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爾·西奧多·雅斯貝爾斯（Karl Theodor Jaspers，1883年—1969年），20世紀著名的德國哲學家、神學家和教育家。他在自己存在主義哲學基礎上提出了教育主張，認為教育要培養整全的人，整全的人意味著“完人”，即通過千百年來人類歷史上各種優秀人文傳統精神，培養人們完整的精神生活。雅斯貝爾斯的教育思想對全球教育產生了深遠影響，是現代教育的核心理念。

　　20世紀上半葉，在經歷了機器工業革命的近代進程、世界范圍內頻繁的戰亂、傳統價值信仰的缺失、技術的傳入之后，西方世界陷入了一種精神上的困境，進入了一種“被拋棄”的狀態。令雅斯貝爾斯感到不安的是人的“無根生存”，還有人的意識、人的行動和思想，即人的存在。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以雅斯貝爾斯等為代表的存在主義哲學家和思想家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試圖為人的自由發展找出突圍的路徑，逐步形成了存在主義的哲學體系，并以“生存、自由、超越”的存在主義哲學為基礎，對教育本質、教育目的、教育精神等基本教育問題進行了深入分析。

　　雅斯貝爾斯在其代表作《什么是教育》中，以哲學的視角闡釋了理想的教育，深刻表達了其對教育的獨特理解。

　　關于教育的本質，他認為“教育是人的靈魂的教育”。教育并不是通過簡單的知識文化灌輸就能做到的，而是需要凸顯人類精神的現代教育，需要一種人文與自然科學相結合的文化教育。他一針見血地指出：“所謂教育，不過是人對人的主體間靈肉交流活動（尤其是老一代人對年輕一代），包括知識內容的傳授、生命內涵的領悟、意志行為的規范，并通過文化傳遞功能，將文化遺產教給年輕一代，使他們自由地生成，并啟迪其自由天性。”他提出“教育即生成”的理念，強調教育是引導“回頭”即頓悟的藝術，是習慣的不斷形成與不斷更新，這是一個人秉承自持的重要過程。

　　關于教育的目的，他主張培養“全人”。真正的人是實體、一般意識、精神和生存形式的組合，是所有方面完滿發展的“全人”，教育不只是培養某一方面或者只具備某種技能、能力、意識的人，而是培養“整體”的人或“全人”。整全的人意味著“完人”，即通過千百年來人類歷史上各種優秀人文傳統精神，培養完整的精神生活，而不是僅僅使學生獲得知識。而要培養“全人”，應該在教育者與受教育者之間建立平等關系，注重受教育者的自由選擇與發展。雅斯貝爾斯將古往今來的教育形式分為了三大類：經院式教育、師徒式教育、蘇格拉底式教育。在他看來，經院式教育是“照本宣科”，學生鮮活的個性被泯滅，學到的知識也只是固定的；師徒式教育完全以教師為中心，具有個人色彩的傳統，學生容易養成服從權威、不善于思考、不愿自己負責而只依附別人等不良習慣；而蘇格拉底的“催產式”教育，教師和學生處于平等地位，師生通過自由討論得出知識，從而喚醒學生的潛在動力、激發學生的主動性和責任感。雅斯貝爾斯主張教育應該著眼于個人自身的成長并關乎國家未來，全部教育的關鍵在于選擇完美的教育內容和盡可能使學生之“思”不誤入歧路。

　　關于教育的精神，雅斯貝爾斯認為“精神命運必然決定教育的內涵”。教育是極其嚴肅的偉大事業，通過培養不斷地將新的一代帶入人類優秀文化精神，讓他們在完整的精神中生活、工作和交往。教育在單個個人的心中成為人類全體未來的希望，而全體人的發展又以單個個人教育發展為基點，因此他提出：“教育要服務于精神生活的傳承，這種生活在人們的行為舉止中直接表現出來，然后成為它對存在的關注和國家的現實態度，并在掌握創造性的精神作品中得到高揚。”當社會發生根本變革時，教育也要隨之而變。教師作為一個真正的教育者，必須深刻理解和把握教育本質，全身心投入其中。雅斯貝爾斯強調：“教育，不能沒有虔敬之心，否則只是一種勸學的態度。教育須有信仰，沒有信仰就不成其為教育。”

　　雅斯貝爾斯在研究世界哲學史時，對中國哲學產生了濃厚興趣，孔子學說給雅斯貝爾斯“軸心時代”思想以極大啟發。

　　晚年的雅斯貝爾斯開始了他的跨文化研究，并尋找到了通向孔子學說的道路。在《哲學和世界》（1958年）中他寫道：“從1937年起，我對歷史的興趣有了很大的轉變。通過閱讀，我將自己提升到了一個新的世界哲學的范疇。在精神上，我很樂意停留在中國，在那里能尋找到人類共同的起源，而與一些別的地方的暴行相對抗，我因此在對中國哲學的欽佩中轉入了對中國人文主義的關注。”他在《什么是教育》第十二章“教育與文化”中，論證“學習是德行的保存”“生活秩序的教育”“藝術教育”時，大量引用孔子的思想，復述《憲問》《子罕》《述而》《為政》《雍也》《子路》等篇章的內容。

　　通過對孔子譯本的研究，雅斯貝爾斯認為能尋找到人類共同的起源。1949年他在著作《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中提出了“軸心時代”思想，他說：“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間，是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是人類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時期。在軸心時代里，各個文明都出現了偉大的精神導師——古希臘有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猶太教的先知們，古印度有釋迦牟尼，中國有孔子、老子……他們提出的思想原則塑造了不同的文化傳統，也一直影響著人類的生活。”“軸心時代”的提出，第一次以嶄新的視角向人們解釋了人類共同的未來，使人們有了一個全新的視角，重新審視人類的歷史以及各種不同文化的價值，這對一直以歐洲中心論為主的哲學史學來說，是一個創新。

　　雖然雅斯貝爾斯生活在一個與孔子完全不同的文化和時代中，但他與孔子的思想具有很多相似性、相通性、可比性，構成某種跨文化的鏈接。儒家思想所關注的是世間，孔子熱愛世間的美、秩序、真誠以及幸福。雅斯貝爾斯在研究過孔子哲學之后，在給弟子的信中談到了孔子，他寫道：“孔子給我的印象極深。我并不是想捍衛他什么，因為由于大多數漢學家的緣故使他變得平庸乏味，實實在在他對我們來講是取之不盡的。”在雅斯貝爾斯沒有完成的哲學歷史著作《大哲學家》（1957年）中，他將孔子、老子、佛和龍樹菩薩與歐洲哲學家們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進行討論，可見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無疑在“軸心時代”思想的形成過程中、在達至終極真理的方式方面給予了雅斯貝爾斯極大的啟發。

　　雅斯貝爾斯將東方與西方的哲學思想匯合到一起，不僅給我們指明了一條符合人類本質的道路、為世界哲學開拓了廣闊的地平線，也使得他達到了那個時代的歐洲哲學非同尋常的高度。正如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李雪濤所說：“如果沒有中國哲學參與的話，‘軸心時代’這一概念會不會出現，都是值得考慮的。”同時，也正是借助于雅斯貝爾斯的復述，孔子的思想也變得更加鮮活。

　　（作者系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教授）

《中國教育報》2025年03月12日 第0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