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統籌推進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的關鍵點在于“統籌”二字。涉外法治人才的培養，應做到三個統籌：統籌涉外法治人才與國內法治人才培養的時代背景，統籌涉外法治人才與國內法治人才培養的實踐需求，統籌涉外法治人才與國內法治人才培養的著力點。

[關鍵詞]涉外法治人才；國內法治人才；統籌

黨領導全面依法治國和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的重大貢獻之一，就是將“涉外法治”作為依法治國的重要內容，并將其置于與“國內法治”同等重要的地位。2023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體學習時強調，加強涉外法治建設既是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的長遠所需，也是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應對外部風險挑戰的當務之急。應建設同高質量發展、高水平開放要求相適應的涉外法治體系和能力，為中國式現代化行穩致遠營造有利法治條件和外部環境。習近平總書記進一步強調，法律是社會生活、國家治理的準繩。涉外法律制度是國家法制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涉外法治的基礎，發揮著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重要作用。在強國建設、民族復興新征程上，必須堅持正確政治方向，以更加積極的歷史擔當和創造精神，加快推進我國涉外法治體系和能力建設。

堅持統籌推進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不僅是推進全面依法治國和法治中國建設工作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而且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黨領導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的重要實踐經驗，也是新時代對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的基本要求。這一基本要求，尤其需要回答和解決如何進一步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涉外法治體系建設，提升涉外執法司法效能，以便更好地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這一重大問題。而這一目標的達成，無疑需要統籌涉外法治人才與國內法治人才的培養。

統籌涉外法治人才與國內法治人才培養的時代背景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全面依法治國是國家治理的一場深刻革命，關系黨執政興國，關系人民幸福安康，關系黨和國家長治久安。必須更好發揮法治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軌道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法治人才培養是全面依法治國和法治中國建設中的一項戰略性、先導性和基礎性工作。統籌推進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成為新時代推進全面依法治國需要著力完成的重大任務，法治人才尤其是涉外法治人才的培養工作也因此備受矚目。應該說，作為堅持統籌推進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的重要內容，無論是涉外法治人才的培養，還是國內法治人才的塑造，都必須基于當下我國法治建設的實踐需求并服務于國家內政外交的需要。

統籌推進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的關鍵點，在于“統籌”二字。“統籌”意味著以系統性理念和思維來規劃我國國內和涉外兩個面向的法治工作。然而，目前對于統籌推進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的討論，很大程度上單維度地聚焦于涉外法治，而忽視了法律規范體系和制度框架下國內法治與涉外法治的聯系與互動之必要性。堅持統籌推進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是法治中國建設、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戰略舉措，是增強國家核心競爭力和提升現代社會治理水平的基本方略，也是參與全球治理并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保障。在法治人才的培養問題上，我國既要立足于國內法治人才培養的優化，也要加快推進涉外法治人才的培養。由此，在法學教育中，就產生了涉外法治人才與國內法治人才培養中的“統籌”問題。

實際上，無論是完善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還是貫徹執行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新時代法治方針，以及加快建設法治國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會，都需要培養和塑造一大批法治人才，特別是強化涉外法治人才的培養。

最近，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體學習時明確指出，要加強專業人才培養和隊伍建設。堅持立德樹人、德法兼修，加強學科建設，辦好法學教育，完善以實踐為導向的培養機制，早日培養出一批政治立場堅定、專業素質過硬、通曉國際規則、精通涉外法律實務的涉外法治人才。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以及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歷史征程中，必須將包括涉外法治人才在內的法治人才的培養作為一項戰略任務予以落實，并切實統籌涉外法治人才與國內法治人才的培養。

統籌涉外法治人才與國內法治人才培養的實踐需求

在深入推進全面依法治國的進程中，應高度重視堅持統籌推進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所面臨的突出且緊迫的問題，只有積極回應并有效解決這些問題，才能使統籌涉外法治人才與國內法治人才的培養這一命題重大現實價值得到充分關注，使這一命題的實踐要求得到充分保障。

從實踐來看，我國堅持統籌推進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面臨的一個突出且緊迫的問題，是建立健全聯結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的常態性法律機制。這不僅應通過完善的法律規范體系呈現，而且應由相關國家機構反復通過實踐進行檢驗，還應服務于國家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的重大需求。以此標準審視，此種常態性法律機制應主要包括以下兩方面的內容。

1.建立健全聯結國內法與外國法、國際法的涉外法律法規體系

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我國不僅面臨諸多風險與挑戰，而且與外國及國際社會的聯系和互動也空前緊密。這就要求我國必須依法規范國內事務和對外交往，特別是要處理好國內法與外國法、國際法的關系。在堅持統籌推進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的進程中，我國應在立法層面系統構建聯系國內法與外國法、國際法的法律法規體系，并發揮出它的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重要作用。要堅持立法先行、立改廢釋并舉，形成系統完備的涉外法律法規體系。

建立健全上述涉外法律法規體系的內容主要包括：（1）建立健全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法律體系。要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維護外資企業合法權益，用好國內國際兩類規則，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主動對接、積極吸納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提升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要全面提升依法維護開放安全能力，特別是健全外商投資國家安全審查、反壟斷審查、國家技術安全清單管理、不可靠實體清單等法律制度，以及完善建設自由貿易區（包括經濟特區、經濟開發區、海關特殊監管區、自由貿易試驗區和自由貿易港）的法律法規體系；（2）編纂與《民法典》相關聯、相配套并發揮聯結國內私法與外國私法的功能之中國國際私法典。這既能夠系統地為我國對外民商事交往提供行為規范和爭議解決機制，也有助于我國參與國際民商事爭議的全球治理；（3）健全用于明確國內法與國際法關系的中國對外關系法體系。特別是與《對外關系法》相配套法律法規的構建、《外國國家豁免法》實施規則的制定、《締結條約程序法》的修訂、對外援助法律制度的構建，外國人居留管理等法律體系的建設等；（4）應完善反外國干涉、滲透、制裁、“長臂管轄”之法律法規體系，包括《反外國制裁法》等法律法規的實施規則的制定，并加快推進中國法域外適用法律體系的建設；（5）加強重點和新興領域涉外法律法規的建設。包括國家安全領域、自由貿易區和自由貿易港領域、網絡與數據、氣候變化與公共衛生領域等法律法規體系的健全；（6）強化涉外法律服務方面的法律法規體系的建設。要建立健全相關法律法規，保障涉外法律服務的開展，為培育一批國際一流的仲裁機構、律師事務所提供法治保障，并促進涉外法律服務的整合，保障一站式涉外法律服務平臺的構建和中央法務區的建設；（7）完善外國人在華生活便利服務措施和相關法律法規的體系建設。建立健全在我國常住外國人關于出入境證件、職業資質、工作許可及商事注冊、社會保障、醫療保險、子女教育、法律咨詢、文化交流等方面的法律法規。

2.完善聯結國內法與外國法、國際法的法律法規體系實施的法律機制

對于聯結國內法與外國法、國際法的法律法規體系之實施，無疑需要司法機關和行政機關建立相關法律機制予以保障。這不僅有助于在法治軌道上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而且有利于在宣揚我國法治價值觀及捍衛國家利益的同時，更有效地參與全球治理體系變革和建設，并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完善上述法律法規體系實施之法律機制的內容，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強化人民法院發揮司法能動性的法律機制，以保障人民法院跨國司法治理權。人民法院通過在司法實踐中妥當解釋和適用法律、及時公布指導性案例和典型案例、積極參與國際司法協助和跨國司法對話等手段，可以與立法機關和行政機關形成相互支撐的良性互動格局；二是完善國家行政機關的執法機制。國家行政機關通過執法活動將聯結國內法與外國法、國際法的法律法規體系落到實處，是運用法治方式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重點環節。尤其是在當下我國頻繁面臨一些國家以國內法為基礎的單邊制裁和“長臂管轄”之現實下，需要依法建立健全規范和保障相應行政執法措施的常態性法律機制，確保相關法律法規體系妥善實施。

不難看出，我國堅持統籌推進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面臨的上述突出且緊迫的問題，具有廣泛性、綜合性和復雜性的顯著特點。而且，無論是聯結國內法與外國法、國際法的法律法規體系之建立健全，還是規范和保障上述法律法規體系實施的法律機制之完善，均需要建立一支高素質的法治工作隊伍，并以此確保我國協調推進國內治理和國際治理的進程，為立法、司法、執法、法律服務各環節供給高水平的法治人才。在此情勢下，也就必然要求我國培養并儲備一大批具有家國情懷和全球視野、立足本土法治資源、通曉國際規則、能夠參與對外法律事務、勇于推動全球治理規則變革并善于維護國家和人民利益的涉外法治人才和國內法治人才。

統籌涉外法治人才與國內法治人才培養的著力點

基于上述實踐需求，對于涉外法治人才與國內法治人才培養中的“統籌”問題，應從以下方面著力。

1.緊扣涉外法治人才和國內法治人才培養的共通性

2023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加強新時代法學教育和法學理論研究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明確指出，把思想政治工作貫穿法學教育教學全過程，加強理想信念教育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強化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教育，深入推進法學專業課程思政建設，將思想政治教育有機融入課程設置、課堂教學、教材建設、師資隊伍建設、理論研究等人才培養各環節，教育引導廣大師生做社會主義法治的忠實崇尚者、自覺遵守者、堅定捍衛者。對于國內法治人才和涉外法治人才的培養，在培養目標上，都需要堅持立德樹人、德法兼修，培養造就具有堅定理想信念、強烈家國情懷、扎實法學根底的法治人才，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推動在法治軌道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提供有力人才保障。

從知識結構上來看，涉外法治人才和國內法治人才的知識體系具有共通性。本國法是國內法治人才培養的基礎，也是涉外法治人才培養的根基。涉外法治人才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人才體系的組成部分，必須全面系統地掌握本國法的知識體系及其運用方法。因此，同國內法治人才一樣，涉外法治人才也需要具備堅實的國內法知識體系。涉外法治人才只有系統地掌握本國法律知識，才有可能對涉外法治問題提出中國方案，更好地服務全面依法治國戰略布局和法治中國建設的深入推進。當然，涉外法治人才的培養在教學上應更側重于國內法中含有涉外內容的部分。

與此同時，對國內法治人才的培養，也需要基于全球視野進行謀劃。伴隨著全球化進程和全球治理的興起，各國法學教育呈現國際化趨勢。單一的本國法教育已難以滿足實踐需要。法學教育需要在全球化趨勢中培養學生的國際視野和比較能力。這種全球問題意識和思維是指：將法律問題置于全球范圍而不局限于本國或地方加以考量的思維習慣和傳統，在具體解決法律問題的過程中，能夠比較和運用外國法并借鑒其有益之處，能夠充分考量國際規則與我國利益的關系。因此，對于國內法治人才的培養，有必要適度重視國際法、國別法、比較法的課程，以全球視野審視國內法治人才培養的標準、內容、層次和機制，從而使培養的國內法治人才面向市場時具有國際化的適應能力和競爭能力。這種國內法治人才培養的國際化，也體現在很多國家的法學教育實踐中。尤其是作為各國普遍接受和遵循的國際法規則和制度之理論載體，國際法學課程在西方國家法律人才培養中占據了較為重要的地位。顯然，與涉外法治人才培養相同的是，國內法治人才的培養也需要高度重視國際法、外國法、比較法知識的傳授。

正因如此，《意見》明確指出，應完善涉外法學相關學科專業設置，支持能夠開展學位授權自主審核工作的高等學校按程序設置國際法學相關一級學科或碩士專業學位類別，支持具有法學一級學科博士學位授權點的高等學校按程序自主設置國際法學相關二級學科，加快培養具有國際視野，精通國際法、國別法的涉外法治緊缺人才。這既是解決涉外法治人才培養的專業歸屬問題，對涉外法治人才培養在學科、專業上提供保障的需要；同時，也是提升國內法治人才國際化視野和素養的需要。

2.突顯不同培養單位在人才培育上的差異性

在對外開放不斷走向深入的趨勢下，我國以負責任大國參與國際事務，不僅要依法與其他國家開展對外交往，也必須善于進行涉外法治斗爭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還需要在全球治理的進程中，積極參與國際規則制定，做全球治理變革進程的參與者、推動者、引領者。這意味著相對于國內法治人才而言，實踐層面對涉外法治人才在專業知識、外語水平、跨文化溝通和協調能力等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

鑒于涉外法治人才與國內法治人才培養的要求不同，黨和國家應統籌協調相關單位在涉外法治人才和國內法治人才培養方面的主攻方向。以服務國家發展大局、適應區域法治人才需求為根本，調整優化法學院校區域布局。基于我國法學教育資源分布不均衡的客觀現實，應當鼓勵和支持不同法治人才的培養單位結合自身特長和優勢，分別確定其法治人才培養的重點方向和領域，并在此基礎上形成各自的育人特色。當然，在涉外法治人才的培養上，基于服務國家外交政策和涉外工作戰略布局的需求，相關培養單位可以結合自身區位優勢、辦學傳統和教研專長，進一步明確涉外法治人才培養的方向設置與教學模式，突顯涉外法治人才的差異化培養，如外國法和區域法法治人才、海洋海事法治人才、外語外貿法治人才、國際爭端預防與解決法治人才、國際治理法治人才、國際組織和外交法治人才等。同時，無論是涉外法治人才，還是國內法治人才的培養，應鼓勵法學院校突出特色，形成差異化發展格局。實踐中，各培養單位應主要依據其所在地的區位條件、辦學傳統與特色、跨院校跨部門辦學基礎等客觀因素，謀劃其育人特色，充分彰顯法治人才培養的比較優勢，避免法治人才培養的同質化。

3.實現涉外法治人才與國內法治人才培養的融通性

法學院校是法治人才培養的第一陣地，在法治人才培養中發揮著基礎性和先導性作用。就世界范圍內頂尖法學院的課程設置來看，盡管存在不同程度的差異，但至少在相關課程設計上凸顯了體系化、模塊化的特點，而且相關課程的內容非常廣泛。大部分法學院并未以國別法（外國法）、國際法或比較法為中心設置涉外法律或涉外法治方面的課程板塊。少數法學院特別強調給JD項目的學生提供國際法和比較法的課程。

上述事實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涉外法治人才與國內法治人才的培養具有融通性。實踐中，對于涉外法治人才與國內法治人才的培養，均可以采取境內培養和境外培養相互結合、理論部門與實務部門相互合作的方式。同時，在人才培養的相關制度設計上，應鼓勵和支持涉外法治人才與國內法治人才之間的開放流動，基于人才培養“寬口徑、厚基礎”的原則，最大程度實現涉外法治人才與國內法治人才培養的融通性。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體學習時強調，涉外法治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事關全面依法治國，事關我國對外開放和外交工作大局。推進涉外法治工作，根本目的是用法治方式更好維護國家和人民利益，促進國際法治進步，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因此，無論是國內法治人才的培養，還是涉外法治人才的培養，都必須在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這一根本前提下進行。

總之，在推進全面依法治國和法治中國建設的征程中，必須將法治人才的培養工作置于戰略性、先導性和基礎性的地位。為統籌推進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應以統籌國內法治人才和涉外法治人才的培養工作為基礎，緊扣涉外法治人才和國內法治人才培養的共通性，突顯不同培養單位在涉外法治人才與國內法治人才培育上的差異性，實現涉外法治人才與國內法治人才培養的融通性，從而為我國高水平對外開放、積極參與全球治理以及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提供堅實的人才保障。

【作者劉仁山：中南財經政法大學黨委常委、副校長】

原載2023年第24期《中國高等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