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陶行知教育名篇》序言中所批評的，我是“只知陶公其人，未知陶公其說”。陶行知說，“有時候，我們為學生做的事體越多，越是害學生”“問題自決得越多，則經驗越豐富。若是別人代我解決問題，縱然暫時結束，經驗卻也被旁人拿去了”“人不能沒有休息，但休息是人最險之時。人無論怎樣忙，都沒有損害；倘若休息，則魔鬼立至。我們可以看出社會上許多惡事，都是在休息時候做的”，淺白而深刻、通俗而雋永的話讓人感觸尤深。

　　關于誤解

　　讀《陶行知教育名篇》，才知道當年很多人不理解“教學做合一”，哪怕是支持陶行知的。陶行知在《教學做合一》（1928年1月15日《鄉教叢訊》第2卷第1期）一文中寫道：

　　今年春天洪深先生創辦電影演員養成所，招生廣告上有采用“教”“學”“做”辦法字樣，當時我一見這張廣告，就覺得洪先生沒有十分了解教學做合一。倘使他真正了解，他必定要寫“教學做”辦法，決不會寫作“教”“學”“做”辦法。

　　什么是“教學做合一”呢？陶行知說，“做”是中心詞，“從先生對學生的關系說，做便是教；從學生對先生的關系說，做便是學。先生拿做來教，乃是真教；學生拿做來學，方是實學”。連支持者都誤解，不難想見他人的誤解和懷疑了。

　　《答朱端琰之問》（1929年1月《鄉教叢訊》第3卷第1期）一文中，陶行知回答了15個問題，比如：做什么？以實際生活為中心的教育是否能夠顧到人生的全部？教學做合一能否傳遞全社會的經驗？如何可以了解哥倫布探獲新大陸的故事？要明白火星是否要到火星里去？……第4問和第5問乍看十分有理，難道了解哥倫布探獲新大陸也要去“做”？難道了解火星還要飛到火星上“做”一番？陶行知一一解答。我相信端琰先生讀后會接受一部分，又會存疑一部分。更多讀不到文章的人，依然會對“教學做合一”抱著懷疑、否定的態度。

　　教育改革大抵從來就是如此艱難罷。胡適曾這么勸慰陶行知：思想事業，要受困難和不自由，才能發奮振作。因為有那么多人的質疑，促使陶行知對“教學做合一”做深入的思考，形成了“陶說”。我們的家常課改革，把70%的課堂時間還給每一個學生，學生這個主體就是在課堂完成自己的學習任務，教師這個主導就是給學生布置好學習任務，就是組織、管理、激勵每一個學生完成好自己的學習任務，實現“剛需作業”不出課堂。

　　關于創造

　　陶行知在《創造的教育》（1933年3月《教育建設》第5集）中有不少關于“創造”的妙句：

　　行動是老子，思想是兒子，創造是孫子。

　　“行動”是中國教育的開始，“創造”是中國教育的完成。

　　每個人要去“做”，有想法（思想）地“做”，創造便會不期而至。要緊的是去“做”，而不是等完美的設想。大量的細節只有在“做”中才能得到完善，即便設想極其“完善”，一旦進入現實，還會出現很多問題，從來沒有一項改革會“順風順水”。“順風順水”，一致叫好，絕不是改革，而是溜須拍馬。思想，就是為“行動”中的困苦準備的。

　　大家熟知陶行知的“五大解放”：解放小孩子的頭腦、解放小孩子的雙手、解放小孩子的嘴、解放小孩子的空間、解放小孩子的時間（《創造的兒童教育》（1945年4月1日《戰時教育》第9卷第1期）。解放了兒童，不等于兒童就有創造力。解放后還要建設。陶行知說：

　　需要建立下層的良好習慣，以解放上層的性能，俾能從事于高級的思慮追求。否則必定要困于日用破碎，而不能夠向上飛躍。（《創造的兒童教育》）

　　我把這段話發給了朋友們，附言：陶行知先生把我理解的、沒說清的習慣與創造的關系說明白了。解放兒童后，不是兒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樣就怎么樣，而是要給兒童建立良好的習慣。葉圣陶也講：教育簡單一句話，那就是養成良好的習慣。習慣的養成重在“天天如此、課課如此”。今天這樣，明天那樣，看起來天天不一樣，天天在創新，但不可能有良好的習慣。

　　關于精確和工具

　　關于“精確”，陶行知在《教育與科學方法》（1923年《民國日報·覺悟》）中說：

　　“差不多”三字是我國人的大毛病。與人約定時間總是遲到（但上火車總是早到）。所以孟祿調查教育時說：“中國人對于數目不正確。如要改良中國的教育，非從數目入手不可。”

　　“差不多”就是不精確、不精準，就是馬馬虎虎。要干好事情，非得精確、非得精準。《學生自治問題之研究》（1919年10月《新教育》）一文中，陶行知強調：“法是為人立的，含糊誤事，故宜清楚；繁瑣害事，故宜簡單。”學生自治，必須精確，必須簡單。“精確”和“簡單”是什么關系？越精確就越簡單，只要照著做就可以，而不用去猜測、去解釋，十個人有十種猜測和解釋，做出來的事便有了十種結果，且人人都覺得自己的結果是正確的。

　　至于“工具”，陶行知在《生活工具主義之教育》（1927年7月1日《鄉教叢訊》第1卷第3期）中寫道：

　　人的生活，必須有相當工具，才能表現出來。工具充分，才有充分的表現；工具優美，才有優美的表現；工具偉大，才有偉大的表現。

　　“無斧不能砍木，無剪不能裁衣，無刀不能做廚子，無工具不能做教育的事業。”（見《教育與科學方法》）各行各業要想提高效益，都要借助外在的工具：要想跑得比馬快，可以用汽車；要想游得比魚快，可以用汽艇；要想比鳥飛得高，可以用飛機；要想算得比人還快，可以用計算機……有了工具，普通人也能成為比馬快、比魚快、比鳥高的超人。有了工具，才能大面積地提高效益。課堂教學效益也是如此。

　　所以，陶行知又說：

　　教育有無創造力，也只須看它能否發明人生新工具或新人生工具。中國教育已到絕境，千萬不要空談教育，千萬不要空談生活；只有發明工具、制造工具、運用工具才是真教育，才是真生活。（《生活工具主義之教育》）

　　這就說到了“精準”和“工具”的內在關聯。好的工具一定是“精準”的；有了“精準”，才能造出好的工具。有了好的工具，還要“精準”地使用工具，工具才會發揮出價值來。所以，一線教師應該致力于“熟練使用教學工具”，教科書是工具，教參是工具，配套的教具、教輔都是工具。至于開發工具，那應該有專門的團隊、專門的人員。這是個分工越來越細的時代，各司其職，相互彌補，相互合作，效益才大。

　　關于真話

　　好老師的標準，陶行知有兩條：（1）有真知灼見；（2）肯說真話，敢駁假話，不說謊話。兩條里都有一個“真”字。他認為，教師的職務是“千教萬教，教人求真”，學生的職務是“千學萬學，學做真人”。

　　陶行知不怕丟掉飯碗，曉莊師范被封，也跟他“說真話做真事”有關。語文課程標準中說：要求學生說真話、實話、心里話，不說假話、空話、套話。這話的背后是有些學生在作文中說假話、空話、套話。

　　《社會改造之出發點》（1923年12月23日《中華教育改進社二周年紀念會會刊》）里，陶行知說：

　　我們倘能把種種問題用大刀闊斧來同時進行，豈不痛快!世上做這種夢的人確實不少。

　　飯要一口一口吃，問題也只能一個一個解決。世上絕沒有一套辦法，能解決所有的問題。誰說“有”，那一定是個說假話的壞家伙。我們的家常課要解決三個問題：課堂習慣好了，回家作業少了，考試成績升了。有人質問：你們怎么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怎么培養學生的合作能力？怎么讓學生思維碰撞？……現在我要用陶行知的話回答：“世上做這種夢的人確實不少。”每個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們這一代解決這一代的問題，下一代解決下一代的問題。還有一個可能，我們這一代人還有不少無法解決的問題，等著下一代的人解決。人類延續不斷的過程就是問題不斷的過程，因為想著后面的問題沒解決而不去行動，那幾乎等同于“因噎廢食”。這也就是陶行知為什么說“做”“行”是第一的。

　　《如何引導學生努力求學》（1929年，《知行書信》）里，陶行知寫道：

　　唯有學而不厭的先生，才能教出學而不厭的學生。

　　這話怕是要得罪一些教師，然而道理確是這么簡單。教師的字漂亮，學生的字就不會丑；教師的文章漂亮，學生至少不太怕作文。教師具有創新能力、創新精神，學生也不會故步自封、固守成規。教師是個專家，具有專家型思維，學生也就能像個小專家那樣思維。反之，教師的辦公桌是亂糟糟的，那么學生的課桌大概也是亂糟糟的；教師坐沒坐相、站沒站相，學生大抵也是如此。若非如此，那不是教師的功勞，而是家庭教育的功勞。

　　書海茫茫，人生苦短。我越來越覺得讀經典的重要，我們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經典里早就有或直指或暗含的答案。

《中國教育報》2024年12月04日 第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