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科技革命時代，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面對全球創新格局劇變，2020年10月，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這是新時期我國把握世界大勢、立足當前、著眼長遠作出的重大戰略布局。2021年3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在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一章中提到：“支持發展新型研究型大學、新型研發機構等新型創新主體，推動投入主體多元化、管理制度現代化、運行機制市場化、用人機制靈活化。”自此，新型研究型大學正式成為國家“科技自立自強”戰略系統的組成部分，成為扎根中國大地探索適切的研究型大學新形態、面向國情社情發展高等教育的新舉措。筆者認為，新型研究型大學需要通過推進教學、科研和社會服務三重職能的耦合機制來助力中國科技自立自強。

夯實科技自立自強的社會基礎：

大學社會服務職能演進

改善科技創新生態，發揮大學的引擎作用。隨著人類社會向知識型社會轉變，國家和區域創新體系向可持續性創新生態體系演進，新型研究型大學的創新引擎作用被賦予新內涵：大學不僅要通過知識創造和技術轉移充當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還需要由被動回應社會需求轉向主動改善創新環境，積極拉近政府、產業和其他社會創新主體之間的距離，建立信任關系。大學不僅要成為地方、區域和國家創新網絡的樞紐，還應全力拓展國際科技合作。

新型研究型大學要主動作出貢獻，在創新生態鏈的每一個環節發揮作用，尤其是在基礎研究、技術攻關和人才支撐等領域。2021年4月，時任深圳市委書記王偉中在中共深圳市第七次黨代會上首次用“基礎研究+技術攻關+成果產業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撐”全過程創新生態鏈來解密“深圳奇跡”，被視為深圳改革創新的首要經驗。事實上，鏈條的前后兩端即基礎研究與人才支撐，是深圳市可持續創新發展的短板。只有創建具有制度優勢的新型研究型大學，才能迅速吸納海內外高水平基礎科研人才，形成集聚效應，并且通過人才培養的組織制度創新，為區域發展培養和輸送復合型領軍人才，實現大學在人才支撐環節的關鍵作用。因此，深圳市傾力創建南科大，是源于其銳意改革的創新基因和深圳區域創新生態體系的可持續發展需求。

升級校企合作機制，助力企業增強技術創新能力。大學在技術轉移鏈條上的角色要進一步拓展，從關鍵知識生產者的單一身份發展為促進知識雙向交流的樞紐，打開知識流動的“旋轉門”。當前，一些研究型大學與普通企業的科研合作方式多為短期橫向課題，企業期望大學研發出可以快速投入市場的產品或技術，而高校科研人員可從中獲得相較縱向課題經費使用更靈活的橫向經費，并拓展產業合作網絡。而新型研究型大學則要發揮高水平科研人才集聚優勢，拓展并深化與大型頭部企業的合作。這些企業或致力于研發世界領先的“拳頭”產品和前沿技術，或對本產業領域有高屋建瓴的規劃，但囿于自身研發團隊在研究領域、能力上的局限性，希望有特定領域研究專長的大學科研團隊攜手探索突破“無人區”。這一層次的校企合作，形式多為相對穩定的聯合研發機構和研究生聯合培養項目，不僅有利于校企長期碰撞，共同發現并解決問題，而且有助于大學科研人員在成為產業創新引領者的同時兼顧育人職能。因此，新型研究型大學的校企合作機制須提升合作層次，在創新生態體系中真正發揮引擎作用。

突破科技自立自強的制度瓶頸：

大學科研組織模式創新

激發人才創新活力，重塑大學三大職能。新型研究型大學頂層設計的核心在于如何將可持續發展的理念和社會責任融入人才培養、科學研究和社會服務三大職能中，并促使職能耦合。在轉型升級過程中，三大職能之間形成制度閉環，銜接這些閉環的制度就成為新型研究型大學的制度樞紐。

以南科大為例，其科研組織制度的核心樞紐是獨立PI（首席研究員）制度。PI制首先保障充足的科研資源，學校為新進PI統一配備科研啟動經費和辦公空間。更重要的是，PI制還賦予其獨立的科研方向和資源分配決策權，所有PI均具有博士生導師資格，可以建立穩定的科研團隊。

2011年，學校在招聘首批教師時就明確規定，所有教學科研序列教師皆為獨立PI。由此可有效保障和鼓勵基礎科研人員，尤其是海歸青年科研人員深耕基礎科研領域，久久為功，充分激發人才創新活力，從制度上夯實科技自立自強的基礎支撐。

此外，PI制具有獨特的制度兼容性，可以讓政府、企業、教學科研人員和學生在制度構建的空間里互動與耦合，成為知識創造的多元主體。PI在與學生共同開展科研活動的過程中，能夠激發科研靈感，實現科研與育人職能的耦合，學生與教師一同成為知識創造的主體。另外，PI課題組一方面通過開展校企科研合作貢獻于產業創新，另一方面用橫向經費補充科研團隊的人員和設備經費，實現了科研與社會服務職能的耦合。在校企科研合作的過程中，企業也成為知識創造的主體。尤為重要的是，學生通過深度參與校企科研合作，有機會了解產業前沿、市場和企業運作規律，不僅提升了科研能力，也為踏入職場做好準備。由此，新型研究型大學得以重塑其人才培養、科學研究和社會服務三大職能。

打通科研邊界，突破關鍵核心技術。知識生產模式的變革是大學組織演進的根本內驅力，大學的知識生產模式由好奇心驅動、與外界隔絕的學理探究逐步轉向需求和問題驅動、與外界持續互動探索的新模式。知識生產模式轉型將打破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邊界，跨界與跨學科合作的科研模式方可助力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為科技自立自強找到突破口。

新型研究型大學亦需聚焦國家戰略需要，瞄準關鍵核心技術，特別是“卡脖子”問題。然而近年來，以小而精為特色的南科大PI科研團隊在獲批國家大型科研項目上卻不具備優勢。主要原因在于獨立PI團隊體量小，難以符合國家重大項目對科研團隊成員結構尤其是專職研究人員數量的要求。加之PI們科研獨立性較強，很難自發集結成符合要求的科研團隊去攻克國家重大科研項目。

面對挑戰，新型研究型大學可以嘗試對PI制進行以下組織創新：一是以需求和問題為導向，依據申請國家大型項目的要求，建立PI協作群。二是建立擁有科研資源吸引力的問題導向型虛體跨學科合作平臺，鼓勵PI開展跨學科和跨界合作，聚力申請大型科研項目。三是基于國家戰略需求，建立實體或半實體科研平臺，由具備領導力的學術帶頭人領銜，集結愿意放棄部分科研自主權的科研人員建立穩定的大科研團隊，即獨立PI制與大型科研團隊模式并存。此外，各新型研究型大學還可依據已有優勢和戰略發展方向做出取舍，嘗試探索新型研究型大學之間或區域高等教育集群的多元化錯位發展。

持續科技自立自強的根本依托：

大學人才培養機制變革

培育跨界融通人才，注重能力與素養內化。以南科大為代表的新型研究型大學致力于培養“拔尖創新人才”。這里的“拔尖創新人才”，不僅指基礎科學領域的領軍科學家，還包括能夠成為國家科技戰略領航者和國際規則制定者的領軍型工程人才。這類人才不但能夠解決已經被明確指出并界定的技術問題，或增量改進產品和技術，更要有能力發現問題，創造新技術。領軍型人才不僅要具備跨學科融通和跨界整合能力，還要擁有家國情懷、國際視野、法治意識、生態意識和工程倫理意識。為使這些能力和素養在育人過程中實現內化，大學人才培養體系的組織制度需要環環相扣。

首先，為篩選有創新潛力的人才，南科大首創“6+3+1”綜合評價自主招生模式（高考60%，能力測試30%，高中學業水平考試10%）。其次，學校實施通專結合的本科生培養模式。本科招生按理工大類錄取，新生入學不分專業，給予1—2年的過渡期，為學生提供科學與人文有機融合的創新氛圍，為培育跨學科融通思維和人文素養、發掘和培養興趣，建立自我效能感營造環境。再其次，實施書院制培養。書院制提倡“學習即生活”理念，實行“生活導師制”，關注學生的個性化成長路徑，完善情感認知和道德體系。此外，上述人才培養制度與獨立PI制下的“學術導師制”密切配合，共同組成南科大領軍型人才核心素養內化系統。

改革教師評價機制，孕育教學科研相長的環境。人才支撐將成為新型研究型大學服務于國家、社會和區域的首要職責。強調教學與科研互動相長，應成為新型研究型大學建構人才培養與科研組織及制度的指導方向。在三大職能的制度閉環中，教學和科研的制度體系之間應是相互反哺的關系。一方面，讓“科研引導教學”的理念浸潤到人才培養全過程，教師把最新科研成果融入課堂教學中，并配合PI課題組的“第二課堂”夯實學生的知識和能力。另一方面，新型研究型大學應當推動“教學促進科研”的理念萌芽，師生互動產生的思維碰撞不僅可以激發教師的知識創新靈感，亦將促使學生成為知識創造的主體，推動知識生產模式變革。

新型研究型大學人才培養模式創新遭遇的最大挑戰在于——偏重科研的教師評價標準。未獲得長聘職位的PI一面頂扛“非升即走”的科研壓力，一面需要投入大量時間精力于教學創新，這是一場“零和博弈”，使得教師參與教學改革的內驅力難以持續。新型研究型大學應對該挑戰的關鍵在于，對不同學科專業領域和不同序列的教師分類管理與考核，精細合理地設計教師分類管理和評價方案。

新型研究型大學建設對當前中國高等教育改革和區域高等教育集群發展均具有溢出效應。以新型研究型大學建設來撬動大學招生、學科專業設置、經費管理、科研管理、人事聘任、合作辦學等內部改革，將催生“鲇魚效應”，進一步驅動評價和治理體制機制變革。

從長遠來看，新型研究型大學還應擔當區域高校集群發展的“領頭羊”，積極促進高校之間及內部的學科交叉融合和學科集群建設；充分發揮產教融合、科教融合和技術轉移的示范作用，促使創新生態鏈條各環節有機銜接，以主人翁風范助力中國科技自立自強。

（作者馬近遠單位系南方科技大學高等教育研究中心，朱俊華單位系香港大學教育學院）

《中國教育報》2022年08月29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