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人居然也用1、2、3來計數？40多年后，回憶讀小學時在鎮電影院看亞運會紀錄片所產生的巨大疑問，我不由得啞然失笑。笑過自己的幼稚之后，我反思自己愛上不斷進階升級、挑戰自我的閱讀，并且努力將自己讀書、教書、觀察、思考的體會寫成文字，是為了滿足自己的好奇心，為了弄清來龍去脈，為了尋找方法論和價值觀。

剛讀小學時，我為了借到《白毛女》《紅燈記》《紅色娘子軍》等連環畫看，幫同學做作業、打掃教室，真是干勁十足。后來我父親到村小教書，我就纏著父親借學校的《人民文學》《解放軍文藝》給我看——三四年級的我讀這些雜志，其實只是囫圇吞棗、似懂非懂。初中讀《賊狼灘》《紅巖》《野火春風斗古城》《水滸傳》《西游記》等長篇小說以及“世界之最”科普系列。讀中師時，聽廖澤鈞老師作《紅樓夢》講座，從此不可救藥地愛上《紅樓夢》以及紅學著作；與此同時，我到圖書館借閱列夫·托爾斯泰、果戈理、契訶夫、肖洛霍夫等俄蘇作家的小說；癡迷于王蒙、李國文等人的意識流小說，并由此一窺弗洛伊德心理學、薩特存在主義等現代思潮的堂奧。

在做文學青年夢的同時，我也看其他學科的書。有一次我看到“巴拿馬地峽”這個說法，自己捉摸不透，于是問地理老師，沒承想老師也說不清。參加工作后，我訂閱《小說評論》《當代文藝思潮》等刊物，到武漢配眼鏡時買到袁可嘉主編的《外國現代派作品選》（第一冊上、下）。不管是文學、美學、哲學、心理學，還是地理、歷史、天文、生物，不少書讀起來似懂非懂；有些實在難懂，讀幾頁就被迫放下。但隨著閱歷的豐富、理解能力的提高，對現實和歷史的體悟逐漸加深，后來再讀就能理解了，如伍爾芙《墻上的斑點》、卡夫卡《變形記》、艾略特《荒原》、貝克特《等待戈多》、馬爾克斯《百年孤獨》以及意識流、表現、荒誕、夸張、魔幻等手法，都能豁然貫通。極度陌生的手法及其所承載的思想，冥思苦想之后的恍然大悟，讓我有一種挑戰自我、不斷升級的愉悅感。在我看來，這種愉悅與阿基米德歡呼“尤里卡！尤里卡！”的巨大喜悅不相上下。

在互聯網進入尋常百姓家之前，喜歡琢磨的我為找尋答案往往煞費苦心。在教學、自學過程中，產生了一些疑問卻百思不得其解。我抓住一個機會，列了十幾個問題，比如象征與比喻的區別、表現手法與寫作手法的區別等。同事的親戚是在大學教現代漢語的朱楚宏老師，他一一回答了我的問題，并給我開了一個書單，語重心長地說：“如果想在教學和寫作上真正登堂入室，還是得走正道，讀這個領域的權威教材，這樣才能弄清楚方法與體系；看那些抖機靈、戲說搞笑類的文章，只是圖一個樂子，不能獲得真正的知識、方法與價值觀。”聽到這番話，我不由得羞愧赧然，心里暗暗下定決心，今后要讀那些名門正派的正經書。但后來我沒能做到系統化閱讀，仍然是東鱗西爪的野狐禪套路，卻也不受學院派束縛，多了一些逍遙自在、聽憑興趣的自由閱讀。

我剛開始讀師范時就在郵局買過《讀書》，還訂閱過《書林》《書城》《書屋》《隨筆》《萬象》等，這些雜志起到了引路人的作用，讓我的閱讀興趣集中在文學藝術、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等領域。互聯網成為生活必需品后，我手機上排在第一位的就是百度APP，電腦上常用的搜索引擎是bing。借助這些工具，我的好奇心得到滿足，視野變得開闊；在教學過程中，我注意引導學生學會設置搜索關鍵詞，學會滾雪球似的由此及彼、串起知識、建立體系，學會甄別信息真偽，學會糾正信息訛誤，學會引用成果并遵循學術規范，學會辨別網絡文章的優劣、訂閱優質公眾號。

尋找行之有效的思維方式、表達手段、做事方法，不沉迷于空泛浮夸的屠龍之技，不醉心于尋求解決所有問題的萬能公式和宇宙真理，是我讀書、閱世、思考之后的體悟。2013年9月，我受《名作欣賞》副主編孫明亮之邀，擔任學術主持人及撰稿人，對《美國語文》《國文百八課》《國文》等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的高中語文教材進行學術觀察。我深感自己學力有限，于是鉆研漢斯·加達默爾的《真理與方法》，試圖以詮釋學作為工具，對語文教材進行研究。在研讀《真理與方法》的過程中，開始也是懵懂迷惑，不理解該書的體系，不理解詮釋學為什么要分析教化、歷史等，甚至認為書名大而無當。仔細琢磨目錄和體系，特別認真鉆研有關理解、語言、審美等相關論述，我大致上弄清了詮釋學的精髓所在，并以此為利器，開始了我為期一年的教材觀察之旅。

不滿足于已有的方法和工具，別求新聲于異域，信奉“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古訓，走在不斷尋找好方法的路上。永不故步自封、因循守舊，不斷向新的領域拓展，挑戰自己的理解、讀書、寫作極限，求教于學生和同事，我努力理解虛數、加速度、時空關系、薛定諤的貓、黃道面等理科內容；跟上時代步伐，學習AI、人工智能、元宇宙、ChatGPT相關知識；2018年1月4日，趁學生回國探親的機會，促成學校邀請在谷歌擔任高級工程師的王晶面向學生作AI方面的報告；邀請廖佳軍博士作個人規劃、不斷進步的報告；同時我擔任召集人和撰稿人，邀請王晶、楊林柯、殷國雄在《中國教育報》上開展AI話題的討論；在《師道·人文》上發表人工智能與教育之關系的隨筆，并被多家網站轉載。

人們通常認為社科、人文學科可以天馬行空、任意東西，不需遵循嚴格的規則，也沒有公理、定理、公式、定律等依托或束縛。但實際上不是這樣的，卡爾·波普爾在《猜想與反駁》里提出的“猜想—反駁”方法論，給我打開了一扇認識人類文明不斷進步的新視窗。具體而言，無論是作文還是觀察歷史與現實，循著“提出假想—收集材料—邏輯推演—證實或證偽”的程序，才有可能得出一個站得住腳的結論。研讀經典讓我加深了對這一觀點的理解。馬克斯·韋伯的《中國的宗教：儒教與道教》分別從“城市、君侯與神祇”以及“封建國家與俸祿國家”的角度來研究中國，就好像物理學、天文學用望遠鏡、射電望遠鏡觀察宇宙，生物學用顯微鏡觀察微觀世界一樣，既有工具與方法的全新轉換，又有思想與結論的新穎獨到。何兆武、柳卸林主編的《中國印象:外國名人論中國文化》則讓我認識到，批判質疑、實事求是、一分為二等科學精神，如何在人類最杰出的思想家觀察中國時體現出來。費孝通的《鄉土中國》是高中整本書閱讀書籍之一，旨在訓練學生在進行社科人文思考、寫作時應具備的科學意識。

讀書的主要目的是吸收人類文明的智慧成果，這樣既得到思考的樂趣，又能指導自己的教育教學與現實生活，還能為自己找到安身立命之本。讀書、寫作與閱世，相互印證、互文見義、相得益彰，讓我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遠，走得更穩。

（作者單位系湖北省仙桃中學）

《中國教育報》2023年07月12日第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