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修政坊之修政出自《管子》“公內修政而勸民，可以信于諸侯”、歸義坊之“歸義”出自《史記》“遠方當來歸義”，如此等等，不一而述。每一處命名都體現著堂堂大國為世作則的氣度和教化萬方的胸襟。

    薈萃經典 長安的文化藝術

長安是一座文獻集成之都，由于是王朝中樞所在，對歷史產生深遠影響的諸多重要文獻均誕生于此。除唐朝中央政府制定發出的大量詔令外，在這里產生的官私文獻數不勝數。“二十四史”中的《晉書》《梁書》《陳書》《北齊書》《周書》《隋書》《南史》《北史》等八部史書全部在這里成書，負責編纂的唐初名臣房玄齡、姚思廉、李百藥、魏征等人皆是通貫經史的鴻儒碩學。唐玄宗時期，李林甫、張說、張九齡等在此編纂的《大唐六典》（30卷），是我國現存最早的行政法典，為后世王朝行政立法提供了準則和依據。唐代名相杜佑（詩人杜牧祖父）考覽古今典章制度，耗時36年于長安著成《通典》（200卷）以獻朝廷，該書是我國第一部體例完備的政書。此外，樹立后世儒家經典標準的《五經正義》《開成石經》、開創我國地理總志先河的《元和郡縣圖志》、我國第一部會要體史書《會要》、現存最早的全國水利法典《開元水部式》等都成書于長安城中。在清人編纂的《全唐詩》中明確作于長安的詩歌數以千計，此外的很多詩歌雖無具體地點，但結合作者生平與語境，大都也是在長安所作。毫不夸張地說，這座城市的每一個角落都產生過詩歌，因此唐長安被譽為“詩城”。

長安是一座文化交融之都，國家政策的開放包容，使得諸多域外文化在這里與中華本土文化相融合。來自世界各國的使節、留學生和商人在長安城內居住活動，留戀于繁華無比的帝都。唐太宗說：“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從王朝的皇帝到臣民，都沒有因為地域和種族不同而對外國人產生任何歧視。在長安務本坊的全國最高學府國子監里，有大批少數民族學生和外國留學生學習先進文化知識，中央政府則給予諸多優待，很多留學生也獲得了進士及第的機會（唐王朝對留學生設賓貢科進士）。唐人希望通過這種一視同仁的教育政策，“俾日月所燭，皆歸于文明之化”（唐·陳黯《華心》）長安的坊、市之中，聚集生活著不少來自西方的胡人，他們有的開店經商，如李白詩中西市酒肆的胡姬；有的善于辨識玉器寶石，如溫庭筠文中的崇賢坊“胡人米亮”；還有的因才能而任職于中央機構，如在司天監工作并終老于長安的波斯人李素。在長安城中，除儒道兩家和本土化的佛教寺廟以外，祆教、摩尼教、景教等祠寺也多元并存。西安地區出土的唐代文物中，時常能看到深目高鼻的胡人陶俑和充滿異域風格的實用器物。對此，英國學者威爾斯在其著作《世界簡史》中評價：“當西方人的心靈為神學所纏迷而處于蒙昧黑暗之中時，中國人的思想卻是開放的、兼收并蓄而好探求的。”英國漢學家李約瑟更是將唐長安城稱為“國際間著名的人物薈萃之地”。

長安是一座藝術流行之都，政治清明、經濟繁榮、文化包容必然促進藝術鼎盛，藝術精英們在帝國都城精心創作了許多被后世視為巔峰水平的作品。大量壁畫、書法、雕塑散布在城中各處供大眾瞻仰欣賞。唐武宗會昌三年（843年）夏，在秘書省任校書郎的段成式與朋友利用閑暇時間游覽長安寺觀，相約每15天游覽兩所，隨游隨記，并且作詩相和，留下了著名的《寺塔記》和系列詩歌。誠然，書中記載的內容今日已不可見，但據其中描述仍可想象其精彩。如靖善坊大興善寺曼殊堂“工塑極精妙”，長樂坊光明寺“文惠太子塑像，舉止態度如生”，平康坊菩薩寺吳道子所畫仙人“天衣飛揚，滿壁飛動”，透過當年直觀的文字，我們可以想象帝都長安的雕塑與壁畫絕不在敦煌莫高窟之下。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年），在長安城中任祠部員外郎的張彥遠寫成了《歷代名畫記》，在該書卷三中重點對西京長安城中的壁畫與書法進行了記錄，比之《寺塔記》更為詳細，如親仁坊咸宜觀“三門兩壁及東西廊，并吳（道子）畫……殿前東西二神，解倩畫。殿外（東西頭）窗間寫真及明皇帝、上佛、公主等圖，陳閎畫”“秘書省：薛稷畫鶴，賀知章題詩，在東秘書廳”。今天的西安碑林中，聚集了唐長安城被毀之后的殘存碑刻，如務本坊的唐玄宗御書《石臺孝經》、靖善坊的徐浩《不空和尚碑》、通化坊的顏真卿《顏氏家廟碑》、親仁坊的柳公權《大唐回元觀鐘樓銘》……儼然成為唐代長安書法的集中頂禮之地。

唐代以后，原本在長安的書畫典籍隨著滄桑離亂而散布收藏于全國各處，有些還漂洋過海流落異邦。閻立本《步輦圖》今藏北京故宮，李隆基《鶺鴒頌》今藏臺北故宮，歐陽詢《夢奠帖》今藏遼寧省博物館，顏真卿《自書告身帖》今藏日本東京書道博物館，韓干《照夜白圖》今藏美國大都會博物館，長安中書省所發皇帝敕令與東市刁家印刷的日歷今藏大英圖書館，《開元水部式》唐殘本今藏法國國家圖書館……在日本正倉院所藏的物品中，有些飽含唐風唐韻的精美器物也是長安所出，它們或來自大唐皇帝的賞賜，或采購自東西兩市，這些器物在當時的長安富貴之家或許并不鮮見，然而被遣唐使帶入東瀛后，卻被當作珍寶收藏流傳至今。

    遺寶頻出 長安的文物發現

長安是一座名符其實的文物寶藏城市。很多人也許不知道，唐長安城就位于今天的西安市主城區，它的遺址就與今天繁華的城市相疊加。據考古勘測，在現在西安市區沒有被近現代人類活動擾動的區域，一般在地下0.5至1米即為唐人生活的地面，這讓常人難以置信。新中國成立至今，伴隨著城市考古和建設開發，唐人埋藏的各種物品也在這里被不斷發現……

1953年，西北大學修建東操場時，發現了儲藏有4245公斤100余萬枚銅錢的唐代錢窖，這里是太平坊故址；1959年7月，西安市建設局在明城墻外東北隅修建下水道時，在一處圓形窖穴內發現11尊漢白玉密宗造像，這里是長樂坊故址；1960年春，西安冶金學院（今西安建筑科技大學）師生在校園內植樹時，從地下挖出近50公斤的黃金箔，這里是親仁坊故址；1970年10月，西安市南郊何家村發現兩甕一罐1000多件的金銀玉器珍寶，即震驚中外的“何家村遺寶”，這里是興化坊故址；1974年5月，西安市南郊東八里村施工工地出土隋代銅鎏金董欽造像一套，這里是昌樂坊故址；1979年和1981年，西安交通大學校園基建施工時，分別發現3件套裝銀盒和6件玉簪頭，這里是道政坊故址；1983年，西安公路學院（今長安大學）校園施工發現兩尊高1米有余的白石天王造像，這里是永樂坊故址；1985年3月，西安火車西站北部基建工地，發現33件“官”字款白瓷窖藏，這里是修德坊故址（有學者曾推測為安定坊，今據衛星遙感復原圖更正）……這些重要發現中的很多文物精品至今就陳列在博物館中向人們展示著故都長安的富麗輝煌。

國家昌明，寶藏存護；國家貧弱，寶藏流失。我們更應當銘記，在晚清時期，不少外國人游弋在唐長安城故址，搜羅攫取了大量中國文物運往海外。1902年，日本人岡倉天心、早崎梗吉威逼利誘無知寺僧騙購了唐長安城光宅坊遺存的25尊極其精美的佛教造像。如今，其中15尊被陳列在東京國立博物館“東洋館”展廳中，與游人兩相注視之間，這些來自長安的大唐遺寶仿佛在無聲控訴……

    賡續永生 長安的后世流傳

唐代人仿佛知道這座城市會名傳后世而不朽。他們在當時就有意或無意間不斷把長安的一切記錄得詳細備至，除前文所述的《歷代名畫記》《寺塔記》等文獻之外，生活在開元盛世的史官韋述還整理了《兩京新記》，記錄兩京城市的總體狀況、建筑具體位置和傳承順序。唐代之后，歷代文人學者也不斷努力搜集這座曾經顯耀于世的帝都在現實和文獻中的蛛絲馬跡，并不斷增補考證記錄：北宋宋敏求作《長安志》、呂大防繪刻《長安圖》，南宋程大昌作《雍錄》，元代駱天驤作《類編長安志》，清代畢沅作《關中勝跡圖志》、徐松作《唐兩京城坊考》……新中國成立后，眾多學者對唐長安城的科學發掘與深入研究，更是獲取了前所未有的成果，與長安有關的人和事不斷被創作成各種文藝作品誦演流傳，古樸而恢弘的現代經典建筑作品在這片土地上誕生。一千余年來，大家以各自的熱情和方式不斷記錄長安、注解長安、贊頌長安。很大程度上，大家贊頌的已不僅僅是這座古城，而是它所在的大唐，對長安的追憶即是對國家盛世的向往，長安已經成為盛世的文化符號。

有人說：“只要詩在，書在，長安就在。”在歷史長河中，中華文化生生不息，長安，也必將永恒存在。

(作者單位系西安建筑科技大學）

《中國教育報》2024年03月22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