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教育新聞網訊（記者 董魯皖龍 通訊員 葛桂昌）“我今年90歲了，眼不花，耳不聾，所有的稿子都是我自己親自打印的，不用別人幫忙。從1949年考上老師一直從事教育工作。我感到，當老師真的是非常高尚的職業，一舉一動都影響著學生，對后人的成長非常重要。當老師我還沒當夠。”莊維林說。

莊維林出生于1930年，7歲開始上小學，上了不到一年時間，日本鬼子就來了，日軍掃蕩間隙，就在祖父指導下自學。1940年，八路軍115師進駐莒南后，又上了抗日小學學習。14歲時學習織布，1947年9月進了大店區供銷聯社當織布工人。

“共產黨始終非常重視教育，莒南縣是老濱海區，解放的比較早，但是辦教育、辦學校最缺的是老師。”莊維林說。

1949年5月，莒南縣在大店開辦了莒南縣師資學校，就是莒南師范的前身，莊維林考上了，是第一批，總共20多個學生。

莊維林回憶，當時入學考試的時候，考題很簡單，語文是解詞、造句和作文，他仍然記得當時的作文題目——你對當老師的認識。數學最難的是兩位數以內的乘除和應用題，考常識時有一道填空題把我憋住了，“六六是什么節日”，沒有答出來。后來才知道“六六”是教師節。1951年以后，“六六節”合并到“五一勞動節”了，這足以說明當時咱們共產黨是多么重視教育，老師的地位當時是很高的，因為解放初期識字的人太少了。

當時師資十分缺乏。1950年2月，莊維林剛結業就被分配到洙邊區環河崖村任教。洙邊區全區不超過30個老師，全縣也就是200多名教師，而且師資水平也是參差不齊，大多數青年老師只有小學文化程度，沒有接受過教師培訓。

當時辦學條件十分簡陋，環河崖村小學設在農戶家里，五間筒子屋，連桌子、凳子、黑板都沒有。全校只有我1個老師，30多名學生，年齡從7歲到20多歲，設四個年級，實行復式教學。

“在一個教室里，一個老師給四個年級的學生同時上課，是需要老師動腦子的，必須讓每個學生都有事做，誰也不能閑著。”莊維林回憶，早上有晨讀，上午3節課，下午3節課，有時候中午和晚上還要給民校的識字班和成人夜校開展掃盲教育。

那時候，教學條件很艱苦，但是老師和學生的積極性都很高。學生用的本子很緊缺，大部分學生用石板、瓦盆底當本子，就在這種情況下，仍有好多學生考上了大學，有的當上了國家干部，有的當了工人，有的當了老師，當了校長，沒考上學的在村里也當了會計、生產隊長。

1952年秋天以后，莊維林先后被調到石門學區、演馬學區、書院學區當校長，當校長期間，他一邊教著兩個年級的復式班，一邊管理著學區內的10多處村小。這期間，他們做了大量探索，請英模人物作報告、剪報展覽、與縣圖書館合作借書閱讀、辦壁報，自編了《美術》教材、識字教材等。

1956年，莊維林被借調到縣教育局做教研員，主要任務就是研究小學教學方法、調研學生鞏固情況、民辦教師待遇等問題。當年為全縣22名民辦教師辦理了轉正手續，老師的待遇得到了很大改善，各學校的學生人數也大量增加。

1960年，莊維林又被調到了板泉小學任校長，學校的教學成績非常好，升學考試我們學校占全區的一半以上。文革時期，因為是業務掛帥典型，政治不突出，遭到審查。之后，先后被調到三所學校當老師、教導主任、校長。1973年暑假調到縣教育局幫忙寫材料，1978年正式調入縣教育局，1980年擔任教研室副主任，1990年12月31日，在教研室主任崗位上離休。

除了教學管理，1976年—1977年，莊維林還編寫了農村政治夜校教材《語文》《小麥》《地瓜》《花生》《蘋果》，印發全縣，并被臨沭、沂南等縣采用。1979年參加國家教育全國工農業余初等學校教材《語文》課本的編寫，1989年參加山東教育社《小學生作文辭典》的編寫，任第一副主編，承擔記敘文部分的撰稿。1990年編寫《小學生作文分類選評》等。

在莊維林看來，改革開放以后，我們國家的教育發展很快，特別是2010年以后，莒南縣的教育變化可以說是日新月異，不光是義務教育，包括高中教育、學前教育、特殊教育、職業教育，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都是原先不敢想像的。

“現在不管走到哪里，最好的建筑都是學校，最美的風景都在校園。現在的學生真是太幸福了，一定要珍惜啊。”莊維林說。

離休不離教育。除了自己，莊維林家四個兒子、一個閨女，包括兒媳在內，還有7個當老師的，其中4個是高級職稱。

“我干了一輩子教育，對教育最有感情，當老師我還沒當夠。”莊維林說。