屯堡作為獨特的歷史遺存，其建筑既服務于戰斗、防御等軍事需要，又是屯堡漢族族群在堅守中原文化、江南文化過程中，與西南地區其他民族文化雜糅融合的微妙表現，還是明清民族地區屯堡漢族族群生存狀態的集中體現。屯堡建筑的獨特風格，與當地600余年的歷史沿革、地理特征、經濟社會發展都有著密切關系。屯堡建筑風格樣式的微妙變化，也映射出其中潛藏的屯堡漢族族群歷史、文化、生存發展的脈絡。屯堡漢族族群與周邊少數民族的關系，與清代遷入貴州的漢民族族群的關系，清中晚期當地的社會變遷，他們自身經濟文化等發生的變化，都可以從屯堡建筑的細微改變中找到端倪。

屯堡：亦軍亦農的屯聚

600多年前，明王朝平定西南后，在貴州設立衛所、立堡屯田、保衛中原入滇孔道。因此，貴州屯堡的政治、軍事屬性是第一位的。明晚期至清，隨著衛所制度崩解，新的漢族移民來到貴州屯堡地區，屯堡漢族族群的生存狀態發生了改變，屯堡建筑形制也隨之改變，展現出其與少數民族雜糅共處，同時希望融入新漢族移民文化圈的努力。多重動態變化的建筑形制，成為某種文化載體，折射出屯堡漢族族群在不同朝代、不同民族、新老移民之間博弈、融合及發展的結果。

屯堡建筑的總體特征，其一是軍事文化特征。“屯”屬屯田，《漢書》有“屯田渠犁”句；而“堡”則為軍事鎮守且兼驛站：《明實錄》載洪武年間“每堡置卒二百人戍守，且令走遞”。從清朝時記錄的安順地區“屯”“堡”地名可以清楚地看出二者功能之不同，部署位置也不同。安順轄區內最貼近安順也最靠東面的普定縣所轄馬軍屯、劉仁屯、宋旗屯等共78屯7堡，而位于普定縣西南的鎮寧縣（古稱鎮寧州）所轄四旗堡、劉官堡、半山堡等90堡2屯。打開貴州地圖可以清楚地看到，鎮寧的位置更靠西面，距離少數民族地區更近，負有鎮守之職，因此其所轄的“堡”遠多于“屯”；而普定地近安順，守土之責沒有那么繁重，因此“屯”遠多于“堡”。可見越靠近貴州西面，屯堡的堡壘功能越強，而越靠近中原腹地的方向，則生產功能越顯，各自界限比較明顯。

其二是主流文化特征。屯堡建筑體現了明清兩代的主流文化美學特征。這樣的建筑美學傾向，是屯堡漢族族群文化自覺的結果。費孝通曾說：“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自知之明是為了加強對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適應新環境、新時代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清時屯堡建筑保留部分明朝風韻，同時融合清朝審美、新漢族移民審美也正顯此意。

以歷史時間為經，以建筑樣式的變化為緯，可編織出歷史上屯堡漢族族群生存狀態的細致圖景，走進屯堡橫越600余年的滄海桑田。

屯堡：防戰止戰的堡壘

明中期以前，屯、堡位置皆在平坦的驛道兩邊或水源好、產出多的地方，居高臨下、四通八達。所謂屯堡選址“依山不靠山，臨水不傍水”，就是充分考慮了戰爭需要：既要背依大山，戰斗時可登高瞭望、觀察敵情，同時解決戰斗時的后顧之憂，但又不能緊靠山體，以避免敵方將自己逼入退無可退的絕境。既要選擇水源充足之地，便于屯田灌溉、生活用水，但又不能過分靠近水源，以免和平時期遭遇洪水泛濫之災、戰斗時遭遇敵人決水沖灌之險。從目前保存較完整的屯堡村寨規劃看，其防戰、止戰的堡壘意圖十分明顯。

布局上以軸線式布局和點線面分割布局為主。采取軸線式布局的村寨一般有明顯的防御方向，整個村寨用軸線切割成兩三份，軸線頂端是寨門。當敵人進攻時，可將兵力通過村寨街道機動調配，迅速部署到位。采用點線面分割布局的村寨，以寨中央空壩為點，向外輻射出縱橫交錯的小巷（線），小巷分割民居為各自獨立的區域（面），每條小巷既能單獨防御又可相互配合形成整體防御。

建筑整體設計可攻可守，敵弱則聚而殲之，敵強則燃放烽火待援；寨中有糧食有水源，小巷復雜、城垣堅固，可堅守數日無憂。與我國古代傳統的親緣族屬聚居的普通村落民居不同，屯堡石屋設計得低矮堅固，軍事堡壘的作用更為明顯，石屋之間互為犄角，守望相助。孫兆霞在《屯堡鄉民社會的特征》一文中認為，這是由于“在軍屯的特殊環境里，第一代屯民是由軍隊建制召集而來，只有軍銜等級之分，而無親緣族屬之別”。

在屯堡設立初期，屯軍的職責是要實現明王朝對我國西南地區的有效統治，保障貴州及由貴州入云南的道路安全、暢通，其居住環境和整村狀態較為封閉，同時由于屯堡在軍事、經濟、文化上的先進性，與當地少數民族間的交往可能較疏離，屯堡區域難免于常年動蕩。明萬歷《黔記》謂“我朝但因云南而從此借一線之路以通往來，一線之外，悉皆夷峒”。衛所存則道路通，衛所陷則道路塞。從這時的建筑形制可看出，屯堡漢族族群較當地少數民族而言相對安全富足，但仍處于較為緊張和隔離的生存狀態。

屯堡：族群文化的認同

明衛所制度銷蝕瓦解后，有屯軍逃至少數民族村寨生活，也有少數民族居民租種漢人土地，民族間隔離的狀態開始松動、崩解。清初，屯堡漢族族群與當地少數民族的關系更加緩和，但由于他們“前朝遺民”的身份，其總體政治地位在當時低于新遷漢民族群，而與當地少數民族等同。這種遭遇的趨同，使“漢夷雜處”局面進一步擴大。《黔南識略》載：“安平縣……通屬村寨皆漢、苗錯處。”《安順屯堡分布格局及其原因》中也有“安順府親轄地，五所十四枝……鎮寧州編枝十七”等描述。屯堡漢族族群與少數民族的居住空間逐步演變成“大雜居小聚居”的錯處形態。因此，屯堡漢族族群得以在這種情況下發展貿易。成書于清康熙初年的《滇行紀程》記載，屯堡中心的安順“賈人云集，遠勝貴陽”，間接反映清初屯堡漢族族群經濟狀況改善的生存狀態。屯堡建筑也逐漸轉變，出現了主流文化美學表達的傾向。如天龍屯堡崇尚詩書傳家，窗欞多用冰裂紋，寓意十年寒窗；而本寨生意人較多，窗欞則以體現福氣致祥的“卍”字花紋為多。最為典型的是門罩上吉語類的福（蝙蝠）、祿（梅花鹿）、壽（麒麟）、喜（喜鵲）等，都屬正宗傳統的漢族雕刻圖案。

葛兆光在《不要只問我從哪里來》一文中說：“‘認同’并不僅僅依賴于外在的族群特征，而依賴于什么可以是他們共同信賴的‘文化’以及它所形塑的‘制度’。”毛佩琦在他的《回到原點，從歷史出發》中提出：“標榜自己漢人的身份，提高內部凝聚力，強調內部文化共性，一致對外、抗衡外界日趨增加的安全壓力。”此時的屯堡漢族族群，用建筑樣式的改變，代表了其生存狀態的改變：對外彰顯漢文化的優越性；對內強調文化的同一性，產生了內向文化認同。

屯堡：歷史演繹的沉淀

清中晚期，因社會動蕩，屯堡建筑的軍事防御性質再次得到加強，藏區傳來的“碉樓”也進入屯堡——也有學者認為屯堡的“碉樓”來源于明朝的“望樓”建筑，因當時戰爭的需要加以改造，遂成今天所見的碉樓形制——姑且錄此存疑。碉樓一般用作屯堡防御建筑的連接點、瞭望點、火力點，戰時可瞭望警戒，可作為戰斗指揮部，可供居民避難；和平時期則用于防備盜匪，屯糧儲物。

咸豐、同治年間，貴州奉朝廷令，施行“堅壁清野”法。這一政策鼓勵民間自保，促進村寨堡壘化，安順屯堡碉樓大量出現，并持續至民國。安順屯堡“云峰八寨”之一的本寨村，有七座始建于清末民初的高大碉樓，將整個村寨置于其保護之中。在這一段歷史時期里，碉樓等“新式”屯堡建筑早已不復屯堡初建時的榮光，不再是先進軍事、經濟、文化力量的代表，轉而變為保境安民、亂世圖存的工具。既要抵擋太平軍、少數民族起義軍的反復奔襲，又要抵抗當時腐敗政府的強取豪奪，只能在石質碉樓里艱難求生。當時的新遷漢民族群稱呼屯堡漢族族群為“鳳頭雞”，從這一略帶蔑視意味的稱呼可知當時屯堡漢族族群的生存狀態和社會地位。費孝通先生雖明確當時的屯堡漢族族群是“漢裔民族”，但同時也認為其屬于“漢族下位集團”，這無疑是屯堡漢族族群發展中的“至暗時刻”。

屯堡建筑作為民族文化的載體，傳達著傳統文化的沉淀與演繹。屯堡的建筑非筑于一時，非筑于一世。它折射出的是屯堡漢族族群當年在貴州的生存狀況，是時移世易下屯堡漢族族群的堅守和變通，是屯堡漢族族群在不同歷史階段的生存狀態，它矗立無言，卻凝固著人文歷史的桑田滄海、萬語千言。

（作者單位系貴州廣播電視臺）

《中國教育報》2023年05月26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