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書法是中華民族獨創的藝術，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瑰寶。黨的二十大報告強調：“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提煉展示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和文化精髓”。本期文化周末特邀書法博士、中國勞動關系學院副教授程仲霖從書法史的角度，講述唐代隸書的演變與發展，帶領讀者領略書法之美，并從中感受中華文明的深厚底蘊。

 人們談及唐代書法，必說唐楷，尤其是歐陽詢、顏真卿的楷書更是家喻戶曉，而少有人提及唐隸。因為漢代才是隸書的鼎盛時期，漢隸的雄渾與高古已經成為那個時代的標志。隸書在漢以后歷代皆有書寫，但將其刻于碑版并蔚然成為一種風氣，唐玄宗開元天寶年間算是一個重要的時期。啟功先生慧眼識珠，曾有《論書絕句》：“正始以來論篆隸，唐人畢竟是中興”，并進一步說“今人不敢薄唐篆而輕議唐隸，吾未見其有當也。”意思是說，不但唐篆好，唐隸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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隸書起源于戰國時期，當時主要的字體是篆書，但從新中國成立后出土的秦簡來看，字形雖然屬于篆書，而用筆中已經出現隸書的筆意，由于用筆流暢，結字減省，婉轉的篆書線條正在向點畫演變，書寫變得快速，符合了實際應用的需要。西漢立國后，這種便捷適用的字體迅速發展，成了社會和官方認可的通行文字，由此開啟了以隸書為主的時代。當然，早期的隸書字形筆法尚未成熟，仍有篆書的意味。但從西漢中晚期，漢隸面貌逐步形成，無論是書寫在簡牘上的墨跡，還是刊刻在碑石上的刻字，無不質樸精美，端莊大氣。到了東漢晚期，隸書則達到了燦爛無比的鼎盛時期，此時出現了大量的碑刻，如我們熟知的《張遷碑》《乙瑛碑》《禮器碑》《史晨碑》《曹全碑》等，可謂名碑紛呈，風格多樣，是我們今天學習隸書的典范。

從書法藝術發展的角度講，當一種書體達到登峰造極之時，也就是其衰落之始。就隸書來看，這種情況在漢末已經出現，當時一些豐碑巨碣過分強調波挑的裝飾性，漢隸曾有的生氣勃勃漸漸消失。尤其東漢靈帝熹平年間為統一典籍、校正文字所立的《熹平石經》，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從書寫水準上不可謂不高，但其形神氣骨與風格多樣的隸書名碑大不相同，后世稱為“石經隸體”。《熹平石經》是我國歷史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經典刻石，準確規范至極，士人學子紛紛仿效，于是隸書的風格慢慢統一為這種方平正直、中規中矩的特征。魏晉南北朝時，各種書體交相發展，雖然隸書仍是官方通行的作為正規場合應用的書體，但這時的楷書趨向成熟，草書也經過章草階段逐漸發展成今草，行書在隸楷遞變過程中逐步成熟，曾經輝煌一時的隸書已經走入程式化的末路。這種情況一直發展到初唐依然沒有改變，我們看歐陽詢的《房彥謙碑》等，表現為結體方整、疏密停勻、精致謹嚴、圭角外露等特點，深受漢末《熹平石經》的影響。但初唐書法風格更多的是承續王羲之、王獻之父子，以優美為主調。隨著國力逐漸強盛，文化不斷繁榮，藝術領域也逐步進入爛漫多姿的新境界。

到唐玄宗李隆基即皇帝位后，肅整綱紀，勵精政事，社會安定，開創了和平的開元盛世。在唐玄宗的倡導下，壯碩肥美逐步成為藝術審美的主流。據《舊唐書·本紀》記載，唐玄宗“尤知音律，善八分書”，這里說的八分書，就是隸書。《宣和書譜》也說其“臨軒之余，留心翰墨，初見翰苑書體狃于世習，銳意作章草、八分，遂擺脫舊學。”可見，當時風靡的“二王”流美書風已經不符合盛唐的審美需求了。唐玄宗銳意改革，提倡隸書、章草，以隸書來糾正楷書，章草糾正草書，親自書寫《石臺孝經》及《紀泰山銘》，又頒布《字統》規范隸書的形式和寫法。唐明皇李隆基的《石臺孝經》刻成后，就立在長安城務本坊之太學內，借此來教化臣民。尤其《紀泰山銘》，為唐玄宗封禪泰山后撰書的銘文，鐫刻于泰山大觀峰石壁上，屬于摩崖石刻，字大近尺，結構謹嚴，渾厚蒼勁，氣勢雄偉，真正反映了那個氣象闊大的時代。這種結字工整莊嚴，筆畫華麗豐腴的隸書風格，被后世稱為“明皇新體”，成為唐隸的典范。晚清葉昌熾認為：“唐玄宗好八分，自書石臺孝經，泰、華兩銘，鄎國、涼國兩公主碑，于是天下翕然從之。開、天之際，豐碑大碣，八分書居泰半。”書法風氣大變，此時涌現出一大批以隸書見長的名家，民國柯昌泗也在《語石異同評》中說：“唐人分書，明皇以前，石經舊法也，其體方而勢峻。明皇以后，帝之新法也，其體博而勢逸。韓蔡諸人，承用新法，各自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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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隸不是憑空而來的，但它并不是簡單的復古，而是體現了審美情趣在這個特定時代的改變。如果和漢代的隸書相比，兩者最大不同在于取法不同，取勢各異。漢代隸書的基礎是厚拙古樸的篆書，從用筆、結構到章法，都十分生動，可謂不拘一格，而唐隸的基礎是唐楷，表現為點畫平直，結構端嚴，章法整飭，顯得規矩刻板。唐玄宗的隸書最具楷書特征，端正大方，點畫用筆有隸勢，但多用楷法為之，是唐代書法注重法度的體現。對于漢、唐兩代的隸書，清代萬經《分隸偶存》認為“漢多拙樸，唐則日趨光潤；漢多錯雜，唐則專取整齊；漢多簡便如真書，唐則偏增筆畫為變體，神情氣韻之間。迥不相同耳。”同時代的王澍《竹云題跋》中也講到“唐人隸書多尚方整，與漢法異。”漢唐隸書之不可同日而語已經大白于天下，但絕不能認為唐代的隸書就一無是處了。清代劉咸炘在《弄翰余沈》中對這個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凡文字一代自有一代之風氣，舉全風氣而論高下。則此代有不如彼代者，而一風氣中，亦自有高下。高風氣中之下者，或不如下風氣中之高者。”因此，我們應該以實事求是的態度進行分析，以便更清楚地看到它的特點。

從繼承的角度來講，唐隸實從魏晉而來，只是收斂了棱角，在肥重方面予以加強。啟功先生說過：“漢隸至魏晉已非日用之體，于是作隸體者，必夸張其特點，以明其不同于當時之體，而矯揉造作之習生焉。魏晉之隸，故求其方，唐之隸，故求其圓，總歸失于自然也。”一語道破天機！我們從幾塊碑刻就會明顯看到魏晉時期隸書的特點：《上尊號碑》和《受禪表碑》均為曹丕稱帝而立，是典型的官方隸書，書體方正、氣度莊嚴，但筆畫都呈方棱的尖角，過分強調波挑的裝飾效果，因而矯揉造作，有方板之病，很少有生趣，這就是魏晉隸書的特色。此時的《孔羨碑》，書法結體方整，字形長方，已變漢隸的橫勢為縱勢，筆畫方硬，挑法同樣呈方棱狀，特色更鮮明，實際上是隸書向楷書過渡的先導。還有清代出土的《曹真殘碑》字劃清晰，從中可以更好地窺見魏晉隸書的用筆面貌，其筆畫呈圭角，捺筆圓厚出鋒，和其他碑方棱的挑法不同。與它風格相近的還有《王基殘碑》，其點畫已趨向楷書的寫法，棱角漸去，勢皆方板，筆皆顯露，已經很明顯地看到唐代隸書繼承的影子。

那么，到了唐隸，呈現出的就是筆畫圓潤豐腴，波挑左右開張而無棱角，結構上狹下寬，反映了唐人崇尚豐美的審美情趣。同時，極講求左規右矩，方整端正，結構對稱，裝飾趣味特別濃重。漢代隸書變化多端，純出自然，一碑有一碑的特色，而唐隸則較為規范，與唐楷一樣法度森嚴。但唐隸線條富有質感，方整之中流露出一種光澤豐麗的美，這種雍容華貴的氣息，又是漢隸所不及的。唐隸筆畫之中雖然時露楷意，這是楷書通行時代自然的反映，從審美上來講，給隸書增加了新的意趣，這也影響到了后代隸書的發展。

唐代的隸書家，有案可查者不少。除了前文提到的唐玄宗外，后世提到最多的，有韓擇木、史惟則、蔡有鄰、李潮等人。韓擇木是韓愈的叔父，他的隸書在唐代曾被列為第一，《宣和書譜》評價為最高：“隸學之妙，唯蔡邕一人而已，擇木乃能追其遺法，風流閑媚，世謂蔡邕中興焉。”從《祭西岳神告文碑》看，他的隸書與一般唐隸不同，筆畫并不豐腴，用筆清峻遒勁，結構中緊，波挑四面開張，顯得窈窕而有姿致，這在唐隸中比較少見。應該說他的隸書比較接近漢隸，字形有方有扁，而有的略長，無排列如算子的弊病。然從氣息上看仍屬于唐隸的范疇。史惟則的《大智禪師碑》，字形俊美，結構比較緊密，其波挑以力出之，勁健而有姿致，這種以楷法入隸的風格是唐代隸書的典型。蔡有鄰的《尉遲迥廟碑》有漢人的風韻，但更整齊規矩。李潮是杜甫的外甥，杜甫曾作《李潮八分小篆歌》稱其：“八分一字直百金，蛟龍盤拿肉屈強。”從這些名家碑刻作品看，唐隸也是在接受傳統、繼承傳統的基礎上，有意無意地創造出來，并沒有完全丟掉傳統。客觀來講，時至今日唐隸的影響較小，在整個書法史上屬于面貌獨特但曇花一現，這也正是其獨特時代風格特點帶來的必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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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伯鷹《中國書法簡論》中認為：“就中國文字和書法的發展看，隸書是一大變化階段。甚至說今日乃至將來一段的時期全是隸書的階段也不為過。草書和楷書為千余年來流行的書法。它們在形體上由隸書衍進，固是無待多言的事實，尤其在技法上，更是隸法的各種變化。”就唐隸來講，它的重要影響在于確立了一種逐漸趨于肥美的審美風格。清代梁巘在《承晉齋積聞錄》中說：“至玄宗字肥，其后顏魯公、徐浩、王縉、蘇靈芝諸人字皆寫肥。”正是由于這種風格所帶來的影響，至顏真卿則憑借其對文字法度的深刻領悟以及深厚的藝術功底，廣泛借鑒秦篆、漢隸、北朝碑版與初唐褚遂良等人的書風，結合民間書韻，創立“顏體”，以雍容偉壯、雄渾樸厚、氣勢磅礴的盛唐氣象而開一代新風，最終確立了唐楷的法度，成為“二王”之后中國書法史上的又一座高峰，并且影響至今，達到了后人難以企及的高度。綜觀唐以后的書法史，宋元明三代的隸書都沒有脫離唐隸的窠臼。一直到了清代，這一藩籬才被逐漸打破，由于尊古之風盛行，清人開始關注漢隸，追求古樸拙厚，風格多樣的面貌，筆下的旨趣便也與唐隸迥然不同了。

（作者系書法博士、中國勞動關系學院副教授）

《中國教育報》2022年11月11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