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年前，我發起成立了全公益“尋找安詳小課堂”，就如何降低抑郁率、犯罪率等，開展文學的功能性實驗，效果出乎意料的好。十三年來，參與線上線下學習的學員達上百萬人次，得到了社會認可，被教育部等部門表彰。

通過一樁樁案例，我發現，青少年抑郁率之所以不斷上升，有十分復雜的社會原因，但教育方面的原因是一個重要方面。

古典教育強調教育的整體性和系統性，至少包括生存教育、心性教育、道德教育、勞動教育、審美教育，最后才是知識教育。但是一度時間，知識教育一家獨大，其它五個板塊被忽略。一些家長只盯著知識教育，給孩子帶來極大的精神壓力。

而要矯正這一缺失，就要讓家長把目標式幸福觀調整到過程式幸福觀。當家長把目標式幸福觀調整為過程式幸福觀，因目標帶來的焦慮就會漸漸消失，家長的焦慮消失了，孩子的壓力就會大大減小。

而要讓家長把目標式幸福觀調整為過程式幸福觀，就要讓他們認識到真正的幸福事實上只存在于過程中，而要讓家長確認這一認知，必須親自體驗，認識到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就要幸福，具體來講，聽課的時候就要幸福，寫作業的時候就要幸福。

而要讓家長真切體驗這種過程式幸福，“尋找安詳小課堂”用的方法是幫助他們找到“現場感”。簡單地說，就是用各種路徑幫助家長回到每一個當下，回到“這一刻”。

活在當下，活在“這一刻”，活在過程之美中。一個人如果總是活在過程中，活在“但行好事，莫問前程”中，就不會過度的考慮結果，生命狀態就積極向上，充滿喜悅，焦慮和抑郁也就無從靠近。

為了讓家長和孩子們體驗“現場感”，“小課堂”制定了六項班規：禁煙、止語、早睡早起、封存手機、低碳飲食、吃粥喝飯，目的都是為了讓學員在最樸素的生活現場感受平時常常錯過的幸福。無論是行、住、坐、臥，吃、穿、誦、讀，都要“知道”自己“在場”，都要時時刻刻、清清楚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當這個“知道力”漸漸強大，當焦慮的念頭一旦萌生，就會被馬上發現，然后讓心離開這一念頭，重新回到現場，一旦回到現場，焦慮就消失了。

時間久了，大家就會清晰地剝離出兩個“我”，一個是起心動念的“我”，一個是能夠發現這個起心動念的“我”，找到這個“發現者”，并保持在生活中，就是“現場感”。

就是說，只要養成時時刻刻回到現場的習慣，焦慮就無空可鉆。當一個人總是明明白白地活在“這一刻”，就不會追憶過去，幻想未來，他就只是純粹地活在“現場流”里，而這種“現場流”，就是“幸福流”。換句話說，幸福就是知道自己“在”，幸福就是生命本身。

在改變認知和有了親身體驗之后，還需要足夠的強度和長度讓他保持，就像剛打出來的泉水，很快就會被泥沙淤堵。通過十三年的實踐，“小課堂”的志愿者發現，能夠解決問題的底線時間長度是三天半，而強度的維持，“小課堂”用的是共振原理。

三天半的時間，大家同聽一堂課，頻率漸漸趨同，形成生命的共振場，正如節拍器的共振實驗。

每次開課前，都會讓大家看這樣一個實驗：把同一白色平臺上的鐘擺隨意撥亂擺動，到達一定的臨界點之后，鐘擺的步調變得完全一致。實驗說明，在一個區間內，通過音波可以達成共振。與之類似，當一群人同時發出良善的想法，將會共振很多人。

共振分高頻共振和低頻共振，“小課堂”當然選擇的是高頻共振。三天半的時間，通過傾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課程，開展連根養根、誦讀經典、看家人長處、找自己短處、寫一封家書、重新規劃人生、走現場步等活動，打開學員心門，讓其釋放冷漠、抱怨、仇恨、痛苦等消極情緒，代之以原諒、包容、安詳、喜悅，一改平時說長道短、論是說非、意緒紛飛的狀態，從而完成舊記憶清理，潛意識改造，意識亮度提升，從而走進安詳，回歸喜悅。

鐘擺實驗證明，個體的情緒會影響到整體。在十三年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服務中，“小課堂”的志愿者發現，如果單就孩子進行干預，效果并不明顯。孩子既是生命個體，又是家庭共體，一出生，他就生活在家庭共振場中。在生活中，冷漠比仇恨還要傷人。夫妻冷戰，讓家庭充斥冷漠的磁場，對孩子造成的傷害更大。孩子最恐懼的不是家長和老師的批評，而是漠視和冷落。家庭如果充滿愛與溫暖，歡聲與笑語，孩子的身心自然就會是健康的。

因此，每當接到求助請求，志愿者總是建議家長先參加學習，因為家長是孩子的“底片”，底片換了，電影就換了。當父母進行舊記憶的深度清理，改變慣性思維和言行之后，不少孩子很快就會改變。

基于這樣的認知，“小課堂”的志愿者既是輔導員，又是“愛心媽媽”，擁抱多于說教，表揚多于批評，時時處處讓學員感受父愛母愛一般的溫暖。三天半的課程，可以說是用愛暖化問題青少年心理堅冰的過程。不少孩子，剛進課程時，是拒絕輔導員的擁抱的，但是等結業時，會主動把小身子投向輔導員的懷抱。

在現場，既是方法論，又是幸福觀，又是價值觀，又是生命觀。當一個人活在現場，活在生命的“這一刻”，才會有更磅礴的生命能量。（作者郭文斌系寧夏文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