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城對于中國人具有特殊意義。其修筑的歷史極其久遠，最早可上溯到春秋戰國。最早的長城始建于公元前6世紀，其時各諸侯國為抵御其他各國以及外族的入侵，紛紛在邊疆地區構筑帶有防御性質的建筑工事，墻體連綿，形成長城。在冷兵器時代，長城無疑是最有效的軍防設施，因此，從春秋戰國一直到清王朝，長城的修筑斷斷續續，在中國歷史上持續了兩千五百年之久。

　　在今天的中國疆域內，長城形成了時代特征鮮明、蜿蜒走向各異的歷史文化遺產，構成一道亮麗的風景線。長城是軍事防御體系，在軍事學家眼里，它是古代戰略布局在地理上的呈現，是中國古代軍事家強大的軍事思想結晶。長城又是民族交往的標識，在民族與人類學家眼里，它不僅將農業部落與游牧部落進行了明確的區分，也在這一線形成民族互市的走廊，是古代民族交往交流的見證。長城恰位于地理分區中的農牧交錯地帶，在地理學家眼里，也是農業與牧業天然的地理分界線，因此，它又有了地理學上的價值與意義。1987年12月，長城作為中國古代最重要的歷史文化遺跡首批入選世界文化遺產，成為中國最具標志意義的文化符號之一。然而，這一文化符號并非今天才被人們發現，長城作為具有文化與地理雙重意義的坐標，早在中國古代已然建立，而建立這一文化地理坐標的標志性文獻，則借助于中國古代的地理圖籍——傳統輿圖。

　　中國傳統輿圖，有繪制長城的傳統。據李孝聰教授推測，這一傳統自唐代賈耽繪制《海內華夷圖》應該即已建立，可惜原圖不存，無從驗證。宋代以來，雕版印刷術普及，印制地圖數量增多，便于流通，地圖存量的增加也為傳世提供了方便。今天我們能夠看到最早的紙質地圖即可上溯到宋代，而在難得保存下來的宋代輿圖當中，多數即已繪有長城。但是，這些繪有長城的地圖卻并非如今天的實測地圖一樣，給我們呈現出當時地面上的長城信息，而是作為一種“文化符號”，為區分“畿內”與“徼外”而設，或者是教化所及，對“化內”與“化外”進行區別的標尺，更多體現出文化與文明的差異，而非地理實體的體現。因此，李孝聰教授在對每一幅地圖進行詳細考證之后，在《古地圖上的長城》一書中告訴我們，宋代輿圖中所繪之長城頗為一致，從遼東半島斜向西南，橫貫今陜西北部，延伸至甘肅洮河，很難確指是哪個時代修筑的長城，而最接近秦昭襄王和秦始皇修筑的各段長城。因為北宋與遼、北宋與西夏曾經劃界，北宋政府曾鏟削秦昭襄王長城，墻外掘壕作為宋夏的邊界，這最符合北宋人的地域觀念，或者說是宋代儒學思想的一種體現。而在元朝，雖然疆域已擴及海內外，但在其《混一諸道之圖》《廣輪疆理圖》等地圖中，仍然保留長城符號，不過長城內外的區域標注卻用了統一的字體與符號，表明長城內外已無區別，渾然一體，內外一家。這一古代輿圖中長城的繪法一直持續到明正德七年（1512年）《楊子器跋輿地圖》中，到了明中期以后九邊長城的修筑才改變了長城的繪制手法。

　　《古地圖上的長城》（李孝聰著，江蘇鳳凰科學技術出版社）是“十三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也是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項目。該書盡收海內外所藏展現中國古代長城的古舊地圖，收圖之全，數量之多，為目前該類圖書所少見。從內容上來看，本書具有以下三個方面的突出特點。

　　第一，雅俗共賞，可讀性強。該書既是一部了解古代地圖中長城的通俗讀本，也是一部學術著作。該書在內容寫作上追求簡潔明了，注釋較少，且以小字邊注的形式，盡量不占空間。全書非常易讀，沒有過多的引注與生澀的文言，同時又不乏新見。李孝聰教授深耕古舊地圖數十載，地圖研究成果相當豐富，而此書又特別強調對于輿圖的考釋，訂正了大量以往的錯訛。書中圖文相參，文字說明的比重甚至大于地圖。因此，這部長城地圖的著作雖以通俗化的形式展現給讀者，但是文中對于地圖的說明文字無不體現作者的研究功力。

　　第二，內容精深，有據可查。全書圍繞著有關長城與長城輿圖的三個核心問題展開，即中國古代長城修筑的歷史與區域分布是什么樣子的？中國古代地圖上的長城如何繪制、表達了什么？中國古代的長城在今天的地理定位與遺存情況如何？書中第一章用引論闡述了中國兩千五百年長城的修筑歷史，多數經由作者考察，有史有據。而關于中國古代地圖上長城繪制的問題，在各輿圖中寫作更加精深，大多經過考證，從前面的論述已能看出。

　　第三，圖跡結合，直觀生動。利用今天發達的3S技術，通過長城邊堡實地考察和衛星定位，將大部分墻體與邊堡進行經緯度定位，不僅可以實現可視化的呈現，進行地理地貌的分析，同時也可以對今天有針對性的長城遺址保護提供圖文并茂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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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教育報》2024年10月16日 第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