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方志敏等共產黨人創造的贛東北革命根據地是當時全國六大根據地之一，被毛澤東同志稱贊為“方志敏式”根據地和“蘇維埃模范省”，為老區精神的形成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贛東北革命根據地各項建設能夠卓有成效地進行，與人民群眾對黨和蘇維埃政府的廣泛支持密不可分。贛東北老區人民是老區精神的創造者和踐行者，尤其在對黨的忠誠和熱愛方面堪稱模范。方志敏曾在獄中寫道：“群眾對蘇維埃的信仰和擁護，日益增高，他們誠心的服從蘇維埃的指導，蘇維埃決定要做的事，不用一點威力和強迫，他們都樂意的去做。他們寧愿犧牲一切，幫助蘇維埃，他們愛護蘇維埃，比愛護他們的家庭還更懇切！”“贛東北群眾革命的忠誠，對革命領導同志的愛護與在斗爭中的刻苦和頑強，都是值得贊美的。”還有一個細節可為力證。據方志敏獄中回憶，在推銷粉碎敵人第五次“圍剿”的決戰公債時，蘇區的男女老少，都拿出錢買公債票。樂平有一位婦女買了300元的公債票。發行10萬元決戰公債票，實際購買結果超過預定額4萬元。在當時極端困難的條件下，群眾仍然無條件地選擇相信和支持中國共產黨，這份忠誠與熱愛感人至深。

從根本上講，贛東北人民對黨和政府的忠誠和熱愛并非自發產生，而是與贛東北革命根據地實行的教育政策息息相關。正如瞿秋白所說，教育也是階級斗爭的武器，只有無產階級領導的蘇維埃教育才能夠真正贊助革命戰爭。蘇維埃革命最主要是發生在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和知識文化水平極低的農村地區，極低的受教育水平成為黨動員廣大工農群眾參加革命的最大難題。因此，教育成為其中不可或缺的環節，它對革命動員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尤其是在精神層面。

從初創時期開始，贛東北革命根據地就一直將教育當作革命政策的一部分，教育始終圍繞革命而開展，讓更多的人接受教育既是革命的直接手段，也是革命的直接目的。信江工農兵代表會議（蘇維埃）政府政綱中明確，“發展社會教育，提高群眾文化程度”，“設立補習學校，救濟失業的成年青年群眾”，“發展普通教育”。隨著根據地范圍的不斷擴大，蘇維埃文化教育工作更加卓有成效，1933年，在閩贛浙省蘇維埃教育部關于七、八兩月文化教育工作的突擊計劃中，建立鄉俱樂部達到357所，參加工農補習夜校人數達到2萬人，參加識字班的人數達到4萬人，列寧小學學生達到10005人，固定讀報者達10萬人。蘇區通過廣泛而免費的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極大地改善了蘇區人民群眾的識字水平。例如，弋陽縣占根據地人口95%左右的文盲，已有80%以上擺脫了文盲狀態。第五次反“圍剿”前，閩浙贛革命根據地中心區域的青壯年（特別是軍隊中），基本掃除了文盲。識字狀況的改善，為提高工農大眾的政治文化水平和思想覺悟奠定了基礎。經過反復的宣傳教育，越來越多的工農群眾不同程度地接觸和掌握了諸如階級、革命、蘇維埃等許多的政治名詞、概念以及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土地革命等基本理論知識，增進了他們對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認同和對革命事業的支持。同時，教育使蘇區逐步形成了一種嶄新的為蘇維埃政治和經濟服務的革命文化，這種革命文化在加緊工農群眾的政治教育、提高工農群眾的文化水平、鼓勵工農群眾的斗爭情緒、堅定工農群眾對革命斗爭的勝利信心與決心、粉碎反動統治階級麻醉工農群眾的精神工具——封建迷信和國民黨教育、把工農群眾團結在革命的階級戰線、爭取革命戰爭的完全勝利等方面，發揮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總而言之，教育是老區精神形成的重要基石。革命戰爭年代，老區人民選擇中國共產黨并忠誠和熱愛共產黨，絕非一時興起，也非權宜之計，而是經過反復教育漸進形成的政治覺醒和理性選擇的結果。新時代大力弘揚老區精神同樣離不開教育的力量。我們要通過教育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引導領導干部和青少年永遠珍惜、永遠銘記老區和老區人民的這些犧牲和貢獻，繼承和發揚老區和老區人民的光榮傳統，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不懈奮斗。

（作者單位系上饒師范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方志敏研究中心）

《中國教育報》2023年06月15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