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中國工程院院士、西北工業大學材料學院教授李賀軍及其團隊完成的“碳纖維增強高性能濕式摩擦材料關鍵技術及應用”項目獲2023年度國家技術發明獎二等獎。7月，該項目的科技成果轉化參股企業西安博欣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注冊成立，專注于高性能摩擦材料研制生產，全力推進這項國家技術發明獎在更廣領域的批量應用。

　　“從項目、獎補申報，到籌建中試基地，幫助我們爭取訂單、對接投資機構融資，技術經理人為我們提供了全流程的服務。如果沒有技術經理人的全程保駕護航，項目不會這么快落地。”西北工業大學材料學院教授、李賀軍院士團隊成員費杰說。

　　科技成果轉化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一支專業的科技成果轉化人才隊伍能高效推動科技成果從實驗室走向市場，加速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融合。然而，長期以來，缺乏專業的科技成果轉化人才制約了高校科技成果轉化能力，大量科技成果沉睡在實驗室，無法變成現實生產力。

　　當前，高校科技成果轉化人才隊伍建設現狀如何？在破解科技成果“不會轉”的難題上，高校進行了哪些改革探索？記者進行了調查采訪。

　　教授創業，難在哪里？

　　科技成果轉化“技術、人、錢、市場”缺一不可

　　隨著政策的鼓勵，越來越多的教授、科學家們的創業熱情被點燃，他們走出實驗室，投身技術變革和產業升級的洪流，推動科技成果落地轉化。

　　高校教授創業，難在哪里？經歷了三次創業的西安交通大學教授趙玉清感受深刻。

　　“大多數高校教師對市場需求了解不多，技術并不等同于市場，高校教師搞技術，離市場還是有距離的，如何走入市場還需要摸索。”趙玉清說。

　　啟迪國際技術轉移有限公司副總裁袁骕每年要接觸大量的科技成果轉化項目，在她看來，高校教授創業的核心競爭力是持續迭代的技術創新能力，但技術創新不等于創業，在找人、找錢、找市場方面，絕大多數高校教授并不擅長。

　　“實驗室的科技成果往往缺乏市場要素，無法直接轉向市場，這就需要專業的科技成果轉化人才協助補齊相關要素，尤其是解決核心問題：市場和客戶在哪里？誰來為技術和產品買單？科創團隊如何構成？合伙人如何參與？”西安交通大學國家技術轉移中心主任王文說。

　　張亞男是西安交通大學國家技術轉移中心高級技術經理人，他把自己在科技成果轉化中的作用比喻為“麻將牌局的組局人”。“高校教授創業項目的特點是‘一缺三’，有技術，但還缺全職團隊，缺應用場景，缺資金，技術經理人就是要為項目補缺，把牌局組成。”張亞男說。

　　穿梭在校園各個實驗室，拜訪專家教授，深入了解他們的研發方向、成果及最新動態，這是張亞男和同事們的日常。2021年，西安交通大學技術經理人團隊從學校數萬項存量成果中，篩選出了1300余項易于轉化的成果，趙玉清的“離子束非晶碳基超硬薄膜技術”就是其中之一。

　　張亞男主動與趙玉清對接，在充分了解其技術特點、應用場景和市場前景的基礎上，幫助團隊設計股權架構，梳理商業計劃書，引進公司CEO（首席執行官）和CTO（首席技術官），對接投資機構，累計融資近5000萬元。目前，依托該項目成立的埃恩束能公司已完成Pre-A輪融資，正在加快開發第6代商用設備，并擴充團隊。

　　“我的創業過程一直伴隨著專業的科技成果轉化人才的幫助，從開始動員我創業，到融資以及后續的市場開拓，如果沒有他們的幫助，我的創業不會成功。”趙玉清說。

　　并不是所有的科技成果都能順利轉化并成長壯大，教授創業，說九死一生并不危言聳聽。

　　“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的堵點之一，就是有組織的轉化太少，教授單打獨斗的現象多，所以失敗的也多。”西北工業大學國家大學科技園主任符新偉說。

　　在符新偉的觀察中，高校教授在成果轉化過程中受制于自身精力有限，對接政府和社會資源能力不強、缺乏運營管理經驗等，會導致成果轉化的成功率較低或者成立的企業發展速度緩慢，無法培育形成高質量企業。

　　西北工業大學按照“轉一批，扶一程，幫一把”的科技成果轉化理念，在企業成長的不同階段提供不同的服務，有組織地推進科技成果轉化。

　　“比如，在轉化階段，根據技術成熟度、市場準入門檻等維度，為科技成果量身定制轉化方式‘轉一批’；之后，重點加強項目、平臺和人才的校企合作‘扶一程’；轉化后，幫助企業爭取市場訂單，為企業提供資源、政策和投融資對接‘幫一把’。”符新偉認為，專業的科技成果轉化人才讓高校科技成果轉化不再是散兵游勇、單打獨斗，而是體系化的有組織行為，從而實現成果轉化企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助力企業“登高、升規、晉位、上市”。

　　“有組織科技成果轉化，是對有組織科研的深化和延伸，二者無縫銜接才能實現有組織和有意義的創新。”北京理工大學技術轉移中心主任陳柏強表示，有組織科技成果轉化不能僅僅強調“個人”的作用，關鍵要依靠“組織”，因此加強技術轉移機構建設更為重要。

　　科技成果轉化專門機構建設，行至何處？

　　急需專業人才暢通轉化渠道

　　根據《中國科技成果轉化年度報告2024（高等院校與科研院所篇）》，截至2023年底，26.5%的高校院所成立了適合自身特點的技術轉移機構，比截至2019年底上升7.2%；52.0%的高校院所建立了專職從事科技成果轉化的人才隊伍，比截至2019年底上升10.8%，專職人員數量達1.79萬名。

　　數據表明，越來越多高校成立專業機構，組建專職隊伍進行科技成果轉化。但隨著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的持續深入推進，無論從體量還是從能力水平上看，當前高校技術轉移人才隊伍與市場期待都存在很大差距。

　　“高校成果轉化最大的短板就是人才隊伍，我們的科技成果在概念驗證之后，需要通過專業人才釋放科技成果的商業應用價值，彌補技術團隊的短板，提高科技成果轉化效能。”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副校長呂衛鋒說。

　　當前，高校受體制機制的影響，成果轉化工作大多由科研或行政人員兼職。多位受訪專家表示，高校應采取多種形式建立專業化技術轉移機構，增設成果轉化專職崗位，實現專門機構組織專業人干專業事。

　　“大部分高校還是幾十年沿用下來的傳統模式，由科研管理部門少數人負責科技成果轉化的行政審批，如果涉及作價入股，技術股與酒店園區等其他經營性資產一樣，都放在學校資產公司，以防止國有資產流失。這種分段和混同管理的做法，影響了高校科技成果有效轉化。”陳柏強認為，高校建設專門的技術轉移機構是大勢所趨，這不僅有利于專業化成果轉化服務團隊建設，也能夠有效避免內部掣肘，提高轉化效率。

　　實際上，國家出臺的關于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多個文件都強調高校要建設專業化的技術轉移機構。

　　2020年5月，科技部、教育部印發《關于進一步推進高等學校專業化技術轉移機構建設發展的實施意見》，要求高校在不增加本校編制的前提下，推進專業化技術轉移機構建設，為高校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活動提供全鏈條、綜合性服務。2021年，科技部和教育部聯合啟動了首批高校專業化國家技術轉移機構建設試點，清華大學、北京理工大學等20所“雙一流”高校為建設試點。

　　在高校事業編制人員有限的情況下，如何招聘數量足夠的專業科技成果轉化人才？一些高校探索建立了“事業化管理+市場化運營”的專業化新型技術轉移機構。

　　北京理工大學是較早進行技術轉移機構“事業化管理+市場化運營”的高校。2016年北京理工大學成立技術轉移中心，作為學校獨立建制的二級部門，主要承擔學校授權的事業化管理職能，同時組建北京理工技術轉移有限公司，作為中心的市場化運營平臺，解決人員聘用問題，有效彌補了純事業機制在人員聘用、考核、激勵方面的不足。

　　“技術轉移中心和公司的運行經費以及人員薪酬，完全從成果轉化收益中提取，多勞多得，學校不再單獨撥付，實現了責權利對等。”陳柏強說，目前北京理工大學已經組建了一支30多人的專職技術經理人團隊，而10年前僅有科研院的三四名工作人員兼職。

　　如何提供有市場競爭力的薪酬體系吸引高層次科技成果轉化人才，也是高校建立專業的科技成果轉化人才隊伍面臨的問題。

　　記者梳理發現，近年來，多所高校出臺技術經理人管理辦法，明確對技術經理人的傭金獎勵，探索市場化薪酬體系。比如，東南大學技術轉移中心（有限公司）規定，技術經理人在促成東南大學成果轉化、成交并簽訂合同后，公司按照技術經理人貢獻程度，予以實到中介費的不低于15%、不高于50%部分作為傭金獎勵。

　　陳柏強認為，在能夠提供有核心競爭力的服務前提下，未來高校還可參照新型研發機構模式，在跟投機制、員工持股上進一步探索。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當前高校直接從事成果轉化的科研人員，通過評價改革，職稱問題基本得到了解決，而從事成果轉化的管理服務人員在職稱評定上還沒有專門通道，無法體現專業性。

　　“從事成果轉化的管理服務人員，大多集中在校內技術轉移中心、資產公司等部門，人員基數較小且基本為事業編制人員，無法參加省市的技術經理人職稱評審，高校內部也沒有為這部分人員設置單獨的職稱系列。”符新偉建議，在高校其他專技系列（包括會計、出版編輯、醫療衛生及圖書檔案等類別）中設置技術經理人類別，暢通高校成果轉化管理服務人員的職稱晉升通道。

　　高層次科技成果轉化人才培養，路在何方？

　　高水平復合型人才的自主培養路徑

　　“科技成果轉化需要高水平復合型人才，現實中大多數從業人員都是‘半路出家’，知識體系單薄、業務能力‘偏科’，難以深入、全流程參與成果轉化。”王文認為，科技成果轉化人才既要熟悉科技、經濟、法律等領域的理論知識和政策法規，還需具備技術甄別、需求挖掘、商務談判、資源整合等實踐能力。

　　“我國目前已培養了數百萬研發型高科技人才，但科技成果轉化率仍需進一步提升，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缺乏兼備技術與市場、金融、法律、管理多領域知識的高水平復合型人才。”上海交通大學中銀科技金融學院執行院長、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副院長劉少軒說。

　　目前我國對科技成果轉化人才的培養以社會化培訓為主。在科技部科技評估中心主任聶飆看來，當前這類人才的教育培訓存在一些不合理問題，比如，培訓組織分散、規模偏小、內容碎片化，且整體質量參差不齊，限制了科技成果轉化人才隊伍整體素質的提升。

　　科技成果轉化呼喚高層次科技成果轉化人才的學歷教育培養。

　　為了解決我國高層次科技成果轉化人才緊缺問題，從2020年起，清華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北京理工大學、北京工業大學、南開大學、同濟大學等高校陸續探索構建高層次科技成果轉化人才的學歷教育體系。2021年，上海交通大學在成果轉化專項改革試點的支持下率先取得技術轉移碩士學位點，今年6月，全國首批擁有技術轉移專業碩士學位的專門人才從上海交通大學畢業，投身科創熱海。

　　“今明兩年，還會有一批高校要建設技術轉移專業學位點，這說明市場對于高層次科技成果轉化人才需求迫切，也是高校對國家戰略需求的回應。”劉少軒說，過去一年多，他參加了多個高校的技術轉移碩士學位點設立內部評估會。

　　“學歷教育培養的科技成果轉化人才，要定位為復合型領軍人才，不能僅滿足于培養起到中間人作用的‘科技紅娘’。”劉少軒認為，開展高層次復合型科技成果轉化人才培養，一方面高校要有較好的多學科基礎，不能僅靠經濟、金融類學科培養，還需要工科、醫學等學科，拓展學生的技術視野；另一方面，要高度重視實踐，學校與行業企業要有密切聯系，能提供真實的科技成果轉化項目供學生實操。

　　上海交大技術轉移碩士項目最核心的實踐課程“科技成果轉化實踐項目”，就是該校理、工、醫等學科教授真實的科技成果轉化項目和學生自有創業項目。整個課程歷時1年，每個項目小組均在工科導師、安泰經管學院導師、行業導師和技術轉移專員的共同指導下開展工作，最終在學校科技成果轉化大賽上進行路演匯報，融賽于課、以賽代課。

　　作為啟迪國際技術轉移有限公司副總裁，袁骕已經積累了大量實踐經驗，因為想要總結出可以復制推廣的技術轉移模式，她選擇“回爐”，成為上海交通大學2023級技術轉移碩士研究生。

　　“我們在學習過程中接觸了上海交大在人工智能、生物醫藥、先進材料等領域積累的許多前沿科技成果，同時還有不同產業方向龍頭企業的導師做行業方面的指導，也進行科技成果轉化的實戰訓練，提升非常大。”袁骕說。

　　劉少軒呼吁，科技成果轉化有許多值得研究的理論和實踐問題，要構建中國特色的技術轉移學科體系，除了碩士人才培養之外，也需要博士人才培養。“在專業碩士學位點建設積累一段時間之后，我們計劃申請設立技術轉移的專業博士學位點。”劉少軒說。

　　從更長遠和根本上來看，要解決高校科技成果轉化“不會轉”的問題，需要從未來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入手。

　　“僅依靠培養技術經理人，難以完全滿足新時期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發展需求。”陳柏強認為，如果科研人員本身不具備對科技成果轉化的基本了解，不能與技術經理人形成默契的配合，依靠技術經理人也只能滿足最基本的需求，無法系統提升學校科技成果轉化工作。

　　陳柏強建議，將科技成果轉化通識教育納入理工科人才培養體系，彌補當前人才培養體系的不足，使未來的工程師和科學家能夠及早地了解科技創新和產業變革的規律，在更高起點開展“有價值”的科研。

　　記者獲悉，國內一些高校已在工程博士培養中開設技術轉移相關課程。比如，北京理工大學已連續3年面向全校工程博士生增設了“科技成果轉化創新與實踐”選修課，選課率達100%。西安交通大學未來技術學院在面向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創新創業課程中融入了技術轉移相關內容。

　　“在成果轉化中，我們深刻感受到，科技成果轉化不僅僅是我們教師隊伍的事，更重要的是，要把我們的學生動員起來，推動本科生、研究生積極融入創新創業的發展體系。因為學生畢業后就是我們的校友，校友才是我們服務國民經濟的主戰場、提升成果轉化能力的主力軍。”呂衛鋒說。

《中國教育報》2024年12月31日 第0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