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工智能時代，我們不僅需要知道哲學家、文學家、歷史學家、社會學家、藝術(shù)家是如何認識世界的，還需要知道科學家是如何認識世界的。

　　作為一個中學數(shù)理化成績欠佳的文科生，上大學之后可以沉溺于文史典籍，更像是一種擺脫。我到工科大學任教，也只是從一個人文學者的角度去講授文化通識課，雖然盡力了解工科生的閱讀狀況與精神狀況、兼及古今之別，但從未想過讀科學書，溝通科學與人文。

　　去年，我與一位研究科學哲學的朋友聊天，聊他讀過的科學書以及科學書對他的影響，他特別推薦了馬克斯·普朗克的《科學的方向》、理查德·德威特的《世界觀：現(xiàn)代人必須要懂的科學哲學和科學史》。一讀之下，非常驚喜。之后，我又在網(wǎng)上聽學者們導讀百部科學經(jīng)典，聽到特別感興趣的，就買來細讀，真是讓我大開眼界、知所未知，收獲頗豐。

　　收獲1：“怎么說”比“說什么”更重要

　　科學閱讀激發(fā)了我對科學的興趣、加深了我對科學的了解。

　　“學生時代的我一直不擅長科學課，雖然大多數(shù)時候我都努力想學好它，但是我似乎不具備那種頭腦。”“我還記得，各式各樣的神秘符號包含著一連串令人眼花繚亂的信息，可是那些人竟然能弄明白它們。”（比爾·布萊森《萬物簡史》“中譯本序”）

　　布萊森的話給了我同情的安慰。在我印象中，中學數(shù)理化學習約等于學教材、做題，至于各種命題、公式是怎么發(fā)明的，背后有什么意義，這門科學是怎么發(fā)展的，不甚了了。此番閱讀科學書，極大地增進了我對科學的興趣和了解。

　　“在哥白尼生活的時代，可以在研究中使用的經(jīng)驗數(shù)據(jù)仍然以肉眼觀察為基礎(chǔ)，而這些數(shù)據(jù)與托勒密在研究中使用的數(shù)據(jù)非常相似。”（《世界觀》）讓我沒想到的是，早在望遠鏡發(fā)明之前，托勒密、哥白尼僅僅通過肉眼觀察加上以數(shù)學為基礎(chǔ)的推理，就分別發(fā)展了地心說、日心說去解釋宇宙的結(jié)構(gòu)。這讓我想起蘇秉琦通過摸陶片解碼中華文明的起源，科學研究也和人文研究一樣，除了嚴謹還有玄妙，經(jīng)驗和推理互相支持。

　　按照德威特在《世界觀》中的說法，真理有兩種類型，不僅有“真理符合論”，還有“真理融貫論”。“根據(jù)真理融貫論，決定一個觀點為真的因素是這個觀點與其他觀點連貫一致或緊密結(jié)合”，“真理融貫論的支持者更傾向于秉持工具主義態(tài)度”，而“對工具主義者來說，一個可接受的理論可以給出預測和解釋，至于這個理論是否反映或模擬現(xiàn)實世界，并不是一個重要的考量”。

　　科學家不僅對真理有著多元化的看法，對于獲得真理的途徑也有著激烈的爭論。例如，玻意耳用空氣泵做實驗，證明真空的存在。霍布斯則認為，實驗產(chǎn)生的知識是不準確的，只有通過理性推理得來的知識才是真理。（參見《利維坦與空氣泵：霍布斯、玻意耳與實驗生活》）

　　讓我沒想到的是，通過實驗獲得科學知識居然在科學史上還有過如此激烈的爭議，并且，爭辯的一方居然是《利維坦》的作者、“政治哲學家”霍布斯，我再次感受到人文與科學的研究并非區(qū)隔分明，也讓我有了跟身邊工科老師了解科學的興趣和背景。一有合適的機會，我就會向他們請教我讀科學書過程中遇到的疑問以及他們在做什么研究、是怎么做的，這種交流讓我對科學有了更直觀、更具象的了解。

　　收獲2：科學閱讀拓展了我的哲學視野

　　我的專業(yè)雖是中國哲學，但我是從文學轉(zhuǎn)到中國思想史，進而轉(zhuǎn)到中國哲學的，雖然一直加強西方哲學的訓練，但總覺得不夠。費希特《人的使命》是我多年前自修西方哲學的入門書，此書試圖“把讀者從感性世界不斷引到超感性世界”。當時雖然一讀再讀，但囿于常識，諸多不解，甚至對《人的使命》為什么要討論知識的來源問題都有些迷惑，這次讀科學書，我發(fā)現(xiàn)科學家也在討論同樣的哲學問題。

　　例如，《科學的方向》第二章就取名為“外部世界是真實的嗎？”普朗克說：“到這里，嚴肅地說，我們應(yīng)該因此放棄上述最初的觀點——即只有基于個人本人的直觀感受等原始資料，才能構(gòu)成科學真理的可靠基礎(chǔ)。”如果說哲學尚是一種“玄學”，討論同樣一個問題，科學家的著述對于跳出常識的慣性給予了信心。

　　又如，因果關(guān)系問題是西方哲學史上重要的哲學問題。康德說，休謨對“因果連接概念”的討論“打破了我教條主義的迷夢”，但我當初看《人類理智研究》沒什么感覺，而《科學的方向》一書用兩章討論了“因果性與自由意志”問題，不僅對這個問題做了非常清晰的梳理，還從科學的角度予以了回答，給了我很深的感受和啟發(fā)。

　　收獲3：科學閱讀讓人開闊心胸，有助于人文教育

　　“照中國哲學的傳統(tǒng)，哲學的任務(wù)是幫助人達到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特別是達到天地境界。”（馮友蘭《中國哲學簡史》）閱讀科學書時，也讓我不時涌起一種豁達、超脫之感。

　　《萬物簡史》一書從宇宙大爆炸到太陽系的形成，一直講到地球的形成、生命的起源，直至人的產(chǎn)生，“探究我們的世界及環(huán)繞著它的宇宙從創(chuàng)立之初一直到今天的發(fā)展歷程所做的嘗試”。如此宏闊的視野，不由得讓我想起莊子的“蝸角之爭”，令人頓覺渺小。

　　《萬物簡史》在講述萬物產(chǎn)生的過程中，還講了科學家是如何探索萬物產(chǎn)生的，對他們的生平也略有提及。例如，在談到地球的形成時，布萊森在介紹《地球論》作者赫頓的生平時說，赫頓因其家庭富裕，以“工作輕松、全面提高學識的方式度過大半輩子”，赫頓的生活方式讓人心生向往。

　　每次給工科生上課，不免談到學習傳統(tǒng)文化的意義，我常用莊子“無用之用”的觀點來提醒學生們，不能只看到立竿見影的實用才是用，那些間接的、起支撐作用的用也是用。

　　普朗克《科學的方向》的序是愛因斯坦寫的，愛因斯坦說，科學家分兩類，一類是“因為純粹的功利目的”“獻身科學”，還有一類科學家如普朗克，“之所以愛好科學，是因為科學是他們自己的特殊娛樂”。愛因斯坦說，第一類科學家“建造了科學殿堂的很大一部分”，但沒有普朗克這類科學家，“人類的科學殿堂也絕不可能發(fā)展到今天令人仰視的規(guī)模”。愛因斯坦把道理講得清晰、生動、華麗。

　　薛定諤也持類似觀點。他有本小冊子叫《科學與人文主義》，第一篇“科學對生活的精神影響”一開始就批評了功利主義，他說：“我認為自然科學與大學或其他知識促進中心所培養(yǎng)的其他類型的學問——或德文所說的Wissenschaft——大體相同。想一想歷史學、語言學、哲學、地理學、音樂史、繪畫史、雕塑史、建筑史甚至是考古學和史前史等方面的研究，沒有人愿意把這些活動與人類社會狀況的實際進步聯(lián)系在一起，并以此作為自己的主要目標，盡管這些活動的確會經(jīng)常促進社會狀況的進步。在這方面，我看不出科學的地位有何不同。”我想，以后再談到傳統(tǒng)文化的“無用之用”，愛因斯坦、薛定諤的話不失為一個很好的輔助說明。

　　古人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人類知識各領(lǐng)域就是前人朝不同方向走出來的千萬里路，在人工智能時代，我們不僅需要知道哲學家、文學家、歷史學家、社會學家、藝術(shù)家是如何認識世界的，還需要知道科學家是如何認識世界的。作為一名教師，不應(yīng)該局限于某一條路、某一個專業(yè)、某一個學科，而是應(yīng)該像浮士德一樣不知疲倦，體驗一座又一座的人類精神高峰。

　　（作者系北京交通大學文化教育中心副教授）

《中國教育報》2025年07月09日 第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