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質均衡的教師隊伍是開展教學實踐、提升教育質量、促進教育發展的必要前提，也是實現教育公平的關鍵一環。然而，隨著社會、經濟的總體發展，城鄉之間在師資配置上的不均衡現象正影響著許多國家實現其整體教育戰略的進程。

澳大利亞地廣人稀，教育資源的分布極不均勻，特別是在各州的農村及偏遠地區，師資的緊缺和整體教學質量的低下使得學生無法享受與城市學生相同水平的教育，進而導致學生輟學率高、基準測驗成績低、高等教育入學率低等問題。這些問題通常又反過來制約著地區的整體發展。為改變這一現狀，澳大利亞聯邦政府自1987年以來出臺了一系列政策和舉措，在擴充偏遠地區教師隊伍、推動教師教學質量改革和減少優質師資流失等方面進行探索，以加強農村偏遠地區教師隊伍建設。

引入學校評級計分系統

早在1987年，澳大利亞便制定了針對不同學校的評級方法以及針對教師的流動計分系統，為各州范圍內師資的合理流動提供了總體的運行框架。在制定過程中，各州政府及教育部門會以澳大利亞聯邦政府的政策文件為重要參考基準，從而提升各區域內教師流動制度的連貫度與契合度。

例如，在對某一地區的學校展開流動等級評定時，各州決策者均將考慮以下幾個重要指標：首先是學校的偏遠性，通常由學校與州首府或其他具有一定人口規模的中心城市之間的直線距離決定；其次是學校的便利性，與學校獲得社區服務的難易程度及所獲得服務的質量水平緊密相關；再其次是學校的宜居性，即學校周邊的自然環境及人文環境，其中也包括所在地區的安全指數；最后是學校招工的困難性，它既是對前三項指標的綜合，也包含其獨立的因素，如學校對職工的各項要求以及學校的人員配額。與此同時，在滿足聯邦政府整體政策要求的前提下，各州及特區在對各自屬地范圍內的學校進行定級時也享有充分的自主權。

澳大利亞學校流動等級的制定充分展現了聯邦政府權力與地方民主自治的統一，這拓寬了教育決策的場域，目前該系統已發展成為決定教師遷調的重要參考依據，也是澳大利亞政府鼓勵、吸引優質教師資源前往偏遠地區任教的主要制度基礎。

建立教師流動管理制度

在對絕大多數公立學校進行流動評估之后，學校的流動等級以及教師相應的流動分數隨之確定，流動制度的宏觀框架也就初步形成。在此基礎之上，澳大利亞進一步在微觀層面上對教師流動制度進行了規定和闡釋，形成了一套更具體、更系統和更實用的管理制度。

首先，教師流動類型多樣，以適應各種現實需求。當前澳大利亞教師流動類型可大致分為四類：第一類為必要流動，指政府認為有必要對教師的工作地點進行調整時發出流動指令，具有一定的強制性；第二類為申請流動，通常是由教師本人主動提出調至其他學校任職的流動請求；第三類被稱為同情流動，是當教師或其親屬遭遇突發困境或急需處理的個人狀況時請求調動的情況；第四類是擔保回歸流動，指教師前往偏遠地區支教后，當局根據教師意愿為其提供一次流動機會。

其次，教師流動嚴格按照積分制度運行，以促進公平、合理的師資流動。澳大利亞的教師流動制度規定，任何類型的流動均需根據教師流動積分系統進行。每位教師的流動積分由任職學校的流動等級和教師在該所學校的服務年限共同決定，任職地點越偏遠、服務年限越長，所獲得的流動積分也就越高。除此之外，澳大利亞還出臺了多份針對流動積分制度的補充性文件，涉及促進教師的工作—家庭動態平衡、教師個人發展的正當需求、教師申請延期流動或中止流動等情形。這些補充性內容與積分制度軟硬結合、共同作用，在激勵教師參與流動積極性的同時，也有效兼顧了政府、學校、教師及其家庭的流動訴求，維護了制度體系的良性運轉。

最后，教師流動措施配套齊全，以全面提升參與者成就感、獲得感。為促進教師參與流動的積極性，澳大利亞還出臺了一攬子獎勵措施，從物質和非物質兩個層面嘉獎前往偏遠地區的教師。在物質層面，參與流動的教師可以享受租房補貼、氣候補貼、醫療補貼、招聘獎金和留任津貼等，間接提高教師收入。在非物質層面，流動至偏遠地區的教師不僅可以獲得更長時間的商務假、病假、產假等，還有機會免費參加由政府舉辦的職業生涯發展培訓和專業技能培養項目。

借助法律法規促進實施

澳大利亞注重通過構建相關法律法規體系來為制度的落地和生效提供保障。從政策的制定到資金的投入，再到對制度的修訂、完善和更新，澳大利亞的法治邏輯主要從國家和地方兩個層面促進教育公平。

一方面，在聯邦政府層面，發布綱領性全國農村教育水平和質量的政策報告，并制定多項涉及鄉村地區基礎教育的法律法規。例如，澳大利亞聯邦政府及其他國家部門機構先后頒布了《1976—1978三年報告》《澳大利亞農村學校教育報告》《人權與機會均等法案》《澳大利亞教育法》等多項政策文件，對從國家層面分析、把控、應對城鄉教育現實問題提供了宏觀指引和法律保障。

另一方面，在各州及領地層面，開展具有地域特色的立法活動，努力與地區現實融合接軌。此類政策法規體系是國家意志與地方特色的結合，也代表著教育法規與其他法規的有效銜接，既能高效應對本州難題，又能為其他州類似問題的解決提供思路指引和政策借鑒。例如，在原住民比例較高的地區，如昆士蘭州和北領地的偏遠社區，為更好地照顧當地的宗教習俗，當地政府出臺了符合原住民社區習俗和利益的發展計劃及相應的限制舉措，如在社區學校中專門制定實施了《酒精管理計劃》，形成了因地制宜的教育政策法規體系。

    開展持續評估尋求精進

在應對城鄉教育師資失衡的問題上，澳大利亞政府深刻意識到，問題的解決絕不是一勞永逸的，而是一個朝著理想目標無限接近的過程。因此，在積極建成相關制度體系的同時，政策制定者也對其價值、運作和成效展開持續動態的評估，從而使應對機制時用時新、與時俱進。綜合現有的官方文件，這種評估行為的著力點可概括成三個方面：

第一，對積分制度進行評估。長期以來，澳大利亞官方在綜合考慮偏遠指數、社會指數和勞動力空缺指數的基礎上，對流動積分制度進行了科學實證的考察分析。結果顯示，盡管官方已多次對流動積分系統修改完善，但當前制度仍存在一定問題，難以真實全面地反映當下師資供給所面臨的挑戰以及人口和社區的現實狀況。作為對策，澳大利亞政府需要重新擬定流動積分的計算規則，且必須采用以證據為基礎的方式對積分體系進行調整。同時，已制定的政策還須被置于一個持續評估的環境，使之不斷得到微調和更新，以及時反映影響政策運作的一系列動因并凸顯存在于偏遠社區的關鍵變量。

第二，對教師主體進行評估。城鄉師資失衡的核心是教師，明確這一點有助于找到問題產生和解決的關鍵著力點和最終落腳點。教師首先是作為“人”而存在，這也意味著教師群體有著符合自身特征的價值取向和利益訴求。基于這一點，澳大利亞對教師群體進行了分階段、重個體和全方位的評估。評估發現，在物質層面，教師的需求主要包括體面的薪資、良好的住所和完善的基礎設施；在精神層面，這體現為教師的情感需求和對進一步職業發展的渴望，在偏遠地區任教的教師希望通過接受專業的培訓來持續提升自身職業素養。多方位的動態評估，能夠使政策制定者深入了解教師群體的所想、所需和所慮成為可能，進而為后期針對性方案的設計打下基礎。

第三，對社會環境進行評估。國家的快速發展及時代的瞬息變化使現今的狀況已難以在過去的坐標體系中得到合理的闡釋，“因時而進、因事而化、因勢而新”既是必需，更是必然。在社會內部環境方面，過去的澳大利亞人非常注重“個體”的概念，而當前在有意流動至偏遠地區新南威爾士州的教師群體中，高達20%的教師明確表示期望入住共享公寓，而不是單獨居住。評估認為，生活在同一屋檐下，更有利于教師們建立起一個微型人際系統，加強他們與當地社區的聯系，對他們的情緒反應和身份認同均大有益處。而當前的激勵政策中，并沒有關于教師共享公寓的任何規定，這可以說是評估發現的一大亟待填補的“政策空白”。在社會外部環境視域內，評估結果顯示，增加國際教師移民配額也是解決城鄉教師供給失衡的一個有效手段。近年來，教師移民政策日趨嚴格，移民配額也持續收緊，對語言能力、專業背景的高要求讓眾多申請人望而卻步。因此，評估建議應借鑒聯邦政府為解決偏遠地區醫療隊伍短缺而推出的“全科醫生國際簽證項目”，適當放寬對申請人語言、工作年限等硬性要求，并輔之以偏遠地區學校定向工作協議，為更多的國際教師移民至偏遠學區提供快速通道。

（作者單位分別系南京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南京師范大學中國法治現代化研究院）

《中國教育報》2022年12月08日第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