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科學者大概都有一個共同的愛好，就是買書。雖然學校就有很大的圖書館，市里和區里都有公共圖書館，更不要說國圖，但學者們還是會買書，并且會努力經營自己的藏書。我也有自己的“書房”，實際上是書庫，什么書，我都舍不得散，所以越積越多。過去還在學校管理崗位上時，我的辦公室曾經在二層，層層疊疊，堆滿了書，以至于管后勤的副校長多次來查看，說是怕我把樓壓塌了。

我的導師芮沐先生，先是住在蔚秀園，書房面積很小，除了書之外，只有一桌一椅。學生去找他，師母就臨時拿出一把折疊椅，支起來讓學生坐。后來芮先生搬到了燕南園，他的書房就寬敞了許多，但書更多了，剩下的空間依然很小，學生來了，仍舊像原來一樣，和導師坐得很近。芮先生喝過洋墨水，見過大世面，師母也是有文化的人，畢業于燕京大學，他倆都長壽。芮先生一百歲的時候，還惦記著吃烤鴨，我從增光路的“九花山烤鴨店”打包了送去。師母聽說我睡眠不好，就告訴我，每天睡前看幾頁英文小說，一會兒就困了，“這是秘訣”。

李志敏教授也是我的老師，他不僅是法學教授，還是大書法家。他家里，也有間非常簡陋的“書房”，一張折疊圓桌就是他讀書寫字的地方。學生和求墨寶的客人，往來不絕。他就在那圓桌上寫毛筆字，站著寫，執筆很高。他對我說，“想干的事情就去干，不要想那么多，沒有用”。他是看出來我的性格有猶豫不決的一面，想要“當頭棒喝”。不過，性格的養成，既有先天的因素，又是由幾十年的人生經歷造成的，不容易改變。李老師的性格其實也并不那么剛猛，就如同他寫的字，以碑入草，碑帖融合，剛柔相濟。

趙寶煦先生既是我的老師，又是我父親的老同學、老朋友，我對他非常敬重，也非常親近。他晚年搬到了藍旗營的大房子，有不小的書房，可里面除了他自己的座椅空著之外，客人的座椅上也堆著書。我進屋之后，他得搬開這些書，我才有地方坐下。

還有白化文先生，他是我認識的對聯寫得最好的當世學者，也是我認識的一個大文化人。他搬到溫泉西邊的寓所后，我曾多次去看望老人家，每次就與他坐在書房里聊。他的書房里全是書，桌子上堆滿了，窗臺上也堆滿了。老人家八十多歲高齡的時候，依然每天“爬格子”，稿約不斷。我勸他別這么辛苦了，他說：“人家找我寫東西，說明我在人家眼里還有用。等人家都不找我寫了，說明我也沒用了。”老人家說話幽默、實在，說明他活得非常通透了。現在我也成了“老教授”，想起白先生當年說過的話，覺得很適用。今天還有朋友和學生來約我寫文章，說明我還有用，我手里的筆就不能停下來。

講了這么幾位老先生的書房，一方面是想說，“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書房大與小，書多與少，都沒關系，關鍵看人，人是君子，那不拘小節也不是啥毛病，反而讓人覺得光風霽月，天高海闊；另一方面，也想為我自己的書房如此擁擠、雜亂“辯護”幾句，我的老師們就這樣，所以我也這樣，而且比老師們還不講究，這可不能都怪我。

看著這本《坐擁書城》里北大教授們的書房，如此整潔美觀，如此雅致大方，我由衷地表示羨慕和敬佩，可惜自己學不來；而且，書要適時聚，也要適時散，我所崇敬的湯一介先生、鄧廣銘先生等好多老先生，都把自己的藏書捐給了北大。我現在要開始對書房做減法了。如果年輕一輩的學者愿意接，就應該把書送給他們。做學問，就應該一代比一代強，譬如積薪，后來居上。怕只怕年輕人看不上這些書了。

在我心里，書房好比為學者量身定做的“衣服”，他們穿著合身不合身、舒服不舒服，只有自己知道。學者，也就是書生，手無寸鐵，無權無勢，只有這幾平方米的書房是屬于他（她）自己的，他（她）就是這里的“國王”，怎么舒服就怎么來吧。

圖書館呢？當然很好，大學者們都會花很多時間在圖書館里待著，但那畢竟不是自己的“衣服”，是為大家服務的。文章是自己的好，書房也一定是自己的好。

書房還是學者“干活的地方”。我在工廠里干過，聞到機油味兒，就知道該勞動了。書房也一樣，那里有學者最熟悉的味道，有那種氛圍，身在其中，寫作就有靈感，思考就有靈光。

書房當然能看出一個學者的個性、習慣、格局等，他們選擇什么樣的書籍、怎么安放這些書籍，都在不經意間透露出好多信息。仔細研究大學者的書房，或許能摸到一點兒治學的門道。

一個好的學者，不能沒有書房；一所好的大學，也不能不千方百計為學者們經營和保障安靜的書房。這是學者們安身立命之所在，天下很大，書房很小，可在學者眼里，書房就是天下。待在自己的書房里，就好像魚兒在水、鳥兒在天，自由自在；對著一架又一架的書，那萬家的憂樂、百年的興衰，都了然在心了。

（作者系北京大學法學院博雅講席教授）

《中國教育報》2023年07月12日第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