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國內外教育研究者發現校長的領導力是校長整體素養的核心構成部分。高水平的校長領導力需要校長掌握前沿教育理念，具備結構完善的復合素質。歐美發達國家近20年的教育改革顯示，相比于制定學校戰略規劃與發展愿景，完善學校規章制度、人事管理與校園文化建設等工作，促進教師有效專業發展，成為了校長領導力提升的新著力點。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在2018年進行的教師教與學的大規模國際調查中，引領學校和教師的可持續發展，特別是與教師協同設計專業發展項目，是經合組織成員國參與調查的校長們最優先考慮的事項，也是他們認為亟須加強的部分。教師的專業發展越來越需要校長的專業引領與支持，這主要體現在理念的更新、方法的創新、體制的改革與文化的浸潤。

進入新世紀以來，上海市基礎教育改革經驗在全球表現卓越，“上海經驗”“上海模式”成為了越來越多西方國家教育改革與學習借鑒的榜樣。在上海市，越來越多的中小學校長認識到，學校作為學習型育人組織，需要不斷在個體層面與組織層面，提升自身的教學領導力，從單純的“行政管理者”轉變為“專家型領導者”。在核心素養課程改革中，上海市部分中小學校長通過運用分布式領導力、開展工作嵌入式專業發展、提高教師工作場所學習力、構建大學—教研室—中學教師實踐共同體來促進教師的有效專業發展。校長通過整合多種教育資源來提升教師專業發展的成效，顯得愈發重要。

第一，運用分布式領導來提升教師專業發展的有效性。與績效主義領導和行政領導不同，分布式領導認為領導實踐是校長與教師協同完成的，它更加注重人與人之間在不同情境中的互動式實踐。同時，分布式領導強調教學、科研協作，以校長與教師集體活動的方式，不斷為教師的專業發展賦權增能。上海奉賢待問中學通過學科教研組、名師工作室、工作坊、課題組、周末主題學習等形式，創造性地實施分布式領導，為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開辟了新路徑。在這些不同的分布式領導實踐活動中，校長等學校領導者以“教師”為核心關注對象，他們不是把教師視為管理的對象，而是協同發展的“專業同事”，用心傾聽教師在參與不同教學、科研實踐活動中的收獲與反思。因此，校長與教師之間的等級關系被打破，扁平化、專業化、合作化關系更加促進了教師的信任與發展。

第二，引導教師開展工作嵌入式專業發展活動。隨著傳統脫離教學情境、一站式、講授式等教師專業發展模式被越來越多的教師培訓項目所詬病，工作嵌入式專業發展成為了近年來校長促進教師發展的有效途徑。工作嵌入式專業發展意味著教師的專業發展活動在日常的課堂環境中進行，通過一系列合作式、探究式教學研討活動，教師能夠在真實的教育情境中應用創新的教學理念與模式，以此來提升教師專業發展的情境性、一致性和有效性。為了讓教師更有效地學習新高考評價體系下主要學科作業的設計原則與方法，上海市閔行區上虹中學以學科為單位，通過基于日常專業發展活動的教師探究、反思、分享與展示等活動，系統領悟作業設計的優點與不足，提出教學中切實可行的改進策略，從而提升作業設計的科學性、創新性、開放性與靈活性。

第三，提高教師工作場所學習力。不少校長在安排教師的專業學習活動時，多是采取傳統的教師專業學習1.0模式，即理論應用于實踐的模式，忽略了教師基于自身實際教學情境的學習，即教師工作場所的學習。教師工作場所學習發生在教師的日常工作環境中，以教師個人成長為目標，以實踐為取向，通過自身學習實踐獲得相關知識、技能與經驗。教師工作場所學習需要考慮理論、實踐與情境之間的多維互動關系。在上海徐匯中學，教師對基于理解的教學、逆向教學設計、深度學習、大概念教學、表現性評價等前沿教育理念的學習融入到公開課、交流課等日常教學活動中。校長通過引導教師進行工作場所學習，不僅彌補了理論學習與實踐應用之間的鴻溝，更融入了教師的正式與非正式專業學習模式。

第四，構建跨越邊界的專業實踐共同體。由大學—教研室—中學教師組成的實踐共同體是近年來國內外教師專業發展的有效模式。大學學者在政策解讀、前沿理念與學術知識引領等方面具有專業優勢；教研員在課堂觀察、教學診斷、教學指導、評價反饋等方面具有豐富的實踐經驗。上述兩大專家群體針對教師的教學實踐需求，開藥方，指路子，以現場工作的方式，協同參與到教師的專業發展活動中。在上海閔行三中，該校領導通過與閔行區、普陀區與奉賢區的中學聯合探索“跨區聯動名師工作室”的模式，通過扁平化、民主化、協作式的教學領導管理機制，以項目化學習和行動研究為抓手，走出了“以教師發展需求為指引，任務為驅動”的發展模式。在這些聯合實踐共同體中，校長的行政領導讓位于專業領導，專業領導成為了助推實踐共同體有效發展的催化劑。

（作者單位系華東師范大學國際與比較教育研究所，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項目華東師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青年跨學科創新團隊項目“教師專業學習與評價創新研究”[2021QKT012]階段性成果）

《中國教育報》2022年09月07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