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是印度著名詩人、文學家、社會活動家、哲學家和印度民族主義者拉賓德拉納特·泰戈爾訪華100周年。

自古以來，中印兩國在包括哲學、宗教、藝術乃至自然科學和技術在內的不同領域不斷進行交流，從而使我們兩國的文化豐富起來。作為中印文化交流的使者，泰戈爾始終對中國懷有深厚的感情，他還曾三度訪華，與中國結下了不解之緣。

泰戈爾十分關心中國

并重視中國文化

中國和印度都有著悠久的歷史和文明，兩國都是亞洲文明的核心。中華文明已有五千多年的歷史，是世界幾大古代文明中唯一沒有中斷、延續發展至今的文明；印度文明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對南亞、東南亞乃至世界產生了重大影響。文化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借鑒而豐富，世界的一切文明都是人類社會的共同財富。

據記載，泰戈爾從童年時代起就關心中國，并撰寫文章憤然譴責英帝國主義向中國輸送鴉片。后來日本帝國主義入侵中國，泰戈爾撰寫了猛烈抨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行徑的詩篇。他還撰寫了著名的文章《中國與印度》。泰戈爾始終不渝地保持著對中國人民的深情厚誼，一生十分重視中國文化和中印兩國人民的友誼。

為什么泰戈爾對中國和中國文化如此感興趣呢？季羨林先生認為，原因有以下三個方面：一是他從幾千年的歷史上看到兩國人民友誼之源遠流長，兩國文化交流之碩果累累；二是他認為西方是壓迫者，而中印兩國都是東方的被壓迫者，因而對中國寄予無限同情，甚至有所偏愛；三是他在中國文化中發現了極其寶貴的東西，因而給了它最高的評價。

季羨林是一位熔鑄古今、匯通東西的大學問家，也是在全球化時代能引領時代學術思想文化潮流的大思想家。季羨林先生的學術成果有：印度古代語言研究，特別是梵文、巴利文、吐火羅文；印度古代文學的翻譯和研究，如《沙恭達羅》《羅摩衍那》《彌勒會見記》；印度佛教史、中國佛教史、中亞佛教史；糖史；中印文化交流史、中外文化交流史；弘揚中國傳統文化；比較文學及民間文學；散文、雜文和書法創作等。季羨林先生在《西域在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一文中根據文化的影響、歷史的悠久、特點的鮮明，將世界的文化分為四個體系，即中國文化體系、印度文化體系、閃族伊斯蘭文化體系和希臘、羅馬文化體系，由此可見中國文化和印度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

泰戈爾的作品影響了

中國新文學的發展

季羨林先生在深圳大學教授郁龍余撰寫的《梵典與華章：印度作家與中國文化》的《卷首篇》中指出：“印度卷是不能缺的，因為中印文學關聯太密切，缺了就說不過去。”“離開了中國文學和印度文學，談不好世界文學和比較文學。”其中，泰戈爾的文學作品，正是印度文學中最璀璨的明珠。

泰戈爾的作品所涉及的神和大自然、神和人、善與惡的關系，無限和有限之間的關系，是他詩歌中所觸及的問題，也是他哲學探索的中心問題。1910年，泰戈爾發表詩集代表作《吉檀迦利》，寄予了自己對無限世界的向往和沉思。1912年，泰戈爾把《吉檀迦利》由孟加拉文譯成英文，次年便以此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評獎委員高度評價了泰戈爾的創作，特別是他通過文學創作“調和人類文明兩極化”的努力。1913年發表的《園丁集》是一部關于愛情和人生的英文抒情詩集，詩體為散文詩，他通過寓言詩和哲理詩，明確地表達了自己對社會人生的態度。 

泰戈爾的作品在創作上深受印度傳統敘事詩《薄伽梵歌》《羅摩衍那》《摩訶婆羅多》的影響，并在繼承印度史詩文學和印度宗教文學的基礎上有新創造。《薄伽梵歌》的內容很多，但最重要的核心內容就是“梵我合一”。1891年，泰戈爾用母語孟加拉語創作了史詩劇《齊德拉》，該劇是由印度史詩《摩訶婆羅多》的情節演變而成的。1924年，《齊德拉》英文版在中國第一次演出，徐志摩和林徽因參與演出，演出地點是北京東單三條協和小禮堂。

據泰戈爾回憶，當時他創作該史詩劇，是想要表明那種擺脫誘惑力量的給予，是靈魂的永久特征。“這種品質和力量是生命中的寶貴財富，它并不依賴于冷酷大自然的迫切需要。”《齊德拉》的核心內容是為了表達愛情，不是為愛而愛，而是要愛高潔。男女精神的結合，就是有限與無限的融合，在融合中實現解脫。

自20年代起，泰戈爾的作品便由著名作家冰心、鄭振鐸等譯成中文，受到我國人民的喜愛，至今仍傳誦不息。泰戈爾的詩歌、戲劇、長篇小說等，對中國新文學的發展起了比較明顯的作用。季羨林認為，盡管泰戈爾也受到西方哲學思潮的影響，但他的思想的基調，還是印度古代從《梨俱吠陀》一直到奧義書和吠檀多的類似泛神論的思想。泰戈爾認為，世界是朝著絕對的善發展的，堅信惡最終會轉化為善。生活在完全的善中就是在無限中證悟了人生，這就是最全面、最深刻的人生觀，也就是我們通過內在的道德力量所能具有的對整個人生的看法。

印度國際大學中國學院

傳承中印人文交流傳統

1920年11月，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馮友蘭到紐約的旅館里，拜訪了泰戈爾。泰戈爾對馮友蘭說：“中國是幾千年的文明國家，為我素所敬愛。我以前到日本沒到中國，至今以為遺憾。然而，我終究必要到中國去一次的。”泰戈爾表達的訪華愿望促成了蔡元培對泰戈爾的邀請。

1924年4月12日，應梁啟超、蔡元培的邀請，泰戈爾率領由梵文學者克提莫亨沈，國際大學藝術學院院長、畫家蘭達爾波斯，泰戈爾的秘書恩厚之，加爾各答大學歷史學家卡里達斯諾格教授和美國社會工作者葛玲女士等一行6人組成的訪華團，乘“熱田丸號”輪船抵達上海。徐志摩、張君勱等60多人在碼頭迎接。隨后泰戈爾訪問杭州、南京、濟南、北京、太原、武漢等地，并發表演說。泰戈爾熱愛中國傳統文化，在訪華期間，他說：“朋友們，我不知道什么緣故，到中國便像回到故鄉一樣，我始終感覺，印度是中國極其親近的親屬，中國和印度是極老而又極親愛的兄弟。”

泰戈爾在第一次訪華后就萌生了在印度國際大學建立中國學院的想法，這也是他的夢想。1927年，泰戈爾前往爪哇訪問，途經新加坡，譚云山特地到酒店拜訪他。泰戈爾告訴譚云山，國際大學也開設了中文班，但中文教師因各種原因先后離開。泰戈爾殷切希望譚云山能到他的學校，幫他繼續辦中文班。1928年，被印度前總理英迪拉·甘地稱為“偉大學者”的譚云山接受了泰戈爾的邀請。在譚云山的積極奔走下，籌款取得了積極重要進展。2024年是印度國際大學中國學院成立87周年。1937年4月14日下午，國際大學中國學院舉行成立典禮，泰戈爾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中國和印度接壤千里，通道不計其數。這些通道不是戰騎和機槍開發出來的，而是和平的使者，往來不絕，一步一步踏出來的。”自此，譚云山先生擔任首任院長，退休后享有國際大學終身名譽教授殊榮。在中國學院的發展過程中，他為學院的建設付出了辛勞。譚云山撰寫了《印度周游記》《印度叢談》《印度六大佛教圣地圖志》等，積極推動中印人文交流互鑒。

1957年，周恩來總理在賀龍元帥陪同下訪問國際大學。他在接受國際大學授予的名譽博士學位時發表演講：“泰戈爾不僅是對世界文學作出了卓越貢獻的天才詩人，還是憎恨黑暗、爭取光明的偉大印度人民的杰出代表。中國人民對泰戈爾抱著深厚的感情。中國人民永遠不能忘記泰戈爾對他們的熱愛。中國人民也不能忘記泰戈爾對他們的艱苦的民族獨立斗爭所給予的支持。至今，中國人民還以懷念的心情回憶著1924年泰戈爾對中國的訪問。最近，泰戈爾著作的許多中譯本在中國出版，得到廣大中國讀者的歡迎。泰戈爾是印度人民的光榮，是印度國際大學的光榮。現在我作為這個大學的一個校友，能非常榮幸地分享這個光榮。”周恩來總理回國后向中國學院贈送了一萬多冊圖書，至今仍珍藏在中國學院圖書館。在國際大學，周恩來總理還稱贊了譚云山為促進中印文化交流作出的貢獻。此外，徐志摩、徐悲鴻、陶行知、張大千、常任俠、金克木、吳曉鈴、丁西林、鄭振鐸等先后到訪過中國學院，徐悲鴻還為泰戈爾畫了大量的肖像畫。

譚云山先生之子、印度尼赫魯大學教授、華裔中國學家譚中的主要著作有《譚云山與中印文化交流》《踏著玄奘的腳印》《跨越喜馬拉雅鴻溝》《中印大同：理想與實現》《印度與中國——兩大文明的交往和激蕩》等。他在書中深情地回顧了中印兩國兩千多年的交往史。中印都是亞洲的大國，而且是歷史上最輝煌的人類文明傳統的大國，自古以來一直是睦鄰。他認為，從長遠看，兩國建立戰略合作伙伴關系對亞洲乃至世界形勢的影響都將是深遠的，其程度有可能大大超越人們的預料。

（作者系中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國委員會咨詢專家）

《中國教育報》2024年04月26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