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的新年，教育部派代表團到法國各地看望中國留學人員，波爾多的中國學子們想用一份特殊的禮物歡迎祖國親人——由一位學生作詩，再由擅長書法的學生書贈代表團。于是，劉昶臨時銜命，填了一闕短令：

窗外芽吐新柳，夢里江南依舊。

急問故鄉人，漫道風景更秀。

翹首，翹首，何日歸舟酹酒。

1987年，《神州學人》創刊，這首短令被刊發在雜志的創刊號上。

終生受益的留學生涯

“雖說當年報考新聞專業多少帶有一點偶然性，但是我對新聞的興趣，很早就開始了。”在北京大學西方語言文學系讀書時，劉昶已對新聞產生了興趣。他經常向一些雜志投稿，有時去采訪一些名家，有時翻譯外國的趣味作品，還常常拜經驗豐富的報人為師學習新聞采寫技巧，向攝影記者請教新聞攝影原理與技巧等。當時的劉昶并不一定會想到，這興趣對他之后的學習和工作都產生了影響。

上世紀80年代的考研有著很大的不確定性，研究生招生信息發布后，校外的考生大都只能通過口耳相傳的方式知曉。機緣巧合，劉昶獲悉北京廣播學院（今中國傳媒大學）新聞研究所招收一名赴法國學習新聞傳播學的研究生，但此時距離考試僅剩一個月的時間。考試總共考六門課程，除了公共課程和新聞專業課程外，還需要考一門綜合知識，范圍幾乎涵蓋北京廣播學院四年的課程，難度非常大。在導師和學長們的支持下，劉昶開始努力備考。終于功夫不負有心人，他取得了每門課第一的優異成績，從100多名考生中脫穎而出，獲得公派出國留學的機會。

帶著對研究生學習的模糊認知，劉昶踏上了赴法留學的旅程。到法國的當天恰好是他的生日，這似乎預示著未來人生的新起點。當時，國家為公派留法人員提供4年碩博連讀的獎學金，能滿足基本生活。與大部分在法公派留學人員一樣，劉昶心無旁騖地一心向學。

劉昶還記得第一次和時任波爾多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院長的碩士生導師見面的情形。他告訴導師說來法國想學比較前沿的專業知識，導師回答說那要靠他自己來選定方向。從那一刻起，劉昶便明白了治學是個人行為。這種教學理念是他以前沒有經歷過的，在國內時，始終都有老師帶領和指導，例如指定閱讀書單。而在法國，在研究生階段，導師一般不提供書目，學生需要針對感興趣的研究問題自己去尋找文獻，然后再和導師一起討論，確定是否合適、有無增補，哪些精讀、哪些泛讀等。這種培養方式對劉昶后來回國從教也產生了很大影響，在國內高校任教期間，劉昶一直倡導“開卷有益，讀書無害。各種書都可以讀，讀后才有比較和鑒別，才能提高認識水平”。

留學期間嚴格而系統的學術訓練、前沿的課程，以及教授嚴謹的治學態度讓劉昶受益匪淺。在國外，撰寫學位論文的引用資料（reference）和參考文獻（bibliography）是分開的，除了論文引注需要的參考文獻之外，還需要閱讀大量的準備性書目，這是進行學位論文研究前期豐厚而充實的學術積累。后來回國任教時，劉昶也同樣這樣要求自己的碩士和博士研究生。碩士論文是劉昶用一年時間完成的。他還清楚記得，當時學校要求只有等導師審核通過論文手稿后，才能使用打字機，所以提交給導師的論文初稿只能用手寫。臨近交稿日期，時間十分緊迫，劉昶兩天兩夜沒有睡覺，工工整整地把論文謄抄了一遍，然后交給導師。讀研期間，學院開設的一些前沿性課程也使劉昶頗受啟發。例如，1985年，劉昶選修了“圖像傳播社會學”課程，授課教授帶領學生在巴黎蓬皮杜國家藝術文化中心進行了一項傳播學實驗。學生被分為兩組，一組用攝像機拍攝某個專題展覽的觀眾人流走向，另一組在門口對參觀完的觀眾進行問卷調查。結果發現，根據觀展的主要行走路線，觀眾大致可以分為四類，分別在性別、年齡、家庭出身、社會階層、受教育程度和職業等社會學指標上顯示出趨同性。這項研究已過去近40年，劉昶仍記憶猶新。

同樣至今影響著劉昶的還有導師的指導方法。在做碩士論文期間，劉昶選擇以普里高津的耗散結構理論作為學術邏輯框架，分析法國一家地區電視臺的新聞制作過程。論文答辯時，導師直言并不十分了解普里高津的方法論，但對劉昶的學術鉆研態度予以充分肯定，認為他比中規中矩寫一篇論文的同學更加認真，加上他的論文問題意識清晰、研究邏輯合理、理論自洽也比較好。通過論文答辯，劉昶明白了一個道理，學業導師未必完全需要懂得學生研究的內容，但對學生選題的問題意識、包括文獻梳理和評述在內的前期準備、方法論和研究方法、研究邏輯和理論自洽等能夠作出基本的判斷。這些認識同樣影響劉昶回國后的教學。

總結自己對留學生活的體會，劉昶將其概括為“學習的生活，生活的學習”。“一方面，在學術研究的過程中獲得了知識的增長；另一方面，在國外的日常生活中開闊了視野。”劉昶這樣說。回國后，Glocalization（全球本土化）拓展了劉昶的視野表達，使他受益頗豐。他認為，既需要有全球的視野，更需要本土的行動。

留學經歷還讓劉昶明白了一個道理：現代人在學習、生活和工作中遇到不同的問題是常態，不足為道，重要的在于要培養自己找到問題解決方案的能力。而克服困難，找到有效的辦法，莫過于往最壞處著想、朝最好處努力。

回國，繼續追尋新聞人的初心

實際上，學習生涯尚未完全結束，劉昶已在法國的電臺、電視臺開始了新聞人的職業生涯。當時，法國《歐洲時報》希望中國駐法使館推薦一位負責采訪主流社會的記者，招聘條件是中法雙語水平俱佳、具有國家公派留學背景的法國新聞傳播學博士，劉昶獲得了這個難得的機會。在報社從事新聞報道期間，他參與了《歐洲時報》許多重要的采訪工作，也因此采訪了從法中國家元首、政府首腦等政要，到兩國外交、文化、藝術、教育、科技、企業等社會各界名流，再到草根階層人物等，這些新聞實踐既豐富了劉昶的個人職業經歷，也為他日后的新聞傳播教學工作積累了大量的生動案例。做記者多年，劉昶給自己定下了一條不變的規矩：與采訪對象保持平等的關系。

在海外多年，回國報效的想法一直在劉昶心中縈繞，他也始終為實現這個目標而努力著。在已具備新聞傳播學理論知識儲備和新聞傳播實踐經驗的基礎上，他又到法國一家傳媒企業擔任執行總經理，積累傳媒管理經驗。至此，對劉昶而言，回國已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2005年金秋時節，“東風”來了。10月的一個周五，他接到中國傳媒大學校長親自打來的電話，邀請他回國任教。喜出望外的他第二天就飛回了北京。校方的誠意加上校長的人格魅力令他當機立斷，略經交談后便表示同意，“保證不會讓學校失望，不會讓校長失望。”當在法國的友人聽到劉昶這個決定后，也為他的努力終于修成了正果而欣喜。的確，對劉昶那一代人而言，放棄國外優渥的生活回國報效的意愿充滿著理想主義色彩。

回國后，劉昶經歷了從新聞傳播業界到學界轉變的過程，鑒于直截了當的新聞話語和含蓄而具有啟發性的學術話語畢竟是兩種不同的體系，他的職業轉向持續了較長時間。在中國傳媒大學執教期間，也有其他名校伸出橄欖枝，但中國傳媒大學的善待，尤其是寬容的校園文化氛圍讓他堅定不移。事實上，從考上出國研究生的第一天起，劉昶對母校的感情就不曾改變，即使身在海外，他也一直為加強母校同歐洲大學的校際交流與合作而盡力。

劉昶一直認為，機會是留給有準備的人的。“當你確定目標并為之不懈努力，或許就會等到機會出現。道阻且長，行則將至。等到機會出現，而你卻沒準備好，就不能怪命運不公了。”劉昶為自己的職業規劃付出了經年的努力，在機會出現時毫不猶豫地抓住，這可以視作海外多年學習、工作和生活歷練而成的一種能力，對于年輕人而言也是很好的啟迪。

豐碩的成就，不變的堅守

一分耕耘一分收獲。回國后，劉昶不斷收獲著成果。

2011年，由于在學術方面的建樹和在國際新聞交流方面的貢獻，法國政府授予劉昶文化教育騎士勛章，這是法國文化教育領域最高級別的榮譽，用以表彰世界范圍內，在文化教育發展和國際合作方面作出重要貢獻、具有杰出成就的法國人和外國人士。在國際交流方面，劉昶為學校與歐洲許多一流的新聞傳播學高校和科學研究機構建立合作關系作出了重要貢獻；他擔任了法國頂級傳播學刊物《赫爾默斯》（HERMES）的國際編委，并成為其中兩卷的聯合主編；他應邀參與組織了數年的中法新聞交流計劃，并帶領中國多家媒體負責人赴法訪學；他擔任法國著名新聞傳播高校的客座教授，促成了兩國教授互換交流機制；他在邀請國外專家學者來華為國內學界和業界分享專業經驗和學識的同時，也頻頻帶領學校師生參加國際重要的專業交流活動。對于中國新聞傳播學界和業界如何更好地對外交流與合作，劉昶的體會是，走出國門固然日漸容易，但國際交流前做好充分的準備，知己知彼，才能使效果最優化。

中國傳媒大學則以他和時任中國新聞社社長郭招金的名義，成功申請了世界華語傳媒研究的博士點。在劉昶擔任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傳播學部副學部長兼新聞學院院長期間，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學院率先通過了我國第一家最高級別的本科專業認證。2014年，劉昶全程參與和主導創建了我國高校第一個，也是迄今唯一的新聞學本科數據新聞報道專業（方向）。談到數新專業的辦學目標，劉昶堅定地認為，要培養懂數據的新聞人。

對于當下大學生深造與就業的方向選擇，劉昶結合自身經歷提出了建議：要先了解自己。在劉昶看來，每個學習階段的努力目標應該是不一樣的。大學本科學習階段，在修滿學分的同時，最好能根據學校開設的課程并結合自己的學術旨趣，初步搭建知識的框架；進入研究生階段，則需進一步明確自己的學術志向，不斷充實完善、深化和拓展知識結構。至于擇業考慮，劉昶認為應充分認識自己的優勢和短板再做選擇，才更具針對性。（作者 郭疆卉 系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在讀本科生）

來源：《神州學人》（2022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