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個降臨到這個世上的人，都會有自己的使命。所不同的是，有人很早知道自己所從何來、所將何去，于我而言，這場生命之旅留下了來自杜威和陶行知的深深印跡。

陶行知出身貧寒，無論生活求學，都一路坎坷，備受艱辛。他寧愿脫下西裝，換上長衫，來到街頭巷尾、田間地頭，為貧寒子弟、升斗小民作思想啟蒙。

2006年，我在偏遠的農村學校，初入教職。所住寢室，門口有一“水簾洞”，每次外面下雨就形如水幕，須撐傘而入。相比簡陋的條件，教育的難題更多。孩子習慣了村野間的自在與爛漫，對各種校園規矩不屑一顧——曠課逃學、沉迷游戲、敷衍了事者，一茬一茬，一撥一撥，難以禁絕。當時的困頓，是真實的。我整日充當“救火員”“調解師”“刑偵手”的角色，精神陷于價值迷失，以為年華錯付，晨鐘暮鼓，了無生色。

作為教育人，幾乎每個人都熟悉那句“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但試問如何理解，心底里是否認同呢？或許，得打上重重的問號。我沉潛著，扎根著，讀陶行知的點點滴滴。《陶行知選集》中有不少張伯苓“人生至暗”的細節片段，這令陶行知下定決心：國家之改造，不在于器物或技術，而是“人”之本身。改變人的手段，首選教育。理解了這一層，我心向澄明，選擇走一條“抵抗力最大的路”。學校時常邀請各路方家、大咖講學，留下大量錄音，繁瑣的“音轉文”工作，我主動請纓，常通宵達旦，整理文字。未承想，三四年間，我對東西方教育理論頗為了解。

與此相伴的，是我養成了閱讀與書寫的習慣。在人人談論“課堂翻轉”的時節里，我的教海里，沒有翻起一朵浪花。我只在“不務正業”地遍閱典籍，尋找為生命打底的書，記錄觸動心靈的每一個字。鄉村教育是需要重構的，今天的“情境”“大單元”“關鍵能力”，就是把原本抽離的時空、情感與精義，統統還給學生，讓學習“真實地發生”。

師生何以在一二十年后，還彼此珍視？就在于共同找到了一條心路。如陶行知所說，讓教育真正活了過來。“活的教育”，當下依舊念茲在茲。于是，我自得其樂地在鄉村學校做“麥田的守望者”。直到2013年的夏天，一場新變故的來臨。

“美好的教育，即是一種美好的生活”，陶行知最為世人樂道的，是他的生活教育。人生天地間，教育被放大到整個時空當中，它直接形成人的經驗，它也直接融在人的呼吸、心跳、感受、思維之中。

2013年的夏末，隨著學校拆并的消息傳來，我被轉移到城區學校工作。環境巨變，條件迥異，可作為的空間大了很多。我鐘情于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對其提出的生活力，也有不少研究。所以，想嘗試開展自己的教育研究。

一方面是理論建設。我力圖系統對比陶行知與杜威的教育思想對我國教育的影響。對此，我申報了獨立課題，在省市兩級陶行知研究會的指導下，走遺址、下學校、開論壇，廣泛采集資料、傾聽百家善言，終于在2018年集結成果出版《用生命的母語做教育——陶行知與杜威教育思想對比研究》。這本薄薄的小冊子，獲評江蘇省優秀哲學社會科學成果二等獎。

2020年初，我沿著這一思路，繼續把陶行知的“教學做合一”與杜威的“做中學”作為研究主體，在《教師月刊》開設“中國教師的‘做中學’”專欄，以每期一人的形式，花費兩年時光，全景呈現蔡元培、蔣夢麟等“大先生”群體，以其“做”與“學”、“行”與“知”呼喚讀者（主要是教師）在甚囂塵上的浮躁氣氛中，回歸教育理性、重塑教育精神。

另一方面是實踐操作。切實把生活教育“變現”在課程中，匯聚成可觀、可觸、可遷移、可借鑒的向上力量，意義重大。我以孩子的生活經驗為軸心，帶領團隊從地理學科切入，設“詩歌+”“漢字+”“地名+”等幾大研究小組，意圖建構出一個多態而凝集、熟悉而新穎、宏闊而細微的大地理課程群。2021年，《古詩詞中的地理課》（一套四冊）成功出版，2022年繼而開發為線上課程，為疫情防控時期的教學難題，貢獻了綿薄之力。2023年，南通市地理教師培訓基地掛牌，我將帶著更多人，行走在生活教育之路上。

15年來，我在“陶研”的路上，內證精神，外彰真義，既一刀刀雕琢、研磨個體的生命質態，又一聲聲、一寸寸為光大“愛滿天下”的行知理想，矢志不渝。

（作者單位系江蘇省南通市通州區金沙中學）

《中國教育報》2024年05月06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