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歲的紙條》是兒童文學領域近年來數量有限的非虛構作品中非常有價值的一部。選定了十四歲這一標志性年齡，聚焦了青春期自我意識勃發與社會化人格建構的關鍵年齡階段。借助與三十五個少年的紙條交流，如作品所述，達成了“追蹤心靈軌跡，力求真實、鮮活地傳達青春期少年生存現狀與精神世界”的愿旨。

紙條，是源自真實的孩子們的心聲，這無論基于現實意義還是文學意義，都是非常珍貴和有價值的。很多時候，我們以“文學”為載體，傳達少年群體的心靈困境時，采取了概括、提煉等文學上所稱的典型化的手法。這些文學呈現，可能源自一個“原型”的不斷生發，可能源自某個新聞事件的突然觸動，或者針對社會聚焦的某個兒童問題的文學虛構，像《十四歲的紙條》這樣，記錄少年心靈世界的真實聲音，對少年心靈困境做直接呈現，在此基礎上展開兩代人之間的對話交流的作品，是少之又少的。

《十四歲的紙條》達成了一種“鏡像”方式的自我審視，而且這種審視是雙向的，既是眾多少年的心靈鏡像，呈現了同齡人的心靈共性的問題，更構成了許多成人家長的行為鏡像。

三十五個少年的自述，有些是具有共性的話題，如“我的樣子”聚焦了幾個容貌焦慮、缺乏自信的孩子，或為個子矮，或為少白頭而自卑。“在人群中成長”聚焦“人際關系”這門社會課程，孩子們有的因自卑而關閉自己，有的刻意大大咧咧、戴上瘋癲的偽裝面具，可謂各具典型性。“為未來規劃”中則指向在智力等方面表現優秀，卻同樣深陷焦慮的少年，他們能輕易戰勝汲取知識等困難，卻無法戰勝要求極高又高度敏感的“自我”，或者背負了沉重的家人期待而瀕臨崩潰。借助這些紙條，我們看到了多個少年真實的內心世界。依托“紙條”這種相對間接的、隱秘的方式，他們坦誠地、無顧慮地表達自己的感受，傾訴自己的困境。在這些困境描述中，有不少令成年人觸目驚心的表達，包括對父母的蔑視甚至仇恨。如作品中那個優秀的女孩子對自己父親的描述：“我爸可以說是天底下最惹人恨的人，他小心眼、自私、膽小、一點兒氣量都沒有。”

在這些孩子的傾訴中，我們深深感到，即使時代文明已經進步如斯，但兒童觀的問題仍然是一個老問題。讓人想起魯迅先生早在1919年發表在《新青年》上的文章《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中講到的兒童觀問題：“父對于子，有絕對的權力和威嚴，若是老子說話，當然無所不可，兒子有話，卻在未說之前早已錯了。”“家的孩子”一欄，指向弱小的孩子逐漸選擇并形成的“討好型人格”。那些紙條，將孩子在最應該具有安全感和愛的溫度的家庭中，所遭受的精神暴力做了驚心的揭示。以愛之名，在日常點滴的言語、行為之中，對孩子施暴，這是應該被為人父母的成人們認真閱讀的。這個部分來自孩子的紙條占了主體，作家只在最后以簡短的篇幅，拋出了那個必須令成人警醒的現實：“如果家庭殘酷，小孩子真是逃無可逃了。”

當然，少年們的紙條，不但是一種共情與宣泄，也同時是一種紓解。作品中，也為小讀者勾勒了幾個參照系。有的孩子憑借自己強大的內心，尋到正確的應對方案。勇敢地靠自己作出正確選擇的少年，屬于正向的案例，達成了一種以紙條形式與少年分享心路的路徑，包括如何對待人生觀不一致的友誼，如何在更廣闊的愛好中化解當下的、身邊的困境等。

因此，這是一部沒有鮮花、陽光、綠草，缺少浪漫、溫情的兒童文學作品，“非虛構”屬性使這部作品更多地強調了交流的“功能”，意在客觀、犀利地點向各種問題的要害。作家有深刻的心靈洞察力，有推心置腹、設身處地的理解力，尤其擺脫了先驗的“正確”，擺脫了成人話語權威，擺脫了居高臨下的心態。讀到少年們激烈的言辭，作家并非如成人傾聽者往往會做的制止并迅速宣教“養兒當知父母恩”，而是就事論事、正視問題、分析問題。作家甚至會真誠地激賞，“你的桀驁不馴中有我非常欣賞的東西”，也會坦誠地“爆料”，“但是沒關系，我們都是這么傻過來的”。有了這樣可貴的認真傾聽，這樣尊重的、平等的溝通氛圍，紓解、交流、引導也才成為可能。

作家也有下重錘、講重話的時候。對第一個故事中迷惘的“月可”，有句話極具力量：“恭喜你！你正站在人生的入口處，生命的冒險即將開始。”以“生命的冒險”如此銳利的表達，而不是“未來的道路”之類持重穩妥的表達，以遠高于青少年的閱歷與視野，和與青少年思維發展特征相齊平的表達方式，給少年黯淡的心境以有力的沖擊，這是作家與少年之間有效溝通的法寶。作家還會對問題做犀利精準的解剖，重錘敲響的反思與重新認識，“把一切裹足不前都歸因于某種你可能無法改變的事情，這只是在逃避真實的人生”。

我并不了解心理療愈師的能力與等級，無法判斷作者章紅是多么優秀的青少年心理療愈師，但我可以判斷的是，章紅是努力以文學手段達成青少年心靈紓解與療愈的兒童文學作家之一。章紅從事兒童文學創作與編輯多年，這令這種以紙上形式展開的、兩代人的心靈交流，有了更具文學性的文字做載體，達成了更細膩深入的心靈交流，與更具共情力的交流效果。一方面，文中有許多個段落，引用了多位心理學家的箴言、警句，精悍而直指要害，具有說服力；另一方面，作家文學性的語言，同樣構成一劑觸達心靈的良方，即便并沒有在極端情感狀態下成長的少年，也同樣會對對話中的許多細節感同身受。文中這些感染力十足的句子，切中心靈困境的命脈，“當你由于某人不喜歡你而顫抖恐懼時，你夸大了這個人所擁有的智慧和知識”，“當我們改變了悲觀的認知方式，從羞愧的泥淖中拔出腳來，生活就像解凍的春水一樣又可以浩浩蕩蕩流往前方”，令人警醒，促人振作，引導少年突破自我的設限，尋到豁然開朗的成長天空。

（作者系太原師范學院教授）

《中國教育報》2023年04月19日第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