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森?卡姆拉斯，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約翰?菲利普?索薩初中數學教師。畢業于普林斯頓大學。1996年通過“為美國而教”項目到索薩初中做志愿者，服務期滿后留校任教至今。1999～2000年在哈佛大學教育研究生院攻讀碩士學位。2005年當選美國“國家年度教師”。

為捍衛教育公平而教

他或許會成為一名動物學家，因為他讀初中時曾對動物產生過強烈的好奇心；他或許會成為一名商人、律師或國際問題專家，因為這些都曾是他的追求。但是，他最終選擇了做教師，而且是在城市貧民區的學校做教師。他就是詹森?卡姆拉斯。

“我已經決定，我要為增加所有兒童的教育機會出一份力。我堅信這是他們與生俱來的權利。”卡姆拉斯說。

當教師8年后，憑著“日復一日為消除教育不公平所付出的努力”，31歲的卡姆拉斯獲得了美國教師的最高榮譽，當選2005年“國家年度教師”。他為首都華盛頓贏得了第一個“國家年度教師”稱號。

“學生希望被推動朝著更高的標準前進，最終實現目標。”卡姆拉斯評價他的學生，“他們樂觀向上，富有創造力。”他目睹了學生達到了他們從來沒有奢望過的目標。

面對美國社會最大的不公

本科讀公共政策專業的詹森?卡姆拉斯是通過“為美國而教”項目走進索薩初中的。“為美國而教”是一個在美國有著巨大影響力的志愿者項目，專門招募剛畢業的大學生到城鄉薄弱校任教。

索薩初中位于華盛頓的貧民區。在美國的教育地圖上，華盛頓的貧民區學校是最具挑戰性的地方之一。卡姆拉斯堅信，“每一個學生都應該獲得良好的教育”，而低收入家庭的學生難以獲得良好的教育，是當今美國社會最大的不公。

很快，卡姆拉斯就證明他是那種很難遇到且讓人永生難忘的教師。放學后他會在學校里待到很晚，跟學生一起下棋；為了確保學生能夠到校上課，他會開車找遍全城；他不僅勇于創新，還鼓勵學生標新立異。

卡姆拉斯的一位同事說，卡姆拉斯的與眾不同之處是他在課堂上的創新：“他在課堂上總是讓學生處于高水平的思維中。他是我們的榜樣和動力。”

大膽的教學改革

在卡姆拉斯看來，要讓薄弱校的學生獲得同等教育機會，提高他們的學習成績是當務之急。為了使學生的數學成績趕上來，卡姆拉斯想盡了辦法。他成功地說服校長把數學教學時間增加了一倍，對數學課程重新進行設計，加強了教育技術的運用，力爭使教學適應學生的各種學習風格，并將教學置于真實世界的背景之中。

教學時間增加一倍后，學生每天上兩堂數學課，由不同的教師來教，他們各有分工。這樣，教師就可以把授課速度放緩，減少每節課的教學目標，增加學習深度，提高學生對所學內容的保持率。

有人會問：既然增加了數學課時，肯定就會砍掉別的學科的課時，那么，卡姆拉斯砍掉的是哪個學科的課時？根據是什么？

卡姆拉斯回答說：“首先我要指出，我們沒有砍掉藝術和音樂課時。我對藝術的重要性堅信不疑。我們縮減了午餐時間，還從其他時間段擠出了5分鐘。學校的教職工一致認為這種化零為整的方式是最好的。”

數學教學改革僅用了一年時間就收到了成效。自從2002年頒布《不讓一個孩子掉隊法案》以來，卡姆拉斯的學生每年都達到了學區規定的進步目標。現在，他正在全校推廣他的改革方案。

為孩子打開另一片天空

卡姆拉斯認為，教學不僅僅是分享知識，他還堅信自己能給學生帶去更多積極的影響。

為了分享自己對攝影的熱愛，同時增加學生對當地的了解，卡姆拉斯與人合作在1999年發起了一個叫“曝光”的課外活動項目，并一直擔任負責人，還建立了網站。通過這個項目，索薩初中的學生學會了使用數碼相機、圖片編輯技術以及DVD制作軟件，創作了圖文并茂、反映他們的生活與社區風土人情的作品，并公開展出，和當地民眾分享。

卡姆拉斯帶著學生走遍全城，讓他們拍下他們想拍的任何東西。他說，發起這項活動的目的是幫助學生用攝影來講述自己的故事，通過攝影作品以及短文、詩歌來表達自己，以此來消除人們對低收入社區學校學生的偏見。同時，這也可以讓學生了解他們生活的城市及其政治、社會和文化資源。學生在攝影活動中還學到了大量數學和讀寫方面的知識。

“學生們對周圍的世界非常敏感，讓他們做一個提問者、建立自己的世界觀非常重要。”卡姆拉斯說，“我感到攝影是他們不受限制地講述自己的故事并獲得社會關注的一種方式。”

這項活動的經費完全是由藝術組織、慈善機構和個人捐贈的，學生們的攝影作品以各種方式在華盛頓特區展出，受到了市長和特區藝術與人文委員會的表彰。在卡姆拉斯當選“國家年度教師”之前的四年里，他從特區藝術與人文委員會、蘋果電腦公司以及當地的企業和基金會那里為該項目籌集到了6.5萬美元的經費。

2001年，為了表彰卡姆拉斯為“曝光”項目所做的工作，華盛頓特區授予他“藝術教育杰出貢獻市長獎”，這是當地的最高藝術獎。

留下來的支教志愿者

教育始終是卡姆拉斯生命的一部分。他的母親曾是紐約的一名教師，在家里經常跟家人談及學校里的事。他還開玩笑說，作為家里三個孩子中的老二，他天生就是做協調工作的。

然而，真正讓卡姆拉斯明確知道自己有教學興趣的，是他大學時做志愿者的經歷。在大二和大三之間的那個暑假，他加入了學校的學生志愿者委員會，到新澤西州特倫頓市的一所小學做學生輔導員，跟當地教師一起輔導貧困學生和學習困難學生。“我喜歡做教師。”卡姆拉斯說。

那個暑假的經歷讓卡姆拉斯看到了當今美國教育的一個嚴酷現實：很多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學習水平落后同齡人兩三個年級。“顯然他們很聰明，只是沒有其他孩子擁有的機會。”他說。

即便有這樣的經歷，學習公共政策專業的卡姆拉斯也險些未能進入教育領域。大學快畢業時，他曾強烈地想去讀法學院，但實際上卻沒有特別的理由。當他填寫法學院的入學申請表時，他總是回想起那年暑假與孩子們在一起的經歷。“我沒法兒寫申請陳述，一寫就會想起當年的輔導經歷。”

就在那時，一張“為美國而教”的申請表落在了卡姆拉斯的膝蓋上。他發現了自己的使命，決定申請去薄弱校任教。1996年夏天，他被安排到了華盛頓的索薩初中，并在兩年的服務期滿后留了下來，一直干到現在。

1999年，在索薩初中教了三年六年級數學后，卡姆拉斯暫時離開了那里，到哈佛大學教育研究生院攻讀碩士學位。2000年，他回到索薩初中，教了兩年社會課，連續教同一個班的七年級和八年級。從2002年開始，卡姆拉斯又教數學，同時教七年級和八年級。

幫助每一個學生實現最大潛能

卡姆拉斯的同事薩巴?碧瑞達稱他是“公共教育特別是城市教育極度虔誠的呼吁者”。

“卡姆拉斯不缺機會，但他長年待在索薩初中，因為他堅信自己和學生有能力克服所有困難，取得成功。”碧瑞達說，“我坦白地說，如果沒有卡姆拉斯，索薩初中就不會有效運轉。這么多年來，他事實上還是學校的副校長、課外活動組織者、考試專家、教學組長和新教師的培訓導師。他擁有一位杰出教師應該具備的所有素質——針對具體學生的教學能力、課堂管理和學校管理能力，以及最重要的素質——全身心力爭使每一個學生都實現最大潛能的奉獻精神。”

卡姆拉斯希望每個學生都實現最大潛能、取得卓越成績的強烈愿望，不僅來自他對每個兒童都有權利獲得良好教育的堅定信念，還來自索薩初中曾經在美國民權運動中扮演的角色。1954年為華盛頓特區所有公立學校解除種族隔離鋪平道路的最高法院判例，就來自索薩初中。

卡姆拉斯說：“為了向這所學校在民權運動中所做的貢獻致敬，我感到必須保證它成為社會變革的一個力量，讓那些被忽視和被束縛的人獲得提升。”

教學的最大挑戰與回報

事實上你在讀普林斯頓大學的時候就開始教學了，是吧？

卡姆拉斯：是的，我在新澤西州特倫頓市給小學生和教管所里的人做過輔導。我還在一個暑假去加州做過服務美國志愿者（VISTA），那是我長大的地方。

是誰激發你成為一名教師的？是你的母親嗎？她做過教師。

卡姆拉斯：很多人，從我母親開始，還有我從小學到大學的很多老師。

但最大的激勵來自我讀大學期間所做的志愿者工作。我利用暑假做教師和做服務美國志愿者的經歷，尤其是我在貧困地區服務的經歷，對我的決定具有很大影響。我清楚地看到了我們公共教育的不公平。我認為，這些不公平是我們國家當今面臨的最大的社會挑戰。我從那時便知道，沒有什么能夠比把我的職業生涯獻給兒童教育更重要、更值得的了。

你是如何確定執教學生的年齡段的？你最初是與“為美國而教”項目簽的協議，你對執教學生的年齡段有選擇嗎？

卡姆拉斯：我總是對中學比較感興趣。在得知我可以去索薩初中后，我考慮了一下是去這所學校，還是去高中。后來我決定就去這所學校，因為我感到初中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年齡段，我的學生在很大程度上還是孩子，但他們正開始長大成人，形成他們自己的人格，因此與他們相處是非常有趣的。我希望能夠為他們的成長發揮關鍵作用。

在“為美國而教”項目的兩年支教結束后，你沒有想過做別的嗎？是什么讓你留了下來？你原本有哪些打算？

卡姆拉斯：我一開始支教時并不確定自己在兩年后是否會留下來。事實上我一直想去讀法學院，但我很快愛上了我的學校、我的學生以及教學本身。于是我把法學院的申請表扔在了一邊。現在回想起來，如果學了法律，我可能會是一個痛苦不堪的律師。

請談一談你在哈佛攻讀碩士學位期間學到了什么。

卡姆拉斯：數學教學改革的思路來自那段時間。那時我還做了一些教育軟件設計方面的事，并把它跟攝影結合起來。我還研究了分層教學，上課的時候能用到它。

你做教師的目標是什么？

卡姆拉斯：教師這個職業的一個美妙之處，便是你有很多機會對學生施加影響。也許有一天，我會創辦自己的學校，努力擴大我的影響，檢驗一下我在成為一名成功的教師之后，是否能成為一名成功的學校領導。

你從學校獲得的最大回報是什么？最大的挑戰又是什么？

卡姆拉斯：對我來說，教學中最具挑戰性的，是找到辦法跟每一個學生都對上路。每一個學生都有獨特的學習風格和社會、情感關注點，以及獨特的人格特征。作為教師，我的職責便是盡可能地了解學生，以便能跟他們對上路，使教學能夠有效地完成。這是一個相當具有挑戰性的過程，特別是在中學，一名教師要教近150名學生。

但與此同時，應對挑戰的過程也是教學中最富回報、最令人欣喜的，因為它給了我進一步了解學生的機會。隨著教學的推進和對學生了解的加深，我得到了全班學生的高度信任。能夠幫助我的學生達到他們從來沒有想象過的水平，這是最大的回報。

在薄弱校體驗成功

2005年4月20日，美國白宮，玫瑰園。

“我的學生只不過是想獲得追求他們的夢想的機會。”站在布什總統和第一夫人旁邊的卡姆拉斯在發表獲獎感言時說。

卡姆拉斯從布什總統手中接過“國家年度教師”的獎杯，成為美國中小學教師的形象代言人。

卡姆拉斯長著一張娃娃臉，很容易被誤認為是一個穿著正裝的學生，他一手拿著獎杯，一手跟布什總統握手，然后跟總統和第一夫人照相。

“他通常從早上7點開始工作，極少在晚上7點之前離開學校。”布什總統在講話中說，“當有學生宣布‘卡姆拉斯先生，我會了’時，他心花怒放。”

卡姆拉斯笑了。

布什總統說：“一生有你做教師，你的學生是幸運的。有你這樣的教師教導美國的下一代，是國家之大幸。”

工廠一般的學校

就在那個時候，在約10公里外，索薩初中120號教室里的學生正取出他們的尺子畫矩形，有的安安靜靜、專心致志，有的大聲喧嘩、心煩意亂。

索薩初中坐落在安納克斯提亞河東部的一座公園邊上，那里屬于華盛頓的窮人區。高高的煙囪讓這座有著50年歷史的紅磚建筑看起來更像是工廠，而不是學校。

白色的旗桿上沒有旗幟，學校大門口的一塊牌子上寫著“150米內不得有火器”，因為幾年前，有兩名婦女在附近的街上被人用槍打死了。安裝在大門上的金屬探測器每天都要對學生進行探測，經常會查出學生攜帶的刀具。

全校380名學生，除了40人外，其他人都有資格獲得免費或優惠的午餐，這一資格只有貧困學生才有。一年前，46%的學生閱讀考試不及格，數學考試不及格的則多達73%。

卡姆拉斯說，他不會總是盯著這些負面信息，他的目光一般集中在學生的臉上。

“學生每天都用他們的聰明才智、創造力和幽默激勵著我。”卡姆拉斯說，“教學是一項要求非常高的工作，我珍惜每天跟學生相處的時光，教師每天都能夠對學生的生活產生巨大的影響。”

從了解學生開始

卡姆拉斯跨出大學校門時風華正茂，而他來到的這所初中則顯得老態龍鐘。

學校的老師跟他談學校的各種問題，包括經費短缺，以及一些學生面臨的經濟困境。他說：“有的學生還遭受過暴力。”

但從一開始，卡姆拉斯就決定“永遠不用負面因素來預測學生的能力或潛能”。

在執教的第一年，卡姆拉斯努力去了解每一個學生，了解他們是什么樣的孩子、他們關心什么、他們作為學習者有什么需求，把他們當成獨特的個體。

卡姆拉斯每星期都要和他的學生溫達爾下一次棋。“溫達爾通常會贏，我已經盡力了。”他說。

一盤盤棋下下來，卡姆拉斯了解了這個學生和他的家庭，他努力想辦法激勵他“在課堂上集中注意力，爭取發揮自己最大的潛能”。

“我想，第一年執教時，我在學習如何把學生吸引住，如何把他們的激情釋放出來，并使它從興趣愛好轉移到課堂學習中來。”卡姆拉斯回憶說，“我想利用它來做催化劑。”

溫達爾在1999年以優秀畢業生的身份從索薩初中畢業。他上高中后，卡姆拉斯還經常幫他輔導數學和科學。后來，溫達爾進入亞特蘭大莫爾豪斯學院讀電子工程專業，成為他家里第一個上大學的人。

“他對我說：‘溫達爾，你有巨大的潛能。’”到白宮玫瑰園參加卡姆拉斯頒獎典禮的溫達爾回憶說，“我說：‘我注定會干大事業。’他說：‘永遠保持這個夢想。’”

去哈佛充電

在從事了三年教學工作后，卡姆拉斯感到自己進入了高原期。為了獲得新的動力和技能，他打算到研究生院去充電。最終他選擇了哈佛大學教育研究生院，因為那里有豐富的課程可供選擇，還可以為自己制訂一個關于教育技術與教育政策的學習計劃。

“在哈佛大學教育研究生院，我有機會對教育進行深層次的思考，不僅在實踐操作層面思考，還在宏觀政策層面思考。我能看清自己在教育界處于什么樣的位置，以及我的志向。”卡姆拉斯說，“我想，這對我很有好處。”

卡姆拉斯兼顧著教育政策與教學法兩方面的學習，對他影響最大的是理查德?莫納內教授的教育政策課程，該課程使他對教育問題有了更加深入的批判和系統的思考。“它對我非常有幫助，使我豁然開朗。”卡姆拉斯說。

成功的改革

從哈佛大學教育研究生院畢業后，卡姆拉斯回到索薩初中，準備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他的改革理念是，一方面保持對學生的高標準、高要求，一方面使學生為自己的教育負起責任來。

“我想全國各地的學校都在發生一些類似的事情，但影響我們幫助學生取得進步的最大因素，是實現這兩個方面的觀念的轉變。”

卡姆拉斯認識到，問題的關鍵，是孩子們的學習落后太多，他們幾乎沒學到最基本的知識和技能，當他們進入更高年級時，問題將會非常嚴重。

卡姆拉斯從課程改革入手。他采取的重大改革措施包括增加一倍的數學教學時間，這樣，每個學生每天能上兩次數學課，每次45分鐘；他還將數學教學分為兩大部分——基礎技能和數學概念。

“對我來說，很多改革措施屬于常識。”卡姆拉斯說，“你的學生數學成績落后了4個年級，如果每天只給他們上40分鐘的課，時間肯定不夠，那就做點兒什么吧：給他們更多時間。”

當然，增加數學教學時間也遭到了部分學生和成人的反對，他們質疑每天近兩個小時的數學教學能否讓學生吃得消。

但卡姆拉斯說：“我始終認為高要求的觀念具有普遍的意義。如果你看看我們的教學內容和教學要求，你就知道這個觀念并沒有扎根，我們真的沒有堅持高要求；但每天兩個小時的數學課則是高要求的具體體現。”

一天兩節數學課的方案一開始在七年級實施，一年后便取得了很好的成效——統考不及格的學生從80%減少到40%。后來，這個方案被推廣到了學校其他年級。

此外，卡姆拉斯還讓學校自己編寫教材。“我們感到現有的教材不起作用，我們收集了大量資料，努力根據學生的生活背景創設教學活動。”

卡姆拉斯雖然重視學生的考試分數，但是他說：“我不只看考試分數，也不只看經濟條件。我的學生不是由這些東西定義的。我的學生開朗上進，富有創造力，且很有幽默感。我的學生熱愛學習。我相信所有孩子都有深入了解自己和周圍世界的內在愿望。我希望每一個學生都有同等機會實現這個愿望。”

《在與眾不同的教室里：8位美國當代名師的精神檔案（修訂本）》

李茂 編譯

源創圖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