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黑龍江考察時首次提出“新質生產力”這一重要概念。今年1月底，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對發展新質生產力作出全面闡釋和系統部署。今年3月初，新質生產力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新質生產力這一筑基于顛覆性技術和新要素條件的中國式現代化新話語的生成，意味著傳統工業化經濟增長方式必然讓位于新型工業化經濟增長方式，按照“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推進高質量發展。對于特別強調產教融合、增強適應性的職業教育來說，若要高質量發展，全面推進適應新質生產力需要的培養目標、課程模式、治理體系等各項改革尤為迫切。筆者認為，推進職業教育改革的基礎工作是，要認識并走出傳統工業時代職業教育話語體系的實踐困境，加快構建與新質生產力相適應的中國職業教育新話語體系。

語言是存在之家，話語體系蘊含思維邏輯和理論范式。傳統職業教育話語體系的主導思想是效率主義，也稱泰勒主義或福特主義，生成于電氣技術革命及其引發的工業效率運動，理論源頭是斯賓塞社會達爾文主義，而后在科學管理理論和行為主義心理學的不斷加持下，使物本邏輯和效率目標成為職業教育理論建構的根基。傳統職業教育話語體系的關鍵詞取自工業生產流水線，諸如訓練、標準、規格、規模、適配、好用等等，特別強調工具效率功能，與之相應的課程開發原理主要是行為主義“刺激—反應”學說，與之相應的人才培養目標是“合格產品”，用職業教育課程論之父博比特的話說，即“職業學校從頭到尾的工作都是為了同樣的產品”。應當承認，傳統職業教育話語體系恰切地詮釋了傳統工業時代生產力對標準化、技能型“高效勞動者”的批量需求問題，但是在今天卻已無力詮釋新質生產力對多樣化、思想型“創新勞動者”的迫切需求問題。

新質生產力以科技創新推動產業創新，以數智技術重新配置效率，傳統工業生產效率必然被新型工業化的全要素生產率所取代。因此，在重塑產業形態和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的背景下，如果職業教育話語體系依然在“刺激—反應”的行為主義世界中謀求生存，那么職業教育不可能實現自我拯救，更談不上有拯救他人的技藝。筆者認為，當傳統工業化轉向新型工業化、傳統生產力轉向新質生產力的時候，職業教育話語體系的邏輯基礎應當從物本轉向人本，主導思想應當從效率主義轉向生命主義。事實上，2022年底，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深化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改革的意見》，提出了職業教育變革的“五大轉向”，包括功能定位由“謀業”轉向“人本”，改革重心由“教育”轉向“產教”，服務場域由“區域”轉向“全局”，發展路徑由“分類”轉向“協同”，辦學主體由“單一”轉向“多元”，筆者認為這是對職業教育話語體系從效率主義轉向生命主義的政策引導。

職業教育話語體系轉向生命主義具有重要的生產力變革意義。首先，生命主義與新質生產力的底層邏輯相適應，強調高效能和高質量源自人的思想創造和技術創新，而不是密集型勞動力的比拼。其次，生命主義與新質生產力的生態性系統相適應，重視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以及人與自我的多重關系，使職業教育從“跨界”場景轉向“生態”場景。再次，生命主義與新質生產力的成長性特征相適應，新質生產力的成長性好，它要求技能人才的“再技能化”過程，不能是技能的靜態遷移，而是技能的向上生長。特別值得指出的是，職業教育的生命主義話語體系在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土壤中孕育和生長，如《易經》講：“天地之大德曰生。”中國近代實業家、政治家、教育家張謇以“大生”為企業命名，就是濟世救民的民族企業家的生命主義精神的體現，這種精神也是發展新質生產力所不可或缺的。

（作者系深圳市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深圳職業技術大學新時代中國職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中國教育報》2024年03月12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