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中國文學史上，張岱以洗練簡約的小品文筆墨，為后人寫下了《瑯嫘文集》《陶庵夢憶》《西湖夢尋》等精彩著述，也對魯迅、周作人、俞平伯等現代文學名家產生過很深的影響。

　　20世紀30年代和90年代，曾兩度興起晚明小品的出版與研究高潮，《陶庵夢憶》《西湖夢尋》被奉為圭臬，膾炙人口，風靡一時，人們為張氏戴上了“性靈派小品大師”的花冠。章培恒、駱玉明在《中國文學史》之《晚明小品散文》中贊道，“晚明散文的最后一位大家和集大成者是張岱”。

　　張岱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但施蟄存選輯《晚明二十家小品》、錢杏邨編選《晚明小品文庫》時，均不見張氏篇什。對此，前者自序中提及“易得，不再編錄”云云。

　　不論是過于審慎，還是失之偏頗，都無法遮掩張岱的文學成就——涉及多方題材、兼有各派之長，既為公安、竟陵文學運動推波助瀾，又是晚明散文的一座代表性豐碑。

　　美國漢學家史景遷對張岱情有獨鐘，還專門寫了一本《前朝夢憶:張岱的浮華和蒼涼》。他叩問明亡的原因，有感于當時士紳階層不愿接受清朝統治而選擇自滅，甚至全家尋死；而張岱所生存的社會非常富足，又使之生活存在許多值得玩味的成分。他選擇了張岱作為研究點，從其人生追求與理想出發，又一次采用與眾不同的“講故事”的方式，解析張氏淵博知識與文化涵養，敘說其灑脫慰藉與無奈蒼涼，試圖間接地證明，晚明在中國文化史上留下了燦爛的一瞬。

　　二

　　明朝中期伊始，閹宦專權，奸逆當道，特務橫行，黨爭迭起，致使內憂外患、賢能被逐、忠直遭戮。

　　以王艮、李贄為代表的左派王學，公開標榜利欲為人之本性，主張童心本真、率性而行，反對理學家的矯情飾行，在思想界助長了一股反理學、叛禮教的思潮。很多置身于黑暗氣氛中的文人士子，藐視惡俗又不甘絕望，欲在風花雪月、山水園林、蟲魚花鳥、絲竹書畫、飲食茶道、古物珍異、戲曲雜耍、博弈游冶中，覓得朦朧雅逸又悠閑脫俗的勝境。

　　張岱字宗子，出身官宦之家、書香門第，自幼受老祖父諄諄教誨、家藏書殷殷福澤，四十歲前一直在讀書與游玩之間長袖善舞、左右逢源。他有過走科舉之路求取功名的念想和行動，然幾番雀躍，機遇不得。他只能邊走邊讀，邊玩邊寫，用清明雋永的文學語言寫家族生活、人情冷暖，也寫賞心悅目、世間翻覆。

　　張岱有殷實無憂的家庭條件，其曾祖為官正直卻招致構陷，祖父替父伸冤后退居故里。家里沒有逼迫張岱擠上八股文考試的獨木橋，讓其自由生長成材。

　　他不需要整天抱著“四書”“五經”及程朱章句苦讀，但其家族教育、生活、玩樂乃至通婚聯姻，卻始終同書香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張岱家庭多雅士，自高祖起，便建亭明志、筑樓藏書，至后來清兵逼近、其倉皇外逃時，家中四十余年累積的三萬卷藏書“一日盡失”。張岱失明的堂弟性喜讀書，過耳不忘，鉆研藥理，對各種草藥的性狀了如指掌。而他那早產三月、不得父母疼愛的季弟，通過后天修學，也成為集學者、詩人與藝術鑒賞家于一身的雅士。另有多人養有戲班伶人，盡是繁華，大為熱鬧；抑或精于收藏，多有珍品，傳諸后世。

　　張岱似乎是一個愛家重感情的舊文人，以文字為媒，我們可以看到張家五代十余人的性情喜好。他刻畫家人，不惜筆墨，恣肆鋪陳，寄寓感懷，不論男女老少，涉筆成趣，勾畫了了，展現了一幅大體完好的家族世俗圖。

　　他對祖父的才情仁懷、仲叔的精明雅好、季叔的狂放暴虐，以及節儉自持的曾祖母、不屈不撓的祖母、通達堅忍的岳母，紛紛給予描形畫魂的描述。他對母親滿懷摯愛，有時禮贊慈母，而又隱含對父親“少年不事生計，而晚好神仙”的批評。他對多次陪同游玩的名妓王月生也多有描述，甚至寫詩贊賞，但另一方面，他對發妻只字未提，甚至對共同生育的孩子也慳吝文墨。此中緣故如何，是當時習俗使然，還是情歸煙花地、另有二小妾的張氏寡情，抑或其他，我們不得而知。

　　長期生活在繁華靡麗的世家中，張岱的性情灑脫無羈，卻也染上了豪奢享樂的習氣。誠如其《自為墓志銘》寫道:“少為紈绔子弟，極愛繁華……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兼以茶淫橘虐，書蠹詩魔……”一副晚明名士文人縱欲玩世的頹放做派躍然紙上。

　　然而，“勞碌半生，皆成夢幻”。在他四十九歲時，曾經紙醉金迷的生活，被入關清兵的無情鐵蹄徹底地踐踏碎了。他只好帶著幸存的家人，隱逸紹興龍山，務農為生，修撰帶有明史性質的《石匱書》，書成后不久亡故。在此期間，他不再有雅興連續兩次登臨泰岳，也不再有機會感受轎夫疾速下山的驚心動魄了。

　　三

　　張岱對經史子集、天文地理，悉數通曉，靡不涉獵。雖然除了在流亡朝廷魯王處得到過一點兒賞識外，他再也未曾有過一職半祿的賞賜，然其一生致力撰述，筆耕不輟，老而不衰，贏得了遠勝功名利祿的盛名。

　　張岱有數十種著述，接連傳世，影響后代，特別是歷時二十余載纂修《石匱書》，補綴《后集》，從有明一代1368年開國寫起，勾勒全貌，將不同時期的邊疆方略、對外政策、戰術戰略、稅賦軍費、藝術宮殿等，均進行了翔實的描述。

　　順治年間，谷應泰提督浙江學政，編修《明史紀事本末》，亦從張著中多取史料。張氏下筆審慎，用之精妙，不忘給自家人予以一定篇幅，寫先人秉承儒學傳統、族人交流作為，為皇皇三百余萬字的史學巨制，增添了不少情趣與人情味。當然，他選擇“事必求真，語必務確”地寫實，雖處在明清更替的邊緣，仍堅持以史明志的操守和決心。即便沒有看過此部大書，但透視史景遷評傳中張岱少時浮華晚蒼涼的風雨人生，我們也足以看到一個文學家絢麗之外的史家風采。

　　今天，我們看待張岱，不須勾畫風流才子的情愛韻事，也不該挖掘沒落公子的榮辱憂樂，而是通過審視明清之際文人的家國情思與精神夢鄉，展示個體生命同家國風云的映照與聯系。

　　文弱的張岱，也曾滿懷忠誠愛國的赤情和毅力，受命捕捉奸賊馬士英，奔赴多地宣傳抗清決心。但面對擋不住的歷史洪流，他只能選擇還歸龍山，自主畫下一條人生界線，將忘不了、說不盡的前朝舊事，寫成亦文亦史的文字，寄意后世在其追憶家族軼事、感嘆時代悲喜的心路歷程中，讀到一顆夢憶相伴的孤獨心靈。

　　（作者單位系湖南大學工商管理學院）

《中國教育報》2024年11月08日 第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