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是中國近現代偉大的人民教育家，創立了生活教育理論，提倡教育要與社會生活相聯通，反對死讀書，讀死書。1934年他在李公樸主編的《讀書生活》雜志上發表《讀書與用書》一文，認為書同鋤頭鐮刀、筷子刀叉一樣，是人生的一種工具，用得好可以豐裕社會的物質生活，圓滿人們的精神生活，從整體上提升人的生活品質。

我國古代先賢很早就認識到書是人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工具，常用“書到用時方恨少”“白首方悔讀書遲”來勉勵青少年讀書要趁早，向學須用功。但是，他們沒有正確地認識到讀書的工具性價值，而是把它異化為一種交換性價值。特別是在隋唐實行科舉考試制度以后，學而優則仕的觀念深入人心，于是就出現了教育就是讀書，讀書為了趕考，趕考為了金榜題名，金榜題名了就有官做，就能發財，就能榮宗耀祖。所以古人更進一步說“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千鐘粟”“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車如簇”。實際上書中哪有什么“黃金屋”“千鐘粟”“顏如玉”“車如簇”，只是在那個時代，你把書讀好了，就能得到各種各樣的封賞，在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獲得種種的特權，成為“人上人”。“學得文武藝，貨與帝王家”。其中一個“貨”字，既是“賣”，也是“交換”。讀書換來的好處，不是書里面自然而然生出來的，也不是讀書人生產出來的，更不是封建統治者創造出來的，而是最廣大的農人、工人、商人等勞動者生產創造出來的。

當讀書的交換性價值被充分發現以后，既有的特權階級開始壟斷教育的權利，社會上就出現了專以讀書為業的勞心者，和專以做苦力謀生的勞力者，讀書人不能為社會、為國家創造財富，而是一群食利者，剝奪分享勞動者創造的果實。不僅如此，他們為鞏固自身的不當利益，愚弄勞動者，提出“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使他們心甘情愿地被剝削、被壓迫。

當讀書的交換性價值成為主流價值觀時，其危害不僅在于造成不平等的兩個階級，而且造成整個民族國家缺乏創新精神和創造能力。社會上用腦的不屑于用手，只在書本文字中鉆營，變成了蛀書蟲、書呆子；用手的不能用腦，只能死干活，干死活，變成了田呆子、工呆子。一個滿是書呆子、田呆子、工呆子的民族和國家，是沒有希望的民族和國家。

讀書的交換性價值作為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并沒有隨著封建專制制度的瓦解和科舉制度的廢止而從人們的思想中完全清除，讀書無用論思想不時抬頭，與其交換性價值的貶值有密切關系。今天我們批判讀書無用論，必須從根子上揭示崇尚讀書的交換性價值的錯誤觀念，同時要高度重視弘揚讀書的工具性價值。

陶行知是生活教育理論的創立者，其生活工具主義讀書觀，體現為以下三個方面的特點：

第一個方面，他主張人人要讀書。既要使人人有書讀，又要使人人要書讀。決不應當使少數人有書讀，且讀死書，叫作讀書人；使多數人無書讀，且不知讀書，叫作不讀書人。他曾用吃飯作比喻說：飯是必須吃的，而且應當使人人有飯吃，決不能使一部分人有飯吃叫作吃飯人，又一部分人無飯吃叫作不吃飯人。讀書如吃飯，人人都不可或缺。讀書的人用手去做工，做工的人用手去讀書，人人都有書讀，人人都要書讀，就能打破封建時代勞心者與勞力者的階級分野，建立一個“四通八達的社會”。

第二個方面，他主張人人要為用而讀書。“用”就是為使人生更豐富，生活更豐足。他強調書不是讀書人所能據為私有的，而是三百六十行的公有物，“農人要用書，工人要用書，商人要用書，兵士要用書，醫生要用書，畫家要用書，教師要用書，唱歌的要用書，做戲的要用書，三百六十行，行行要用書”。等到三百六十行都是用書人，讀書人的專利便完全打破，知識就能普及于平民大眾了。

第三個方面，他主張要為創造創新而讀書。書不可盡信，盡信書則不如無書。他強調說：“書本子的東西，不過是告訴你別人得來的知識。”有真知識，也有偽知識，“有許多人著書，東抄西襲，這種抄襲成章的知識，不是自己知識的貢獻”。幾千年來，勞動者不讀書，間或有小小的改良，其余的都是墨守成規，毫無創造；勞心者盡管讀書多，但不與社會生產生活接觸，發生不出困難，也不能創造。所以，死讀書固然不好，教條式的用書也不好，用腦的時候要用手去實驗，用手的時候要用腦去想，只有手腦并用，才會有創新，能創造。

社會是由個人結合而成的，人人讀書，人人為用而讀書，全社會的創造力就會被激發出來。在大力開展全民閱讀運動的今天，陶行知關于讀書和用書的精辟論述，仍能給我們以有益的啟迪，助力我們建設一個富強、民主、文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作者王文嶺系南京曉莊學院陶行知研究院副教授，凌文系安徽省陶行知紀念館館長）

《中國教育報》2024年06月17日第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