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老師，人們既不知道他們的姓名，也看不到他們的面容，但他們無聲地推動了醫學的進步。他們是用于醫學教育和研究的遺體——“大體老師”。

每年清明節，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解剖與組織胚胎學系（以下簡稱解剖學系）都會組織學生開展專門活動追憶緬懷“大體老師”，或去上海青浦福壽園遺體捐獻者紀念碑拜謁，或在課前開展感恩儀式，或至人體科學館參觀了解標本背后的故事……

“沒有解剖就沒有醫學，沒有捐獻就沒有解剖。”復旦上醫解剖學系系主任李文生介紹。復旦大學遺體捐獻接受站是上海市成立最早、規模最大的遺體捐獻接受站之一，經過社會各界的不斷努力，遺體捐獻規模逐漸擴大，目前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的《局部解剖學》課程中，8—10名學生即可共同向一位“大體老師”學習。

“雖然現在有許多醫學軟件和解剖學圖譜可以補充課本知識，但‘大體老師’仍是醫學生們最好的老師。”李文生說。

回憶起自己大學時的解剖課，復旦大學人體科學館館長、基礎醫學院教授周國民表示，“那時還沒有‘大體老師’這個叫法，就稱作遺體，大概一個班幾十人才能用一兩具遺體。”

人體科學館里有一面掛滿遺體捐獻志愿書的墻，有一位“大體老師”曾留下“寧愿醫學生在我身上劃上千刀萬刀，也不愿在患者身上劃錯一刀”的遺言。

“這些志愿書大多是20世紀80年代初期為醫學事業捐獻的“大體老師”所寫，字字句句催人淚下，也是最讓我感到鼓舞的力量源泉。不過有時我也頗感遺憾，因為難以將我們的感恩傳達給所有遺體捐獻者的家屬。”周國民對這里許多捐獻者的故事都很熟悉，其中，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年僅36歲的遺體捐獻者吳復生。

1983年，中科院即將畢業的研究生，吳復生本應當前途無量。他英年早逝、遺體捐獻的背后有怎樣的故事呢？周老師通過各種渠道聯系其親屬，幾經波折要到聯系方式。

“我給他弟弟發了短信，說明了我的來意，沒過一會兒，電話就打來了。”周國民回憶道，“他打電話過來時非常激動，沒想到他哥哥去世了這么多年，還有人惦念并一直想要感謝他的家人。”經過周國民的聯系，2019年末，吳復生的家人們來到了上海遺體捐獻者紀念園和人體科學館，“看到吳復生的照片和遺體捐獻志愿書，大家都流淚了。”

吳復生曾是知青，恢復高考后，他勤奮努力考上了安徽的大學。讀了兩年大學后，吳復生又參加了研究生考試，因成績優異被上海中科院生物化學研究所破格錄取。非常不幸的是，就在他即將進行畢業答辯之際，被確診患了白血病，雖經積極醫治，但他的病情已無力回天。在彌留之際，面對陪伴在身邊的父母和弟妹，他回憶過往種種，遺憾自己學習多年，卻未能走上工作崗位來回報社會，因此決定捐獻遺體。病逝后的遺體捐獻，也是他給國家和人民力所能及的全部貢獻。

不只是吳復生，在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每一位“大體老師”的奉獻都被尊敬，被銘記，被感念。2016年清明節，解剖學系為本系捐獻遺體的教職工及其親屬塑了像。現在，塑像仍掛在人體科學館門口接受著參觀來訪者的致敬。

每一名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學子的第一堂局部解剖課，都是一堂生動而肅穆的“大思政課”。全體師生起立鞠躬，默哀致意，在為“大體老師”獻上一枝枝花后，方可開始課程教學，幾十年來，皆是如此。

來自師生的諸多感恩致意中，最特別的要數《致“大體老師”的一封信》。自2016年起，所有修讀解剖學系列課程的學生都會在結課前完成這份手寫信。手寫信件、原創詩歌、書法作品，甚至學生自己吹奏的一支不甚熟練卻很動人的《春泥頌》，都被李文生老師仔細收錄起來，編纂成十幾本《感恩·奉獻》集，保存著數千名醫學生對“大體老師”的無限緬懷與敬意。

醫學生們從“大體老師”身上獲取的不僅是知識，更重要的是學醫所肩負的使命感和責任感。《感恩·奉獻》集每一本都有幾百頁，不同的字跡表達的都是對“大體老師”的真誠致敬：“雖然與您不曾相識，但您的無私奉獻給予了我們學習的機會，我們無法感同身受您生前的病苦，但絕不辜負您身后的選擇，謝謝您，我的老師！”（中國教育報-中國教育新聞網 記者 任朝霞 通訊員 李蔚怡 孫芯蕓）

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編撰的《感恩·奉獻》集 學校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